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之谭嗣同说的话（除了谭嗣同你还记得几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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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汪精卫同学行刺摄政王载沣失败后被捕入狱。狱卒刘一鸣见他一表人才气度非凡，不由心生敬意，主动向他介绍看守所情况，说你这一个单间，十二年前是谭嗣同谭大人住过的。

汪精卫一听，竟然是戊戌六君子之首、“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旧居，不由得肃然起敬。

刘一鸣回忆，当年戊戌政变时，谭嗣同在狱中泰然自若，终日在室中行走，有时捡起地上的煤渣在墙上写，问他干什么，他说写诗。而林旭长相俊美，在狱中常常微笑。至于康有为的弟弟康有溥（康有溥字广仁）则用头撞墙，痛哭流涕：“天哪，哥子做的事，却要兄弟来承当。”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和刘光第六人被带出狱。康广仁怕去受刑，嚎啕大哭。刘光第曾在刑部，知道固定程序，就安慰他说：这是去提审，不是去砍头，没必要哭。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康广仁哭得有道理。一行人径直被带出西角门的时候，刘光第大惊。他知道，被带出西角门后的下一站都是西市刑场，于是大骂道：“审也不审，罪还没定，就要杀头了？太黑了吧！”

六君子里面，谭嗣同自知必死，康广仁最怕死，杨深秀、杨锐不知会不会死，林旭和刘光第则以为必不致死。但最后，都被慈禧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砍掉了脑袋。这一切，其实都要怪康广仁的哥哥，康有为。

2

后来的教科书上说，维新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袁世凯贪图富贵向保守派荣禄告密，才导致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功败垂成。言之凿凿的程度，堪比周小平。然而事实上，清廷得知康梁密谋不是来自于袁世凯，而正是来自于：康广仁。

康有为以激进的立场和观点，得到了急于摆脱慈禧荫蔽的光绪帝的宠幸，也在暗中迎合了光绪心里要做一代明君、效仿日本明治天皇变法自强的理想。但激进的康有为，也遭到了如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久经世事、深明世故的资深官僚的厌恶。康有为倡导一步到位，而张之洞等人认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不同，必须谨慎从事、步步为营，急躁必然会欲速而不达。

康有为和谭嗣同得不到多少支持，掌权的阻力大，于是就准备铤而走险，利用武力围困颐和园、劫持慈禧——必要时可以不小心杀掉——来保证光绪帝从此大权在握一手遮天。他们手里没枪，于是就准备找有枪的人合作。找谁呢？袁世凯。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邀请他一起搞政变，说你不答应我今晚就不走。袁世凯一听差点惊到尿裤子。他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样热血激进的书生不同，他深知政变的严重性：一个弄不好人头落地不说，整个国家政局都会因此而剧烈动荡。所以他跟谭嗣同虚与委蛇，但很快就找到了顶头上司荣禄商量对策。袁世凯深知：他帮维新派造反，事情成不成先不论，就算成了，在康梁谭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激进派手里，过河拆桥是分分钟的事。

从梁启超们的角度看，袁世凯是告密；从另外的角度看，袁世凯只是必须做出一个他自己认为最正确的选择。而且从现在来看，也可能是对当时整个中国而言最正确的选择。

只是此时，就连荣禄也没敢把事情往慈禧那里捅，因为里面牵涉到太后和皇帝的关系。何况目前只知道谭嗣同们的一个构想，没有一丝一毫真凭实据。暗中戒备没问题，但要是一旦贸然上告，弄不好太后和皇帝都要迁怒。

正在荣禄和袁世凯在天津提心吊胆的同时，朝廷对康有为们的意见越来越大，许多人都上书弹劾康有为。在慈禧的授意下，光绪不得已签发了对康有为的逮捕令。但事前康有为已经听到风声不对，一溜烟跑了。他跑得倒是够迅速，只是苦了没跑掉的康广仁。此时清廷其实只针对康氏兄弟，压根没管梁启超和谭嗣同。

1898年9月21日，康广仁被捕。在审讯过程中，没有反迫供经验的他多少吐露了一些维新派的图谋。六扇门的老手越听越觉得没那么简单，一路深挖，终于发现了维新派准备用武力杀进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政变图谋。

这一来就捅破了天，刚刚才在这天从紫禁城回到颐和园的慈禧，当晚深夜紧急从颐和园又赶回紫禁城，并且加强了紫禁城、西苑和颐和园三处的警戒力量。跟着把谭嗣同等人一抓，政变图谋就更清楚了。

如此性命攸关的大事，如果慈禧从谭嗣同那里得知袁世凯和荣禄早几天前就听到风声而居然没有上告，心里是什么感受？但荣禄和袁世凯后来却深得慈禧信任，成为权力中枢，只能猜测：慈禧作为老政治家，是认可荣禄和袁世凯的决断的，因为若是易地而处，她可能也会那样处理。

总之就是荣禄和袁世凯还没决定怎么告密的时候，康广仁先漏了风声。

3

慈禧毫无疑问勃然大怒，除了立即下令抓捕康党之外，也马上把光绪叫来跪到面前，疾言厉色痛加训斥。因为她一定要弄明白：光绪到底有没有介入政变图谋。

光绪其实是被康有为坑了。从目前的已有资料来看，他确实不知道康有为的政变阴谋，虽然一旦成功他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光绪虽然没有参与逼宫杀后，但康有为在外却是一直打着他的旗号行事。最关键的是，光绪曾写过一道密诏给杨锐。虽然密诏的内容后来被证实确实与政变无关，可当时哪里说得清？如今康有为跑掉，光绪是跳到黄河也难洗白了。

幸好慈禧虽然愤怒，但毕竟不是冲动的傻子，傻子不可能在帝国一把手的位置上坐上几十年。综合各方情况，她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光绪很可能是被康有为利用了。她原来虽然不喜欢维新派和康有为，但也没有想到要杀人，结果对方居然要先下手为强，那这事件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9月24日，第一批抓捕名单出炉，被认为是“康党”的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被捕。

张荫桓是举荐康有为最积极的人，而徐致靖是康梁借用其名义上书次数最多的人。康有为出事，这两个支持派首先脱不了干系。

而杨深秀则是坚定的皇权中心者，从心里反对慈禧遥控光绪的现行格局。据当时同僚的记载，他常常放言说假如有3000杆毛瑟枪，就可以扫平颐和园、归政于光绪。在杨深秀的心里，他是把自己当唐朝时反对武则天的徐敬业来自比的。即便在康有为的阴谋行将败露之际，他还准备最后一搏，劝说当时的清军将领董福祥出兵勤王。

而杨锐和刘光第，都是向来鄙薄康有为的张之洞的学生，实际上是相当厌恶康有为的。他们虽然与林旭、谭嗣同同时被提拔为军机掌京，但心既不往一处想、劲也不往一处使。杨锐虽然接受过光绪帝的密诏，但却极其反感康有为和谭嗣同等的激进立场；刘光第被处死后，在其家中还发现了一份未及上交的弹劾康有为的奏疏。两人被视为“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当时之人皆视作奇冤。

谭嗣同和林旭倒是铁杆的康党。年仅24岁的林旭年少气盛，被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所深深吸引。而谭嗣同是康有为全部计划的核心参与者，对康的亲附比梁启超甚至尤有过之。谭嗣同当时并不是没有跟梁启超一起逃走的机会，他当时已经到了日本使馆，但有人问他：“皇帝能跑吗？一家老小能跑吗？”于是谭嗣同最后坦然就缚。

一方面，谭嗣同确实有为维新变法而流血牺牲的勇气、有湘人悍不畏死的气概，所以才说得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样的豪言壮语。另一方面，他跟其他人的情况不同。他的父亲是湖广总督谭继洵、清朝的封疆大吏，浏阳谭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他死掉，对家族的影响有限；他走掉，整个谭氏家族必定就此完蛋。

所以对于谭嗣同而言，即便走得掉，他也是不能一走了之的。

4

一开始，清廷其实不是想那么急杀掉戊戌六君子，只想尽快收尾。9月27日，朝廷下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和都察院严加审讯，并限三日之内回奏。

但慈禧发现，事件已经渐渐开始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有可能出现更加难以应付的局面。首先，张荫桓是与亲俄的李鸿章相对立的亲英亲日派，他被捕之后，英国和日本通过外交途径连续施压，甚至使一直跟张荫桓不睦的李鸿章也答应施以援手。慈禧即便在情感上再想杀张荫桓，理智也告诉她：要张荫桓的脑袋轻而易举，但要收拾张荫桓死后引发的政治和外交动荡，却是极其棘手。

徐致靖的父亲是李鸿章的密友，私交极厚。但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并不自己出面，而是说动了首席军机大臣荣禄，商定好一个标准说法：徐致靖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因为头脑太简单所以被康有为利用。这虽然是说辞，但其实也差不多基本是实情。

其他的，张之洞通过盛宣怀、王文韶为杨锐和刘光第说情；林旭因为是沈葆桢的孙女婿，所以也有人为他说清；至于现任湖广总督谭继洵，更是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死马当活马医要救爱子一命。

看似慈禧已胜券在握，其实这场未遂政变之下的暗流涌动，远远超过事发之前：朝中的政治势力暗中博弈，都想借此机会上位；列强如俄、英、日均是虎视眈眈，时刻提防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会因此而损害；而原本反慈禧的政治力量，也有可能借机壮大起来。人抓了或是跑了就等于大局已定？想法多天真啊。

无论对于帝国整体而言还是慈禧个人而言，当务之急都是把未遂政变事件给朝廷带来的加害和政局的动荡，以最快的方式降低到最低的限度。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尽快结案。而尽快结案，就意味着只能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处决责任人，哪有一人不死和平共处的篡权？至于刘光第和杨锐是否冤枉，如果有时间本来可以慢慢查，但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所以只能对不起了。

当慈禧感觉形势危急、越拖越难以控制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当断则断。所以她不会暗杀六君子，而是一定要让六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正典刑，至少理由充分得足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

慈禧既是要砍掉戊戌六君子的首级，也是要砍掉有可能把局势拖入泥淖中去的绳索。

5

六君子死后，教科书告诉你维新变法失败了，其实不尽然。恰恰相反，清廷保留了诸多维新改革的措施不变，例如裁汰各省冗员、创建京师大学堂等。而慈禧也很快下令，坚决制止把维新改革归功于康有为的错误倾向。

因为戊戌变法所代表的新政改革，其实并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一家之言，而是整个清廷从慈禧光绪到李鸿章张之洞的共识。人人都知道要改革，不然国家这条船迟早要沉。但如何改？改哪里？究竟怎么改谁说了算？说到底还是政治权力。也就是说，当时变法维新的决定性推手，其实是慈禧而绝不是光绪。

政权不仅关系到帝国改革的进退成败，更关系到个人的身家性命。在政治斗争中，成王败寇一直都是雷打不动的规则。要别人的命当然可以，但失败了就要丢掉自己的命，这就是当时参与政治的规则和公平。

张荫桓虽然这次保住了命被充军新疆，但慈禧记恨甚深，两年后借庚子之变的时机还是砍了他的脑袋；徐致靖与儿子一起被罢斥回乡，永不叙用；林旭的妻子抑郁而终；杨锐灵柩被运回家乡四川绵竹，墓地在1958年农业深耕时被封土铲平；相比之下刘光第的运气好一点，如今转葬于四川富顺县烈士陵园；谭嗣同的父亲被罢官，家族倒是未受多大牵连；梁启超之后与康有为渐行渐远，逐渐分道扬镳。

死了亲弟弟的康有为在国外靠着华侨的供养，一边买房置地一边广纳妻妾，一边畅饮德国啤酒、一边大肆篡改种种言辞叙述，既为六君子张目也为自己洗白。

该死的未必死，不该死的未必不死；理想的事业未必成，成了也未必就比之前更理想。政治如此、历史如此、实情和真相向来也如此。

参考：马勇《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谌旭彬《掩盖百年的“戊戌六君子”被杀真相》

原创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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