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真实周莹有着怎样的结局（从那年花开中的周莹冤案看晚清的）

在《那年花开》中，赵白石想筹办机器织布局但没有资金，于是募集民间入股。在观望迟疑、无人认购的关键时刻，周莹出资申购股份，机器织布局得以开办。周莹同时担任“会办”一职，负责具体经营事务。但当织布局经营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张长青代表陕西官府逼周莹将股份原价卖给政府。在周莹拒绝后，张长青向赵白石提出效仿轮船招商局排挤徐润和唐廷枢的做法，采用非常手段将周莹撵走。赵白石不愿违背良心，于是张长青构陷罪名将周莹下狱，最终拿到了织布局的股份。

剧中陕西机器织布局的经营管理模式，是清末洋务派兴办民用工业所采取的“官督商办”模式。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在政府的督察下由商人经营企业，企业资本由官府和商人共同筹集。张长青口中的轮船招商局是晚清中国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1872年由李鸿章主持开办。最初唐廷枢、徐润是招商局的主要经营者，盛宣怀作为李鸿章在招商局的监督者未能获得实际权力。1883年上海受中法战争影响出现挤兑风波，而唐、徐挪用招商局款和地契作为抵押向钱庄借款，钱庄向招商局讨款，唐、徐因此被扫地出局，盛宣怀从此取得招商局的实际控制权。此前唐、徐二人就曾请求轮船招商局归商股管理，请求官方少派人员以节省费用，这引发了盛宣怀的不满。唐、徐被驱逐出局，折射出“官督商办”中官商之间相互依存却又对立的微妙关系。

从左至右依次为：盛宣怀、唐廷枢、徐润

一、受官府扶植获利甚丰

1.官方出资甚多

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初从官方借钱约合银10.5万两作为本钱，其后又屡借官款至190余万两。一些洋务派官僚也直接投资这些企业。轮船招商局在创办之初，与外国运输公司竞争十分激烈。几家在华外国公司联手想用低价运费挤垮招商局，李鸿沈葆桢先后两次为其拨付巨款，在清政府的资金支援下招商局挤垮并收购了它的最大竞争对手——旗昌公司。这极大地推动了它后来的业务发展。

2.予以专利权和优惠政策

洋务派官僚利用政治权力，对其所控制的企业给予专利、营业特权以及减免税收、津贴、缓息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营业特权是官督商办企业最大的“特殊待遇”。招商局从开办之日起，就享有承运漕粮的特权，以后又享有承运各省官物的特权。在津贴、缓息、免息等方面，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在漕运业务上得到政府的巨额津贴。最初清政府给招商局的漕运运费为每石0.561两，这个数目，大大超过了实际运费。在缓息、免息方面，招商局所借官款，曾多次延缓还本付息期限。1877年招商局还以商业竞争亏耗为由，请求缓息3年；1887年又请求将结欠官款77万余两，暂缓拨还。

二、受制官府无法良好经营

1.报效、捐款数额过大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控制下享受优惠待遇最多的官督商办企业。享受政府支持的代价，是招商局每年都要报效大量捐款给清政府，而且报效的名目和数额不断增加。19世纪70年代末期每年的捐款不过1万余两。1890年除了捐助浙江赈款2万两以外，还提银10万两作为赈济的预备款项。1894年仅为慈禧做寿，招商局就一次报效了5.5万余两。中日战争爆发，户部又以筹集军费为名向招商局借现银41万两。1896年南北洋公学堂成立后，招商局供给它常年经费8万两。每年报效北洋兵轮经费6万两，并规定以后按年提盈余二成报效。仅1895-1911年间，招商局报效款就达107万两白银，占到全部利润的13.29%。1884年到1911年，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个企业给政府的报效共350万两，相当于两局股本总额的60%。数额巨大的捐款给企业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漕运长期以来是招商局的一项稳定收入，为了长期垄断漕运业务，招商局承担了大量低价军运任务，这些军运业务最多按照正常价格的七八折甚至五六折收费。低价军运业务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了不小负担。

为了使清政府无法大量提取招商局的利润，招商局通过种种渠道将企业利润转移，甚至将应有的企业公积金作为股份或分红直接分给股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企业资金积累和资本投入不足，从长远来看企业难以健康发展。

2.官方插手人事

轮船招商局有规定：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各股东推举出来商总和商董主持。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唐、徐出局后，招商局被盛宣怀控制，一般商股在企业中处于无权的地位。唐、徐二人经商多年富有经验，二人出局后招商局经营方面出现诸多问题，股商们多次向盛宣怀请求召回二人。但是盛宣怀为了独掌大权坚决不允，甚至放言：徐润办事不爱商量，虽然其才胜己十倍，绝不肯为己所用，若要徐回来自己就离开。官府成为招商局的主导，逐渐发展到“用人理财悉听调度”，“虽谓之官督商办，其实商股不敢过问。”招商局的人事安排竟然达到了“任意黜徙，调剂私人……而股东辈亦无可如何”的地步。招商局“各股东畏官如畏虎，敢怒不敢言”，严重干扰了企业经营。

3.内部利益集团众多

一些官僚利用特权安插亲信，招商局也想通过变相行贿的方式与政府官员进行缔结关系，这造成了局内“裙带风”盛行。大量的人员只是挂名并不到局做事，即便到任也对业务不懂、无所事事。局内人事关系复杂，许多人是有政治背景受推荐而来，他们凭借背后的政治势力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极大干扰了企业经营。

4.各级官僚中饱私囊

清政府官僚不仅控制企业的人事，还利用权力中饱私囊。轮船招商的股东们总结贪污行为有如下多种：“招商局腐败极矣，弊端极多，买煤有弊；买船有弊；揽载水脚，短报有弊；轮船栈房，出入客货有弊；用物有弊，修码头不开标有弊；分局上下浮开有弊，种种弊端不胜枚举！”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民营企业面对险恶的社会环境，缺乏竞争力，只得依赖官府赋予的特权来经营。清政府想办新式企业却又财政空虚，不得不依靠商贾出钱、出力。在官督商办模式下，商人、企业因官府的政策扶植而获利甚多，但也因为受制官府而无法进行独立的正常经营。郑观应曾写诗云：“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律载大事应会议，三占从二有规矩；不闻会议集众商，股东何尝岁一叙？不闻岁举查帐员，股息多少任所予；调剂私人会办多，职事名目不胜举……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

主要参考资料：

雷颐：《从“官办”、“官督商办”到“民营”》，《学习时报》。

冀满红、燕红忠：《近代早期企业的治理特征——以1873年～1911年的轮船招商局为例》，《暨南学报》2004年第4期。

白冶钢：《论近代中国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商关系》，《网络财富》 2009年第10期。

李宏吉：《试论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商矛盾》，《沈阳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