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全篇原文（端午读离骚）

狂是庸人对杰出者的一种污蔑，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离骚全篇原文?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离骚全篇原文

狂是庸人对杰出者的一种污蔑

一个不能理解魏晋名士心理的人，精神上多少有些缺陷。对屈原更是如此。

《离骚》一开始屈原就自述其与众不同：出身高贵，乃“帝高阳之苗裔”；生正逢时，“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名字佳美，“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有高尚的德操和美好的才能，“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这一段自述，并非完全写实，而是以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将自己的不凡毫不遮拦地道出，充满自恋与张扬。

从《离骚》的开篇这一段，乃至后面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屈原的“狂”。并且很多时候，这种狂是刻意的。但狂的底色是愤懑。狂是表象，愤懑才是真实。

屈原之愤懑，一为“灵修之浩荡”，一为“众芳之芜秽”。“灵修之浩荡”者，谓楚王之荒唐，不学“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而庶几近“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众芳之芜秽”者，谓同时的人都“竞进以贪婪”、“凭不厌乎求索”。“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今之萧艾，昔日曾认为是芳草。人并没有变，变的是环境。当事没有到眼前来，人都是谦谦君子。而一旦有事，则普通人的平庸之恶就会显现。平庸者的竞进之道，往往是通过以各种手段打压杰出者，以获取到与杰出者相同甚至更高的地位和利益。诼谣謑诟、诋毁攻讦是惯见伎俩。此即平庸之恶。在一种不好的环境下，平庸之恶会占据上风甚至达到极致。一个地方，如果出现狂者，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庸人当道的环境。在各种似是而非的、莫须有的指责下，杰出者百口莫辩，愤懑之下也就成为了狂者。

愤懑基础上的对“灵修”与“众芳”的彻底放弃希望，形成了屈原的狂。

狂，如果真的是一个贬义词的话，那么很多情况下，是平庸者对杰出者的一种污蔑。

狂者的内心，是平庸者所不能到达的。

一个平庸者指责一个人狂，很多时候并非这人有什么谦虚的美德，而是他达不到他所指责的人的高度，并非被指责者达不到这个高度。

庸人之恶，往往甚于恶人。恶人容易暴露，故其恶只逞于一时；而庸人之恶更为隐蔽、更为长久。庸人之恶，并不仅止于庸人对团队的贡献小，更大的恶在于为了获得和优秀者一样的地位和利益，会不择手段做出一些事情，长久地劣胜优汰，从而使得整个团队趋于平庸。

楚为秦所灭，历来为人所同情。因为楚国本身很强大，且最无辜。因此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但从当政者而言，楚为秦所灭则实在是咎由自取。楚怀王、楚顷襄王父子屏绌对时局洞若观火的屈原，对上官大夫、令尹子兰等人深信不疑。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至有武关之盟而身死异国……

独醒者最为痛苦！独醒而又无力回天的屈原，只有将他的内心世界通过《离骚》尽情倾泄出来。

事虽迁而情有类，故《离骚》可以两千多年不朽。

起于狂，终于狷

《论语 · 子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然狷与狂，往往是一个人的两面。一个有持守的人，往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为者必进取、执着而至于狂、至于痴；有所不为者则为狷。无持守的人则任意皆可为，任意皆可不为。为与不为，乃在利益驱动。故庸者、小人既不会狂也不会狷。

屈原的狂或者进取，在于他抓住一切机会、不惜包羞忍辱希望楚国的政治走向清明。他苦口婆心劝统治者走尧舜耿介光明的道路，不要走桀纣猖披荒唐的道路以至“惟捷径以窘步”；因“恐皇舆之败绩”，不惜“忽奔走以先后”，以让当政者“及前王之踵武”；为了美政，九畹滋兰、百亩树蕙，花尽心思培养贤者；找不到出路，他苦闷彷徨，登昆仑、达帝阍、遍求行媒，契而不舍、上下求索；女媭劝他放弃，灵氛劝他远游，巫咸劝他随世沉浮以待机会，但他坚持“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的执着进取，更表现在《离骚》中时时刻刻表露出来的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屈原的狷或者有所不为，首先表现在他对于贪婪进取的厌恶。“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世人皆贪婪竞进、对名利驰骛以求，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结党攻讦、造谣污蔑，这些都是世间常态，而为屈原所不为。

而到最后，当一切都无望的时候，屈原进入了一种彻底的“狷”的状态。“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既然所有人都不信任，万事已不可为，则我将退而隐之，以求洁身自好。

钱钟书说眼前（short term）应乐观、长远（long term）应悲观（大意如此，未及查原文）。眼前乐观，方能进取；长远悲观，乃秉持己性而有所不为。狂者，乃在眼前有所希冀而进取；狷者，乃在长远无趣无望而不为。

“帝高阳之苗裔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之《离骚》，可谓起于狂，而终于狷。

不成熟也许是一种高贵

在屈原遭到放逐，苦闷彷徨的时候，有三个人来劝他、为他出谋划策。女嬃劝他磨灭好修博謇的本性，泯然于周遭；灵氛劝他远走，不必眷念旧都，楚国不值得留驻，“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巫咸劝他大隐于市，以待志同道合的人，正如傅说于版筑之间遇武丁、吕望于屠钓之时遇周文、宁戚于饭牛讴歌之际遇齐桓……

灵氛是占卜的人，“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巫咸出现时阵势很大，“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是天神一类的人物。此二者都是从一个不置身其中的第三者视角来与屈原对话。但女嬃显然不是这样的，“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她是带着痛惜来责备屈原。婵媛，痛惜而愤懑也。

女嬃是谁，今天已无确论。有一说以为女嬃是屈原的姐姐，从《离骚》对女嬃及其话语的描述来看，我以为这个说法最贴近。

女嬃对屈原说，鲧如此正直，最后却被击杀于羽野；你如此謇谔修身，与外界迥然不合，你不可能一个个去说服别人，让别人来认同你；现在举世都好结党以营营，你为什么要保持你独立的锋芒而不听我的话呢？

这是一个懂事的姐姐在劝说执拗的弟弟的口吻。在姐姐的眼中，屈原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不成熟的孩子。

是的，屈原确实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不成熟的人。

很多事，很多人很早就明白了，因而成熟；很多事，一些人一辈子都在困惑，都在内心不断追问，因而不成熟。但人类之所可贵，高贵之所存，乃在有后一种人存在，尽管极少。

莫言出了一本书，叫《晚熟的人》，我没看过，但觉得应该不错。莫言说：“本性善良的人都晚熟，并且是被劣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也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地寻找同类，最后却成了最孤独的一个。”

屈原就是这么一个晚熟的人，明白世事，却不能违背本心，只能苦闷彷徨、上下求索而不得，最终孤独终此一生。

屈原说“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謇謇，謇谔、正直敢言。謇的本义为口吃。由这个本义为口吃的謇字来构成謇謇、謇谔等代表正直刚正的词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仁者、正直的人心中的道德门槛较高，越不过这个门槛的话语，便不能从口里说出来，因此謇，因此木讷。这个的反面，孔子也说了，那就是：“巧言令色，鲜矣仁。”

因此很多时候，话语往往是无力的。明朝有名的奸相严嵩、温体仁等，在廷辩中无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简单的事情都能弄个黑白颠倒。“理越辩越明”很多时候并不如此。理之所以明，并非靠辩，而更多的是来自真实的信息和自身的分析能力。

话语表现得特别得体、在理，但往往是一种尸居余气的成熟。在充斥着这种成熟的环境中，成熟还不如幼稚来得更为可贵。

《涉江》中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离骚》中说：“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修吾初服。”“退将修吾初服”之初服，即“余幼好此”之“奇服”。少年的初志，不随岁月的打磨漂洗而消失，反而愈加坚牢。人之高贵，乃在于对某些东西磐石不迁的持守。在世俗眼中，这也许是一种不成熟。

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人也许在癖与疵中，能够容易保留那份不成熟，保留人之为人最可宝贵的东西。

理想即良知

一个有理想的人总是值得尊重的。理想总是引导人追求更美好的东西，不随世沉浮，不甘于平庸。理想必然与现实有巨大的冲突，这个冲突首先表现为价值观的冲突。面向未来与安于当下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安于当下，任何当下都是有其理由、有其合理性，因此安于与污浊相沆瀣。面向未来，总是在思考着如何更为合理、更为美好。

华盛顿也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但与屈原的区别是，他不是一个谋臣，而是一个统帅。他不需要劝人向善，更无可能劝后世的人向善。他制定了一个好的制度，从自身做起，形成后世的典范。

一个统帅有理想而无野心，将真正造福千万代。华盛顿的伟大之处、古往今来所有政治人物都不可与之比肩之处正在于此。一个统帅如果有野心，则不但造福不了千万代，而且往往当代就会遭殃，当代就会深受其害。

屈原不是统帅。他没有办法不通过楚王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能做的只能是劝人向善。其实劝人向善与劝人有能力一样不可能。

屈原不仅仅不是统帅，同时也不是一个强者。他以“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自诩，但他的骄傲，只是体现在他作为不群的鸷鸟对党人的不屑，没有表现出杜甫诗中“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的雄鹰姿态。

他只是一个不成熟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正如林黛玉的哀叹：“天尽头，何处有芳丘？”当屈原最终决定采用灵氛的建议远游的时候，在最后一刻，还是“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眷念故土是其一，但天下之大，何处不是蔽美扬恶的溷浊之地？

有理想，并不代表人充满不切实际的想法。一个对社会治理怀有理想的人，往往是有良知的人。无法不感知别人的痛苦，并以此成为自己的痛苦，这是我们良知依旧存在的明证。而将别人的痛苦理解为特殊时代、特殊场景下应有的代价，这其实不是理性，而是缺乏良知。

屈原与孔子的“理想国”

屈原的“理想国”是向前找标杆，这方面孔子也如出一辙。孔子的标杆在周礼，认为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制度。所以《论语》中有“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说法。八佾之舞是周天子才有资格享用的舞蹈，而诸侯竟然也享用，孔子就觉得忍无可忍。可是在今天开来，凭什么天子享用的舞蹈诸侯乃至平民就不可享用呢？当然，春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诸侯各自为政，已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孔子是籍周朝的礼乐制度来维护周天子的地位。在孔子眼里，周朝制度优于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孔子的理想国就是周。这很特别，一般而言，距离产生美，距离越近越能够感知其不完美。孔子是舍远而取近，或许是周天子尚在，周朝的礼乐制度触手可及，却又由于诸侯争霸而“礼崩乐坏”，使之变得遥不可及之故吧。屈原则是舍近求远，他的理想国在上古时代。“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屈原认为上古时代的这些帝王，从个人品质上是非常好的，因此能够将贤良的人集聚在一起，按照正确的道路实现社会的治理。但上古时代的统治者（三后、尧舜）是否果真如此之好呢？这是缺乏史料依据的。并且，时代越远古社会相对越简单，上古时代的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显然不可与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同日而语，正如周朝的礼乐制度无法形成对现代社会的治理。

孔子希望通过周的礼乐制度固化差等化的阶层而达到治世，屈原寄望统治者个人的优良品质达到治世，他们都忽略了人在逐名逐利过程中的本性之恶，忽略了一个好的制度，关键在于对人在逐名逐利中可能出现的恶的遏制，尤其是统治者权力的限制。在君王至上的社会，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没有面向未来设想过社会治理模式，直到晚清都是如此，直到现在也仍然如此。而这一点，西哲比中国的士大夫要强很多。华盛顿不仅仅设计了、而且做到了一个理想的治理模式。而坏的模式所产生的种种荒唐及其巨大的破坏性，也被西哲们通过著作所预先演绎，以警示后人。

可见，从道理而言，好的制度与坏的制度并不难甄别。难的是由于各种束缚，人的观念难以转变。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处世原则。屈原“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正是兼济无望之后退而求独善。兼济也罢，独善也罢，对社会制度都是一种消极的态度，都缺少“离经叛道”的思考。兼济、独善只是在这种整体消极的基础上个体的积极或者消极的选择。殊不知对于社会制度的“离经叛道”的思考，才是更大意义上的兼济。

历史之鉴不足为用

屈原的说理之道乃在举前朝事例，正反对比，以劝人修身、遵道。一开始劝人君“抚壮而弃秽”，屈原即用上古三后的例子：“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然后用尧舜、桀纣的例子进一步正反申说。后更以向舜帝陈辞的名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从反向细数夏启、夏羿、寒浞、浇、夏桀、商纣等因放纵而致祸乱；然后又从正面陈述汤武、周文之得道而能举贤授能。至后又以巫咸的名义道出伊尹、咎繇、傅说、吕望、宁戚这些修身的人能够遇合汤武、武丁、周文、齐桓而成就天下的事。

可以说道理是浅显明白的，历代教训也可谓惨痛。但在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下，事情如何发展往往不取决于这些道理，而更大程度取决于身处其中的人的本性。人世间并没有“无私阿”的皇天存在。每个人都注定是有私阿的，并且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趋利的、在一定条件下都是会有放纵的一面的。要求每个在其位的人能够持之以恒地去除这些本性的东西而达到长治久安基本等于梦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鼓吹徳治要么近迂要么别有用心。而能够制约这种人的本性向有害方向发挥的，只有合理的制度安排。

杜牧《阿房宫赋》最后说：“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最要命的是这个“使”的假设（“使六国各爱其人”、“使秦复爱六国之人”），要求一个无私阿的个人或者组织存在，这是不可能的。故只能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昔年读《资治通鉴》，每读一段时间，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读错了地方，在重读前面读过的内容。其实不是重读，而是历史是惊人的相似的。古往今来朝代兴替的过程，“操作手法”都极其相似，只是人名、年代换了而已。这些历史事件，要比屈原所例举的丰富多了。故读完此书，我的感受是“苟无制度之约束，虽殷鉴无数，不足救一朝之兴亡”。

西哲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所以屈原的苦口婆心、念兹在兹的劝善之语注定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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