背着那书包上学堂广告（5岁时姐姐背着上学堂）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吴鑫娣，男，196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丰惠镇后山村，1978年从丰惠中学毕业，同年考取复旦大学物理系，1982年考取李政道教授组织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1983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现定居美国加州硅谷。

原题

忆故乡的乡村母校

作者：吴鑫娣

高中前

我出生在绍兴市上虞区丰惠镇后山村，老家离祝英台的故乡祝家庄10公里左右。从丰惠镇正北过元贞桥，在右边100米左右，一条往北的小路（现在在厂房之间）直通后山村，我们村分五个小队，小路的右边小村是一队，一队的北面就是坐落在正面大山萝岩山下的二队，那就是我的老家。

后山村是我没有见过的外公的家乡，外公只有两个女儿，外婆在我母亲十多岁时就过世了，外公过世后，母亲就带着妹妹相依为命；我父亲是丰惠镇东边的永和镇人，父母结婚后，因为父亲兄弟姐妹太多，父母就落户到后山村，在外公的宅基地上搭了个小房，我们老家的房子至今还在同一个宅基地上。

我母亲上过小学一年级，因为我外婆生病，没有继续上学；后来家里给我的书信都是我母亲写的，一般是两页左右，尽管错别字每封信都有，但我能理解母亲的意思。我父亲是个泥水匠，当年附近不少房子，灶台是他造的。父亲是个文盲，只认识钱，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但造房子时能估算出需要多少石灰、砖头、瓦片等。

因为我父亲是倒插户，而且外公，外婆已经过世多年，再加上我父亲泥水匠的活是有现金收入的，（当时农村平时只挣工分，年终结算后每个小队按照收成、工分量来分红，每家从生产队只能等到过年前才能拿到现金。）我们家常受到邻居们，甚至亲戚们的农村典型的欺负以及妒忌。幸而我母亲能克制、包容，用心平气和的态度与方法缓解冲突，解决矛盾。

在我五岁那年，因为当时村里的小学没有足够的七岁（实足年龄）孩子上学，就鼓励6岁的孩子上学，但是还是没有足够孩子上一年级，就同意五岁的也可以上。我有一个大我7岁上小学的姐姐，还有一个妹妹，母亲一人没有时间管教三个孩子，就把我送进了小学，让老师来管教。

当时后山的村小学在村东面，从我家先向东走150米左右，再向南200米，小学就在一个废弃的庵（叫大匾庵）里。开学那天是我姐姐背我去的，被同学们嘲笑后，之后只好自己走路了。学生们从庵的西面进入学校，一进门是老的棺材间，阴森森的，大家都是小跑窜行。庵的周围是一大片空地，长满野草，课间大家就到围墙外玩玩石子，冬天在空地里推雪球。

我们的小学老师大部分是丰惠镇到我们村的知青，有高中毕业的，也有初中毕业的，再加上念过私塾的老先生。教我们一年级的是沈老师，就教数学与语文两门课。我们班有28个同学，有6个是五岁的，都坐在前面；小星同学和我同桌，我们俩一直同桌到初中毕业，其余五岁上学的在中途留到低年级去了。

在我三年级时，村里在我家西面100米左右建了新的小学，有我父亲主持建的；新学校中间是个大礼堂，大礼堂前面是有两层的，村里的会计在上面办公。两边是一层的教室，以及老师的办公室及宿舍。学校大部分老师是村里的居民，后来的谢校长平时就住在学校。在我们小学毕业时，在大礼堂西侧加建了两个教室。现在村里已经没有学校，这些老房子已被改用其他用途。

在我们小学毕业时，国家可能想减缓上山下乡知青人数，把冬季入学改成春季入学，我们多上了一年小学，叫过渡班，即6年级；一年后，改回冬季入学；在我们6年级毕业后，应该到丰惠中学上初中，但国家又来新政策，在农村普及初中；我们在村里上初中，每个小学毕业生都可以上，我们小学老师同时升成初中老师。大礼堂西侧的教室就是我们初中班级的，当时村里刚刚通电（1974年），我们教室里的电灯是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安装的，两根电线是用陶瓷垫片固定在梁上，圆形开关有根长的绳子挂下来，拉一次咔嚓咔嚓的响。

在我上小学时，家里住的是三间土坯房，中间一间开大门，正堂摆放八仙桌，正墙上贴毛主席像，像的两边是学校的奖状。右边是灶间，左边是卧房。土坯房就是做好墙脚后（一般以石头作为墙脚）用木做的模具，置于墙脚上面，放入泥土模具内人工分段分层夯实成墙，就是所谓的泥墙，房子的屋顶是稻草盖的，地是夯土，在梅雨季节，是潮湿的。在我小学毕业时，父亲在三间土坯房西边加建了一间深一点，高一点的瓦房，几年后，又把三间土坯房屋顶改用瓦片。

后山村的地理条件比平原地区的农村要好一些，有农田，地与山。当时农村以小队为基础集体经营，农田，山以及大部分的地属于集体的，每家在房子附近都有一块小的自留地。国家按照农田的面积，每年征收粮食，粮食收购价格是国家定的，农民每年先必须先向国家交公粮，有多余才是农民自己的口粮，收成不好年间，农民只能吃其他的。

为了给自己留点粮食，村里会把山坡上的地改成农田，这一些农田不计算在征收粮食面积里。农田里一般种两季水稻，为了不耗尽土壤的营养，隔年冬天再种一季麦子；地里种土豆，番薯，花生等，地里还有一些果树，有几个小水塘养鱼。除了交公粮，其他的是队里的收成，分配实物一般是以人口数（有大人，孩子之分），年终现金以每人挣的出工总分来计算，正劳动力，即壮年，每天挣10分，队里每年对每人评估一次定工分高低，上山下乡的知青给予照顾，以每天10分计算。山上的树，柴是滋长自灭，每年小队组织砍柴，分配给每户用于烧灶台。每家每户都会养鸡，养猪，偶尔也会养羊，鹅，以及兔子。大家都在自留地里种蔬菜。在农村，除了下大雨，大人们没有一天休息的时间。

在农村，百姓们是靠天吃饭的，村民们口粮基本上能保证的，家里老人多，子女多的，就比较困难，有时会有邻居在烧饭前来借米，甚至借盐或者酱油。每天一家人有个蒸鸡蛋已经非常好了，平时荤菜是要凭票到丰惠镇买，每个月能吃上荤菜是不容易的。村民们为了弄点现金，会把自己种的蔬菜等到镇上卖，春天时，我妈会整理好一把一把的春笋，叫我到镇上卖，一毛一斤。

大人们在田里，地里忙。孩子们除了上学，帮助家里做家务，带弟弟妹妹，拔猪草等等是每天必须的。所以学生们在学校课间尽量把作业做完,下午课后回家干活。

尽管队里分发一定量的柴给每家，但是还是不够的。在我小学3年级时，就跟着一个表舅和表哥（当时他们还在上学）每天下课后上山捡柴部头，即已经死掉的柴桩，树根，松丝（松树掉下来的松针）等等。从小学3年级到初中毕业，除了下大雨，每天下午3点上山，傍晚7，8点每人挑两粪箕的柴部头回家，哪几年跑遍萝岩山，走过萝岩山下每条山路；最开心是找到已经死掉的松树，最好吃的山沟里的杨梅，最好喝的山上的泉水，最舒服的躺在厚厚的松针上，最讨厌是路边的黄蜂，最麻烦是柴捡得太多，挑不下山。

当孩子们12~13岁时，在暑期中，就要跟大人下田干活，从拔秧，插秧，耘田，割稻都干。学习插秧是一排孩子们在各自的秧绳间有大人站在身后教，弯腰一行一行插，一步一步先后退，腰酸直下腰，就被打屁股，再加一句“小孩哪里有腰的！”在干旱的夏季年头，正值干旱双抢时节，一边抢收割一边抢播种，村里要用脚踏水车和手摇水车从河中引水，引到高处的农田里，孩子们往往在脚踏水车上被大人们捉弄。

有两年暑期里，因为我脚受伤，无法下田干活。第一次是因为上山捡柴部头时，脚底被竹尖插了一个几公分深的洞，幸而有在双抢时节从丰惠人民医院到后山村来的医生每天换药，换纱布，那年暑期，在医护室里待了不少时间；第二次是在上初中时，同几个顽皮的同伴们，在村东边良种场里3-4 米高的水泥饲料罐里跳下去，造成脚骨折，害得一个暑期做不了什么，谢校长把学校里唯一的书：《金光大道》《艳阳天》借给了我；为了看医生，我妈同我姐用篮子把我抬到通明乘船去余姚，在我余姚表姨家住了几个星期。

当时我们农村读完初中后，没有几个同学可以继续读高中。对我来说，读不了高中，可能就要跟我父亲学泥水匠，我妈希望我再学一点技能，考虑过学二胡，最后决定让我学珠算，打算盘。我拜师东边村的潘先生；潘先生是有学问的人，是当地我们叫先生的人之一，曾留学日本，听说他同他老婆是讲日文的，又说潘先生曾在解放前给日本人当过翻译，可以想象他为什么在务农。潘先生家就在村东边良种场附近，我在初中时，每星期去一两次；潘先生教算盘有独特的一套，从口诀到手法，我打算盘进步非常快，加减乘除都能玩得可以。

我们读完初中后，就要到丰惠中学（当时叫井冈山中学）读高中，尽管我们有24个初中毕业生，因为我们是农村户口，1976年给我们后山村读高中的名额只有8个。怎样定这8个名额？在当时的形势下，大队里的领导就能决定，干部、党员的孩子优先。问题来啦，我们毕业班干部、党员的孩子太多了，名额不够！但是书记以及大队长的孩子学习成绩不错。最后大队里的领导们开会决定：择优录取，以初中总成绩，选前8名同学。在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前，择优录取这样一个超前的决定，以初中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我被推荐上高中。书记以及大队长的孩子也被推荐了。我们班主任俞老师在会后直接跑我家告诉我妈这个好消息，我当时似乎没有太大的反应。

在填写高中入学表格时，要求学生名字同户口簿上的一致。从小学到初中，我用的名字是吴钦弟，但户口簿上的名字是吴鑫娣。原来吴鑫娣这名字是一个算命先生取的。这位算命先生是当时有名，住在丰惠西南门的王檀（音）先生。我出生30天左右，王檀先生路过我们家，被邀请给我排八字。先生说孩子命不错，问有名字了吗，答没有，被允许取名吴鑫娣：五字缺金，用三金鑫来填补；娣是因为这男孩子容易夭折，要以女孩子来养。

算命先生是有远见的：我两次差一点淹死；5岁冬天时，我穿着棉袄就一人飘在家门口的池塘里，说是我父亲从另一边跳进池塘把我拎出来的。在我11岁的夏天，发大水期间，我跟着伙伴们到家南边的水库玩，当时我游泳不是太好，抓着一根草在水库进水口打水，一不小心被水带进水库中间，我在水里挣扎着，喝了很多水，在昏死前听到伙伴们的叫声以及跳水声，等我醒来时已是半小时后，伙伴们把我搁置在田埂上放黄水。

在我丰惠中学读高中的两年里，常常在西南门的街头见到王檀先生，总是想怎么给我取个女孩子的名字！

高一

当时管我们入学的丰惠中学（当时叫井冈山中学）的杨副校长，看到我的入学表格，心想这么大的孩子，男女都搞不清楚，就大笔一挥，把男性别改成女的。自从把吴鑫娣填到丰惠中学的入学表格上，名字就成为见面的话题之一。

我们高中一届有6个班，一共360左右个同学。大部分的学生是丰惠镇的，城市居民户口；余下的来是附近生产大队来的，农村户口。1班、 2班的同学都是同丰惠中学有关系的，老师及员工的孩子。我被分配到3班，班上1到24号的学号是女同学的，因为名字的原因，我的学生号是10号！

我们3班的班主任是韩老师，数学老师；副班主任是周老师，语文老师。来自朱巷村的立军同学是班长，来自丰惠镇的燕侠同学是副班长，我被指定为数理化学习委员，文科学习委员是东光村来的霞琴同学。我们班有毕业于丰惠初中的，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们几个农村户口的同学指定为班干部。当然，作为学习委员的主要任务是收发作业本子而已。我们一届3，4，5，6班的教室在学校大门北边小山上，我们班的教室在最西面， 1，2班的教室在学校大院里，所以在高中一年级时，基本上不认识1，2班的同学。除了班韩老师教数学，周老师教语文，我们的化学老师是4班班主任陶老师。

小山顶上再北边是学生的宿舍，东西两边是校办工厂的房子，中间是老师的宿舍，化学陶老师老家在绍兴陶堰，平时就住在小山上，再南边一排平房就是教室。从小山南面下几十步台阶后，步行三四十米左右，就达到学校大门，大门两边都是水稻田，水稻田中两边有小路通南门，西南门。

进入学校大门的路一直连接到大礼堂，左边是水泥路面的篮球场，再左边是学校的初中部，路右边是个土面的大操场，操场（右边）的西南角是两层楼的教室，再南边就是食堂，在食堂与大礼堂之间有一些平房，轻微上坡就是学校的运动场，有400米标准轨道，跑道中间有一排平房，东西两头是教室，中间是学生的宿舍。运动场南边的山坡种的是桑树。

高一的学期成绩报告单

在高一时，除了几个路非常远的农村同学住校，同学们都走读。我是每天先从泥路上丰惠到百管的汽车公路，过元贞桥，100米左右再过一座现在已经填掉小河上的石头桥，往南50米左右，沿公路小上坡到丰惠老城墙下，随即左转到丰惠北门口，右转进入石板路的北门大街直接到丰惠老街，沿丰惠老街路过右边的丰惠人民医院，左边的九狮桥，两边的南北百货店，布店，肉店等等，过街河，进入西南门街，走四五百米，路过2班少华同学家后，左转过一小石板桥，经过两边的水稻田，从右边上坡达到学校大门北边小山，沿左边步行路绕过小山可到学校大门。我的单程步行需要50~60 分钟左右。

一早到学校后，路远的同学们第一件事是先到学校大院两棵樟树西边的食堂，把随身携带的铝制饭盒里的米加上水，支付一分蒸饭钱，把饭盒放入两个非常大的蒸饭锅里，为了防止搞错，在饭盒上下都刻上名字，同时也要记住饭盒放置的位子，以便在中午开饭时在上百个饭盒中找到自己的饭盒。中午课间时，住在镇上的同学回家吃饭，我们路远的到食堂拿自己的饭盒，找个地方，加上自己带来的菜，把中饭吃了，尽管食堂有小菜可以买，有能力买的同学寥寥无几。

进学没多久，1976年9月9日全校被通知，下午4时有重要广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带上上课的凳子，在学校大门口的大操场整齐，向西坐定。4点整，高音喇叭里的哀乐一开始，大家知道出大事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形式发表讣告：伟大领袖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0时10分逝于北京，终年82岁。一片哭泣。

过了一个月后的10月下旬的一天，学校要求同学们在天亮前到达学校，个子高的男同学被安排在前面，每人手举一个大字形成：打倒“四人帮”，打倒江青…..牌子。最前面是敲锣打鼓，加上一串打倒的牌子，其他同学包括我在后面大喊 “打倒四人帮，打倒江青……”的口号，在天亮前从丰惠中学游行到丰惠老街，从西到东，再从南街回学校。当天是丰惠老百姓第一次听说四人帮。

1977年上半年我们又上街游行了一次，前面同学抬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模型，后面同学们大喊口号庆祝“毛选”第五卷的发行。

在我们高一时，我们语文老师周老师希望同学们参与练习钢笔字，记得只有10几个同学参加，每天一页钢笔字练习，我没有彻底坚持下来，燕侠同学与幼强同学练出一手好字。学校大门北边小山上教室楼中间有个南北通的走廊，两边有几块黑板，每个班级有一个块黑板，定期出黑板报，班级上写好字的同学常常在黑板前显手。

在我们高中一年级时，学习了一些农机有关的知识，嫁接过运动场南边的山坡上的桑树，授粉过杂交水稻。当时丰惠中学在西湖农场有120亩水稻田，学校每次派两个班级到西湖农场住两个月学习劳动，我们3、4班一起去农场的。从丰惠中学到西湖农场先出西南门，沿着河，往西步行半个多小时。有一次同班主任韩老师一起去农场，韩老师步行特别快，我们要小跑才能跟上。

在农场期间有一次发大水，同学和老师们在晚上跳进水里，抢修堤坝，回宿舍后每人一碗姜汤。农场宿舍边有荷藕池塘，由于荷藕长在水里太深，我们用脚去勾荷藕，我不小心碰到锐利的石头，切伤了脚，留伤疤到现在。

高一后的夏天（1977年的夏天），学校要求同学们分批到西湖农场帮忙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到的一天，我们的任务是耘田十几亩。水稻耘田是对移栽后的稻田进行中耕除草和培土：双腿膝盖跪到田里，每人7秧苗，大家排一排，用手把秧苗周边刚长出的草拔掉并混和于泥土里，一步步移动，从田一边清理到另一边。我们耘田没多久，发现我们一天无法完成耘田十几亩的任务，同时发现田里有不少黄鳝洞，抓黄鳝变成主要任务了，接下来把每块田四周耘一遍，再把田中间的水搅搅浑，算是交差。

高二

我们高二开始时，不知道为什么韩老师指定我为2班班长，我是我们班级年龄最小的。其他班班长都是团员，唯一我不是，我们2班团支书接令要发展我成为团员，做我思想工作，我的入团申请书的模板是支书给的，但是我没有达到当时入团最小年龄的要求，没有完成入团任务。

作为班长，其中一个任务是在年级大会上代表班级作报告，我第一次作报告是在大礼堂，报告稿子是燕侠同学写的，站在礼堂台上紧张得不敢看台下，也不知道话筒在哪里，当时主持会议的朱副校长把话筒移到我面前，他一边移，我一边转，最后我是面向侧面作报告，听到下面一片笑声。

在年级运动会时，没有足够的同学报800米竞赛，尽管我一般只能跑100米，或者200米，作为班长，只好报名800米竞赛。比赛一开始，我用短跑的速度领先大家，由于过度提前用力，后来其他选手一个一个超过我，最后我是咬着牙才勉强跑完比赛，跑完就瘫在地上。

班长的另一个任务，是中饭后第一节自习课带领全班读《毛泽东选集》1-5卷。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变成研究文章脚注：打了什么仗，在哪里打的，同谁打，死伤多少人，缴了多少把枪等等。

高二期间，我们的教室换到运动场中间最东边的一间。有一次化学课，陶老师提了一个问题，那时候学生是不举手回答问题的，陶老师开始点名让同学站起来回答，回答不出来的，继续站着，六七个同学没有答出来，陶老师把眼光移到坐在第三批的我，点了我的名；我平时有个习惯，每次做完作业后，会把下一节课的书本翻一翻，特别关注一下自己看不懂的地方，这样在上课时可以专心注意没理解的部分；我的回答让陶老师惊讶：老师提问题的这方面还没有教过，应该下一节课会讲到。陶老师火了，一拍讲台：其他同学都坐下，吴鑫娣给我继续站着！我低着头，足足听了陶老师五分钟训话，包括“吴鑫娣你这老牛B”之类的。课后，整个高二教师办公室就传开了3班吴鑫娣敢顶撞陶老师！

“老牛B”绰号是有原因的。在上初中时，因为没有书可以读，我把地理课本翻烂了，自以为很懂地理了；在高一期间，有一次在教师办公室里，我居然同陶老师说，地理难不到我。几个问题下来，我就出洋相了；就这样被陶老师授予“老牛B”称号！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恢复职务，分管科学及教学。在1977年下半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从1966年到1969年，大学停止招生。1970年到1977年，按照教学部““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招生工农兵大学生；“群众推荐”往往走了过场，“领导批准”为领导走后门提供了方便，出身工农兵家庭的子女，基本上推荐无望。丰惠中学当时就有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来做老师的。

1977年高考是每个省市自己出题，高考时间也不统一，因为准备时间关系，高考时间都在1977年的12月份，入大学是1978年初。1977年的考生主要是1966年、1967年、1968年大学停止招生的“老三届”，还有后来没有恢复高考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信息灵通的考生，有一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大部分考生都不知道如何准备。对于我们在读高二的学生来说，大家似乎没有关心1977年的高考。

1977年的高考对丰惠中学打击很大：当年毕业的学生没有一个考上大学！

在1978年的春天，丰惠中学决定成立一个快班 （第7班）：从6个班挑选27位学生，配置高二最好的老师，化学陶老师，物理元老师，数学有三位老师分三部分教，韩老师教其中之一；同时分成理科和文科两部分。在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形势下，极大部分快班同学选择了理科。

不清楚具体如何挑选快班学生，听说看高中的成绩并经老师的推荐，我们三班燕侠、月月两位女同学和我被选上。原一班班长光源同学任7班班长，我任副班长。我唯一的任务是一早开教室门，晚自习后关门。我们7班的教室在大门口操场（右边）的西南角两层楼的一楼靠操场一角，面对两棵樟树。

为了更好的学习，参与夜自修，我母亲让我住校。学生宿舍在学校北面小山上，当时的室友都是从三溪来的同学们，来自农村。大家每个周末回家，周日回学校，三溪来的同学一般都挑两捆柴回学校，周一早上到丰惠镇上把柴卖掉，挣点伙食钱。大家回学校时，带一星期的米，以及平时吃的菜，新鲜的菜只能带一天的，梅干菜是我们的主菜。

我母亲会给我一小瓶的猪油，酱油猪油拌饭是常吃，梅干菜汤天天有，偶尔到镇上买一块霉豆腐, 没有在食堂买过小菜。我们住的宿舍是上下铺的，因为我后面加入，所以睡上铺。有一次半夜我带棉被从上铺摔到硬地板上，爬回上铺继续睡。

夜自修人人到。但是在1978年的春天，中国当时没有足够的电力，所以晚上常常停电，后来才知道电是送到大城市了。（包括点路灯！）同学们每人一盏煤油灯，煤油灯是把用完的牙膏头剪下来，串一根油灯线，套在去盖子的空墨水瓶上，学校提供免费的柴油；同学们在各自的书桌上钉三个钉子来固定煤油灯，在我宿舍上铺上也有三个钉子。一晚上的煤油灯，整个教室是乌烟瘴气。我每天晚自习后按时关教室。

快班成立到1978年高考只有4个月。我们以前学习的课程同高考的基本上没有关系，在4个月内我们需要把高中两年的正规课程学完。最大的问题是当时没有任何的正规课本，这样就非常辛苦各位老师了，他们需要从零做起，自己准备讲稿、课本及作业，而且要亲手刻制模板，有时校办工厂油印来不及，同学们就要去帮忙油印。老师们也没有足够复习题，后来同上虞10个高中交换复习题，极大增加了复习题数量。练习题天天做，老师改作业来不及，最后只好把标准答案贴在墙上, 同学们自己看对错。

因为教学进度特别快，老师们没有时间来解释第二遍，同学们能跟上已不容易，课堂上举手问问题越来越多，课后到教研室问老师是天天的事；因为当时怕害羞，男女同学沟通非常少，男同学数理化强，女同学文科好，错过了互相帮助的机会。我们几个数理化比较好的男同学，如烈虎、少华等等，常常围坐一起讨论做题，特别是一些能找到的文革前的题；建明同学的上海亲戚寄来的一本新的数理化复习题，也被全部做完。

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口号下，数理化被重视。上虞在1978年的春天组织了一次全县数理化竞赛，有10个高中参加，考试地点在丰惠中学，我同我们快班的同学参与了比赛。在考化学时，陶老师进到考场里转转，一路瞄瞄我们的考卷，在回来路过我的位子时，敲了一下我的桌子，吓得我非常紧张，重复审核考卷，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考完出教室门口，陶老师在等我，“你那一题除2没有？”在化学方程计算时，我少了一个2！又是一顿“吴鑫娣你这老牛B” 训话，完全应该的，我应该考满分的！最后，烈虎同学全县数理化竞赛拿了第三名，我化学考试不搞砸的话，排名应该在前面的，但只拿了第九名。在运动场边上发奖状时，陶老师还狠狠的盯了我几眼, 低着头是我唯一可以做的。

高中数学里函数较难，有一些题需要很多时间来“推公式”。一次我和少华同学几个恶搞，在下午课后，把一道难题提给我们其中一位数学老师，金老师（三位数学老师中唯一的女数学老师），希望第二天早上告诉我们答案；害得金老师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早上红着眼睛给了我们5-6页长的解答。

在高二毕业时，高二的同学们需要参加毕业考试，快班同学的毕业考试都免了。一天我们在二楼上政治课时，有位老师敲门进来，叫烈虎同学和我到老师教研室去一趟，莫名其妙的。当时快班老师教研室就在二楼教室对面，烈虎同学和我进去一看，老师们在等待我们，教研室中间有两张桌子，上面各放着一张白纸，一支铅笔，老师让我们俩坐下，告诉我们白纸后面是考卷，听指令才可翻过来，需要尽快做完。翻过白纸发现是五道简单的物理题，烈虎同学比我提前几秒钟完成考卷，这时发现有老师在记时间，我们用了五分钟左右做完做对了。我们被告知考卷是高二毕业物理考试，老师们想了解一下快班同学同其他同学的差别，听说有同学一小时内都没有做完。

我的高中毕业证书

高考前，考生们需要填写高考志愿：5个重点大学，5个非重点大学。我妈怕我吃不惯北方的窝窝头，不希望我去长江以北，所有报考的学校都在杭州，上海和南京。看到老师们的辛苦，所有师范大学，包括杭州大学，就没有出现在我的高考志愿里。初中暑假期间脚骨折后，常常到丰惠人民医院暑假派到我们大队的医生工作室转转，对学医产生了兴趣。我的重点大学志愿的前3名是上海第一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浙江大学在浙江招生比较多，作为重点大学保底用，航天航空似乎挺刺激的。非重点大学都是机械方面的。

1978年的高考在7月20日，学校已经放假，我们几个住校的搬到在学校的运动场，中间是学生的宿舍。高考前的几天，我们基本上不那么用功复习了。当时大礼堂在修建，在沿着大礼堂边上的手脚架上溜达了无数趟，因为天气很热，我们在运动场中间树下，凉席上睡午觉。高考前一天，正在午休，我姐给我送来一碗青豆炒肉，我妈特意为我准备的。

1978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的，理工科的考试日程为：7月20日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物理；7月21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化学；7月22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英语。每门满分100分，考试满分为500分。非英语专业的，英语考分仅做参考，不计入录取总分。我们几个数理化比较好的没有一个选考英文。

丰惠中学是上虞的一个高考考场之一，除了快班同学参加高考外，也有一些其他同学参加，永徐高中的同学也是到丰惠中学参加考试的。我们快班同学都被安排到最凉快的考试教室，每个教室里，快班同学是一列，夹在其他考生中间，烈虎同学和我在同一个考试教室。监考我们的老师中有我们后山学校的谢校长，后来才知道她还是烈虎同学家里的远亲。

我们不参加英文考试的，在第3天上午考完后就回家了。在村里下午没有出工前，我用一根扁担把书和生活用品挑回了家。我妈问我考得如何，我说平均每科60分应该有的。因为还有午休时间，我叫我妈在午休后，叫醒我到田里干活，等我醒过来发现我妈她们已经下午收工回家了。

第二天，我要我们二小队队长安排工作，当时还没有分田到户，但是已经有点不吃大锅饭了。被告知我去晚了，队里已经分好两个互相竞争的小组，只能安排我去铲田埂，挖田角。铲田埂是每季水稻种植前需要把田埂上的草铲掉，挖田角是拖拉机耕不到的田角用手工挖松。那个暑假，我是跟着拖拉机干活，一般是我先把田埂铲干净，拖拉机耕田，同时把铲下的草打碎，我再挖四个田角。

高考后没几天，我们后山学校的谢校长来我们家，告诉我和我母亲每次我们考完一科，尽管她看不懂，作为监考老师，她马上把烈虎同学和我的考卷对比一下，说我们大部分的答案是一样的，有个别有点差异，所以认为我们俩考得不错。

高考后的考卷被送到绍兴统一改卷。改卷老师是全绍兴地区高中老师中挑选的，化学陶老师和物理元老师参与了改卷工作，期间是封闭进行工作的。等到元老师从绍兴改卷回到丰惠南门家后，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里拜访。在改卷过程中，元老师一直关心我们同学们的成绩，尽管考卷左边是用线订起来的，看不到考生名字以及考生号码，但元老师知道已经改的丰惠中学的考卷了，突然有位改卷老师叫“这几位考生都考得非常好”，元老师知道一定是我们快班同学的，因为我们考试时是坐在一列的；元老师扒开考卷左边，心记我们的名字，每张考卷做错的部分以及我们的最后考分；我的物理考卷最前面的小题被扣了2分，最后考分是98分。

不久，浙江公布了大学录取分数线已经录取名单。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划定，由于条件各异，分数线的分差可很大，最高与最低相差超过100分。我们丰惠中学考取18个，其中17个是快班的，是当年上虞所有高中里考得最好的之一，在学校里，红色大字报展示了录取名单。我的5科总分正好是400，数理化成绩都不错，就是语文不及格，是丰惠中学考取的第一名。

接下来是安排录取的考生进行体检，上虞的考生在百官人民医院体检。我当时已经近视，但没有戴眼镜，因为当时戴眼镜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怕视力影响最后的录取，我把视力表记得滚瓜烂熟，视力检查结果是1.5！

因为我们高考完后，多了一些新的学校，如葛洲坝水利学校，浙江要求录取的考生重新填写高考志愿。我被陶老师训话：“吴鑫娣你这老牛B，这么粗心，想上医学院，病人还没有抬上手术台，已经给你弄死了！”其他老师劝我考虑改志愿，说我的考分在浙江相当不错了，北有北大，南有复旦，可以考虑复旦大学，录取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对于一个没有走出过绍兴的高中生，大学是什么都不是非常清楚，更不了解复旦、北大、浙大之间的差别，唯一是听从老师的建议。我的重点大学志愿的前3名改成：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因为我的物理考分高，复旦大学物理系是第一选择。

后来才知道在每个大学发录取通知书之前，在考生不知情下，大学发一个政治审查函到考生的地区，有当地政府派人调查考生以及亲属并填写政治审查报告，假如政治审查不通过的，不录取某些专业，某些大学，或者根本不录取。我的政治审查报告是后来在上虞组织部任职的车部长亲自到我们后山调查，做的报告。

1978年的9月，录取通知书一个一个的到来，同学们的录取通知书都收到了，就是我没有，天天盼望着邮递员。一天下着细雨，一位女的邮递员推着自行车，远远的喊道：来了来了！递给我一个有复旦大学四个大字的信封……

文图由周林林组稿推荐，作者许可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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