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神话千年预言（以色列神话中神谕的无偿性质原则）

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将先知在身份上统一起来，那就是其神谕的无偿性质。这使得他们与王的先知区分开来，后者被他们诅咒为王国毁灭者。这原则也让他们有别于像古老的先见或解梦者那种方式的一切营利经营，那些人也是他们所蔑视与排斥的。

先知的完全的精神独立性，与其说是这种实际作为的结果，倒不如说是这种实际作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宣告的多半是灾祸，没人能知道在求问时是否会像西底家王那样得到灾祸的预言，再加上个凶兆。没人会为此付钱的，而且也没人会让自己置身这样的窘境。

▲灾祸

基本上既未受邀也鲜少因应于求问，先知而是自动自发地就这么将其往往是可怕的神谕抛向听众。不过，作为身份原则，他们这种不求报酬的所作所为，恰和高贵知识阶层的类似做法相互一致。此一原则后来为平民知识阶层拉比所承袭，然后从拉比又为基督教的使徒所承袭，这是宗教社会学上的重大例外。先知绝不只是或大半是在人民那儿找到他们的“社群”（Gemeinde)-如果我们能使用此一词汇的话（详见后文）。

相反的，假使他们拥有任何的个人的支持，那么那无非是来自耶路撒冷的个别的高贵虔敬家族，有时那是历经数代之久的先知的赞助者。譬如耶利米的赞助者就是曾经参与《申命记》之“发现”的那一个氏族。在长老阶层当中，先知发现其最早的后盾，因为长老非但是虔敬传统的护持者，而且尤其是古来尊崇预言的护卫者。例如耶利米在面临死刑审判之际，以及以西结在俘囚时期接受长老的求问之时的情形。先知从未在农民那儿获得支持。

▲耶利米

的确，所有的先知无不斥责债务奴隶化与衣物的典当，对于有利于小老百姓的慈善命令的违犯，一概竭力抗议。在耶利米最后的未来观里，农民与牧羊人是虔信的担纲者。不过，这样的预言形式，也只有在耶利米那儿才作数。其实，农民不能算是他的追随者，就像地方上的乡绅一样；“阿姆哈阿列次”（“amhaarez)反而愈来愈变成先知的敌对者，特别是连他自己的氏族都起来打击他的耶利米之敌。作为严格的耶和华崇拜者，先知自然是极力反对地方上的农耕祭典的狂迷及其最为玷污败坏的地方圣所，尤其是巴力崇拜的圣所，然而农村人民不管是出于经济或出于观念上的理由都与这些圣所密不可分。先知从未在王那儿得到支持

。因为他们是耶和华崇拜传统的担纲者，而此一传统向来反对王权基于现实政治的妥协而容许外来祭典、纵酒狂欢甚或所罗门那种赋役制国家的变革。对任何先知而言，所罗门根本乏善可陈。凡是提到王，总说大卫是个虔敬的支配者。在何西阿看来，北方王国的王都是非正当的，因为他们都是非出于耶和华意旨而获取王座的篡位者。

▲以色列君主 大卫

阿摩司提到拿细耳人与拿比是在耶和华的建制之内，但不包括王。的确，没有先知对大卫一族的正当性有何异议。然而，对这样一个既已存在的王朝的敬意，也只不过是有条件的。以赛亚的以马内利预言，很可以说是神会派遣一名篡位者来的宣告。对以赛亚而言，大卫的时代顶多是民族历史的最高峰。对于当代诸王的行为毫不容情地一一加以抨击，日形猛烈。像耶利米对约雅敬的那种狂怒暴发与冷嘲热讽倒是不多见：说他会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而显然参与了亚斯塔特崇拜的太后，会将衣裙蒙在头上，让人人看到她的丑态。

不过，以赛亚也对国家发出悲鸣：这国的王“是个孩童，任由女人指挥”；当王长大，他私下会面也不假辞色。关于以利亚的先知传说里，特别刻意地保留了他与亚哈的斗争。王则对此种反感响应以报复。唯有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才会放任先知不管，一旦他们感觉安定，就会像玛拿西那样诉诸残酷的迫害手段。引发先知对王挞伐发怒的，除了王基于政治考量而对外来崇拜或不当祭祀加以保护之外，尤其是不论手段或前提都不神圣的世界政策本身。特别是，与埃及同盟。

▲母子

尽管出亡的耶和华先知，例如乌利亚，跑到埃及寻求庇护，尽管埃及的支配确实更远为温和宽大，而且在宗教上也全然非强力宣道的，先知们仍然极其义愤填膺地誓死反对此一同盟。其理由显见于以赛亚:这是“与阴间所结的盟”，亦即与他们所嫌恶的死者国度的地府神祇所立的约。我们看到，在这点上他们完全是站在祭司传统的基础上，而且他们的政治态度在这些个别特点上也始终是取决于宗教，而非现实政治。正如其反对王，先知也与大人物站在对立面，尤其是官吏与吉伯林姆。他们不仅诅咒其裁判的不公正，尤其咒骂其不虔敬的生活方式与纵欲放荡。不过，显而易见的，先知的对立与这些小过小恶并不相干。

王与政治一军事圈子对于先知们纯然乌托邦取向的劝谏与提议根本无从下手。即使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希腊城邦寻常会征求神谕指示，但是一尽管神谕在那儿全然是政治取向的真正到了重大决定时，譬如关于波斯战争的事，毕竟并不遵循神谕。以此，在政治上，要犹大的王这么做，一般说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况且，在此，与他处无异，和先知信仰缘远的骑士阶级的尊荣感，尤其必定会断然拒绝耶利米屈从巴比伦的那种颜面尽失的提议。

▲耶利米

他们瞧不起先知在街头大呼小叫的忘我情态。另一方面，明显的是，在知识阶层的熏陶下，庶民之敌对于王制时代的高级战士阶层与城市贵族，也对先知的态度起了一定的作用。万恶之首在于悭吝贪婪，亦即欺压剥削贫困者。此外，这些先知一点也不在乎王的军队。他们的未来国度是个和平的王国。于此，他们绝不是那种“小犹太人的”和平主义者。支配以东和它的民，支配“所有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国”，这是阿摩司对犹大的应许。并且，往昔民间的世界支配期望总是不断地浮现。不过，此一见解逐渐转变成：最后，以色列的政治诉求唯有通过神的奇迹，就像曾经有过的红海奇迹一样，才能实现，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军事力量，更不是通过政治同盟。

针对政治同盟，先知一再不断地暴发怒气。之所以反对，再一次是基于宗教因素。但绝对不止是因为外来崇拜的危险而已，而是以色列与耶和华立了约，任谁也不足以与之匹敌，更甭说是仰赖人为的援助：那是无神、无信仰，必招致神怒。

▲约定

如耶利米之见，如果耶和华决定人民要臣服在尼布甲尼撒之下，人民就必须服从。如果大君是神之意志的执行者，那么结成防御同盟来对抗大君，就是违逆神意。如或不然，而神是想要帮助以色列的，那么也只有他单独来帮助。这是以赛亚所教导的。或许他正是首位基于此一理由而孜孜不倦且毫无例外地竭力反对任何正在运作的结盟事宜。

我们看到，一切，无论是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的态度，无不是基于纯粹宗教的动机，而非现实政治。最终，就连与祭司的关系也是取决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