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长安城的夜景（唐朝长安城的夜生活真是热闹非凡吗）

人总是向往自由的。最好还是那种上午可以赖床，晚上可以熬夜的自由。但“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为了生存，许多人都得早起忙碌。而出于政策的约束，李唐时即便是生活在繁华都城长安的居民都不能快活地享受“下班后”的美好时光——宵禁，成为横亘在他们与自由之间的一道天堑。

一、古制的演变与继承

宵禁制度并非唐代特产。早在周代，司寤氏就已经成为“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的宵禁官员。至秦汉，宿卫郎官也承担着相近的职责。到了汉末，违令出宫城者甚至会被直接斩杀——足见李唐之前宵禁制度有多严苛。

同为封建王朝，唐代自然也继承了发展千年的宵禁制度。但作为一个颇有创造力的政权，李唐在继承的同时也对宵禁制度展开了大胆的创新。

唐初，唐太宗的心腹大臣马周提议为宵禁设立街鼓，宵禁由此从人力口头传呼变成定时击鼓告之。而因街鼓设置在长安城内的六条主干道，且鼓声咚咚，街鼓便还俗称“六街故”或“冬冬鼓”。白居易在《晚起》中所言的“卧听冬冬衙鼓声，起迟睡足长心情”，说的便是每日清晨的开门鼓。

同时，李唐还针对宵禁制度制定了细致完善的管理规章和法律。譬如《唐律疏议》明确记载：“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褪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

且为了保证宵禁政策的落实，李唐还设立了专门的左右街使、左右诩中郎将府中郎将，并在大城门、大铺、小城门和小铺分别安排百人、三十人、二十人和五人值守。管理里坊的坊正也需按时关闭坊门，否则就将面临至少两年的徒刑。

二、压制不住的夜生活

一面是想装作听不见都无法忽视的咚咚鼓声，驻守或巡查各个城门、街道的守卫，被坊正紧锁的里坊大门；一面是白纸黑字写下的宵禁规定与严厉的惩罚，李唐前期的夜生活可想而知。

不过到了唐代中期，一些流传下来的时人言辞却显示此时的宵禁政策已有所松动：在清晨遇刺而亡的宰相武元衡曾抱怨“时夜漏未尽，陌上多朝骑及行人”；卒于唐文宗太和元年（827）的京兆尹曾“以不次骤居清贯，广树朋党，门庭无昼夜填委不息”......到了开成五年（840），唐文宗甚至不得不颁布诏令取缔夜市——而这恰好证明当时的长安居民在夜间已十分自由。

有了自由以后，生活在繁华都市的唐人又能如何享受夜生活呢？首先，夜市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购物机会。唐人重视养生保健，因而在夜晚闲暇时去药铺、药市精心挑选养生药物即成为梓州人的一种常态；其次，活动时间的放宽为一些重视时间选择的活动提供了便利。譬如成都坊正张和就曾在晚上接待来求娶自家女儿的客人；再者，夜间活动的开放为热爱运动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击球运动的狂热爱好者、淮南节度使杨握甚至“燃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赏茶，品酒，观狎妓一类的活动更是见诸各个城市，甚至乡野边陲。

三、宵禁打开的另一道大门

而除了用自身的松懈来换取人们的夜生活自由，宵禁还曾在关上无数大门的同时为唐人打开另一扇门——一扇通往文学世界的奇妙之门。

因为到点即关闭，宵禁便将人们限制在宫内、宫外；坊内、坊外；城内、城外等不同的空间。而所处环境的不同自然会影响人们的文学创作。且开闭城门的时间限制还让许多行人生出一种小心翼翼——久而久之，这便形成了一个极富中国美的意向“暮鼓晨钟”。

同时，以宵禁作为一线之隔，与白昼相对的另一个世界也在人们眼前徐徐展开：有仙女带领三四位由白鹤化身，身着青衣的仆人突然出现；有鬼差来到人间，为鬼王邀请禅师去造斋；有破木勺成精化身的小孩“髻朋曾头，长二尺余，满颈碎光如星，荧荧可恶”......那个白日里属于世人的世界一到夜间便为精怪神鬼而占据，唐代传奇便将这些奇闻异事“如实记录”了下来。

当然，夜生活的丰富不仅推动了传奇的发展，更刺激了整个市民文学的长足进步。且以唐代中后期宵禁渐松为起点，往后人们的夜间生活总体上呈愈发开放的态势。夜市经济更加发达，夜间生活更加多彩，夜晚的自由也为更多人所拥有——虽然唐人还算不上拥有了彻底的夜生活自由，但好歹也有了自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