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爱尔兰电影院：上个世纪的电影院       作者

　　上个世纪的电影院

　　1974年8月的一天，是我父亲武作富从铁道兵部队转业回地方后，到中江电影院报到的日子。当时我8岁多，自告奋勇要和母亲一起送父亲去15里路远的县城;父母担着生活用品，我肩扛两根挂蚊帐用的竹杆，满心欢喜的一路小跑。虽然骄阳似火，山间小道崎岖不平，路上树木很少又没有遮阴的地方，但我不知疲倦地跟着父母，向着县城奔去。我以前只在部队看过露天电影，对父亲的新单位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我们汗流浃背地来到小东街，在一栋二层楼的黑砖房前停了下来。该房很陈旧，有3道中式木门，门前有几步台阶，台阶末端左右各有一个小花台，二楼上有3扇很大的窗户，原来这就是看电影的地方。我们向左转进入一处院落，开阔的长方形院坝，与右边看电影的场子相同长度，院坝左边是一栋带拐角的连排双层房子，年代与大会场一样的古老。一楼是单间形成的办公室和住房，由火砖砌成，每间大约12平方米，一门一窗。一楼的拐角处是通往售票室的过道，过道左边是楼梯，而楼梯左边那几间房里，住着一户双职工家庭，养有4个孩子。我父亲分到的住房，在木板结构的二楼上拐弯处，是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没有窗户通向外面，夏天又闷又热;煮饭炒菜就在寝室门外楼道边的一台蜂窝煤炉子上。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住过两年后，搬去了一楼。

　　我父亲在中江电影院的职务是经理，以前的经理叫张仁丽，她丈夫在成都西南设计院工作，因此调去成都了。上图是中江电影公司职工与绵阳地区下来检查电影工作的领导们合影，二排右3是我父亲。父亲上任后，发现电影票管理混乱，一些职工手上掌握着未使用的电影票，于是父亲果断宣布旧票作废，重新印新票，统一管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正处于物资短缺、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买粮油副食、布匹以及生活用品全凭票证。我父亲每月工资45元，27斤粮票，也算是单位上的高工资。人们普遍还在为一日三餐操心，解决温饱问题才是头等大事，如果能花一角二分钱看场电影，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那时的农村，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执行以生产队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制度。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照个人劳动所挣的工分取得报酬，社员可种植少量自留地和经营少量家庭副业。社员们看电影，可以向县电影公司租胶片，由生产大队出钱和人力去抬设备，电影公司派放映员过来。在农村晒粮食的坝子上，趁天还未黑将银幕和喇叭挂上柱子，把发电机、放映机和喇叭调试好，一场视觉盛宴就要开始了。最高兴的是农村这些孩子们，他们欢呼雀跃着，约上发小来坝上围观……方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奔走相告，他们早早的吃了晚饭，扛上自家的长板凳，扶老携幼、翻山越岭赶来占位置。放映机周围是大家最想靠近的，每当亮灯换胶片时，乡亲们会好奇的看着放映员操作。往往银幕的背面也坐满了人，他们看着反影子也不在乎。电影散场时，那种大呼小叫的找人声此起彼伏，一阵骚动过后，会看见蚂蚁搬家似的小黑点，慢慢消失在四周的乡间小路上……

　　这张照片的背景就是父亲放电影的场所，本来是中江县委的大会场，平时放电影用，遇着县上开大会，只能停放，但要免费放给参会人员观看。而每次开大会时，都有我父亲参与其中，他会去隔壁的县委招待所吃会议伙食。而路程较远的参会人员，他们自带被褥，在父亲住的二楼那一长排木板房里，打地铺过夜。大会场二楼有3扇大窗户的地方就是放映室，有两台提包机，父亲多年没放过电影了，但他一直记得这门技术。会场内的空间很大，30排的木椅子能坐下1050人，二楼的楼台虽然有几排座位，但存在安全隐患不让人进去。会场前方的舞台很宽大，银幕挂在舞台中央靠前的位置。会场左右两边各有前后两道小门通外面，墙上有几扇竖向的窗户挂着长长的窗帘。每次快到入场时，门前的坝子就挤满了人，等开门验票时，观众迫不及待地分单双号拥入会场对号入座，当高挂在外墙上的电铃响过之后，电影便开始了。迟到的人加快脚步冲进场子，在熄灯的状况下难找座位，影响到后排的人会受到指责。当电影散场时，出来的观众面带微笑，都有一种满足感。

　　《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是我和母亲还有弟弟一起，在父亲的放映室里，通过小窗孔看的。当潘冬子的母亲被无情的大火吞噬时，我看见坐在母亲怀里的弟弟，默默地流下了两行伤心泪。弟弟在城里同父亲一起生活，父亲既要放电影还要买菜煮饭，接送弟弟上幼儿园，每天都很忙碌，弟弟自己和院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我和哥哥在农村读小学，与母亲和奶奶小姑一起生活，我母亲每天下地干活挣工分，凭工分的多少来分口粮吃，还养有猪、狗、鸡和兔子。我和哥哥不忍心看着母亲活得那么辛苦，从小就学会干各种家务活。我哥哥买来学炒菜的书，全是文字说明没有图片，我和哥哥照着书上做各种菜来吃。我父亲每月会买些猪肉托熟人带回家来，我们炒好以后先端一碗给奶奶，因奶奶和小姑与我们分灶吃饭。不上学的时候，母亲有时会带上我或是哥哥，挑些农副产品进城给父亲和弟弟吃，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大闹天宫》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于1961年—1964年制作的一部彩色动画长片，该片以神话形式，通过孙悟空闹龙宫、反天庭的故事，比较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了主角孙悟空的传奇经历。孙悟空会72变、能腾云驾雾、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本领很神奇，他使我对无穷的宇宙充满了幻想和好奇心，我通过这部电影才知道有《西游记》这部古典文学作品的存在。

　　那个年代，我们是看着抗日题材的电影长大的，《地道战》、《地雷战》深入人心，《鸡毛信》主要讲述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路上所发生的故事。该片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中国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敌人作斗争的儿童影片，也是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当时的学生团体票才5分钱一张，这种类型的电影看多了，使我有天夜里，梦见自己当了儿童团员，手握红缨枪站在山上为乡亲们放哨，远远望见鬼子的小分队朝我村走来，我边跑边喊：“鬼子进村啦!鬼子进村啦!”急得我后来从山上梭了下来，挨家挨户通知乡亲们转移隐藏。等鬼子赶来时，只剩下我一人守村庄，鬼子抓住我问别的人去哪里了，我一句话也没回答。最后被鬼子拉去我家屋后的水塘边，朝我开了一枪，我昏迷躺下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苏醒过来，但不敢睁开眼睛，心里想着鬼子走没有?走了我好爬起来。

　　《刘三姐》是中国大陆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它讲述了刘三姐用山歌反抗财主莫怀仁的故事，展现了桂林山水和壮族人民的山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影片中刘三姐与莫怀仁请来的陶、李、罗三秀才对歌那场戏，堪称经典之作，在对歌的过程中，体现出贫苦劳动人民的智慧。该片上映一段时间后，里面的山歌好多人都会传唱，对广西桂林的山水也产生了向往。

　　我父亲保存的这张老照片，重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中江小东街边，在电影售票窗口靠右的墙上，橱窗里贴着正在上映或即将上映的电影海报，这是当年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海报将电影中男女主角的造型，以及演员的阵容呈现出来，使人有先睹为快的感觉。当年刘晓庆、陈冲主演的《小花》就贴在这里面，她们获得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图片，也贴在这里。那时的外国电影也多，上海译制片厂出品了无数的经典作品，《简爱》、《佐罗》、《虎口脱险》、《音乐之声》，以及配音演员童自荣、乔臻、毕克、丁建华、刘广宁、李锌，这些名字都耳熟能详。而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演的无声电影《摩登时代》、《城市之光》，看了笑得我肚子疼，几度缩到椅子下面去了，使我看完一场还想看二场。

　　日本电影《追捕》，讲述了为人正直的检察官杜丘在被人诬告后，一边躲避警察的追捕，一边坚持追查自己被诬告真相的故事。该片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择偶观，男青年喜欢像真由美那样温柔善良、美丽大方的女孩，女青年喜欢像高仓健那样高大帅气、沉着冷静、充满正义感的男人。电影中有两段经典台词，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

　　1979年7月18日这张照片，是我父亲参加绵阳电影公司举办的，由三台、中江、盐亭三个县电影院负责人组成的电影工作检查团，到三台县检查时的合影。

　　当年在三台县拍的电影宣传橱窗的照片，我父亲一直保存着，那时实行过一段时间的简化字，所以橱窗中写有预告的“予”，电影的影字左边写成“井”字旁。

　　1978年，随着一大批文革期间被禁放的电影解禁，来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供不应求。大会场左边的院坝和电影公司的露天坝坝，夜里都用来放坝坝电影用，一角钱一张票，仍然满足不了观众的需求。以这种大好形势来看，必须新建一座电影院才行。据我父亲回忆，当时是中江县委王书记批的条子，将相隔100米远废弃的灵皈寺，划给电影公司修新电影院用。

　　1979年，我父亲被电影公司安排去管修建，先是拆了灵皈寺的木建筑，再挖地基。电影院施工花了三年时间，耗资40多万元，用的水泥标号是绵阳专区江油水泥厂最高的。房顶的大梁跨度23米长，由三根木材拼接而成，而这种又粗又结实的木材，来自中江集凤山上，由县委特批免费提供给电影院使用。我父亲在管理修建花去的40多万元账目上，一分钱的差错都没出过，铁道兵战士对待工作的优良作风再次体现出来。

　　1982年，宽敞大气上档次的新电影院落成了，它与中江公园和街心花园隔街相望，拥有百万人口的农业大县，终于有了一座独立的电影院。主体外墙贴着淡黄色的马赛克，雨棚正上方“中江电影院”5个苍劲有力的大红字，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鲜艳夺目。两边墙角种满了各种花草，临街围墙的两端，分别是两间对称的售票室。三道铁门正中间是入口，靠售票室两道门是散场通道。电影场地呈扇形斜坡状，人性化的地灯设计为迟到的人提供了方便。清一色的翻板椅有34排座位，能容纳1200位观众。左前方出门就是厕所，而以前的大会场没有厕所可上。

　　新电影院的左右墙壁上，各有一处长方形的宣传栏，贴的电影海报非常醒目，从街上经过都看得一清二楚。

　　右边售票室后面有两间互通的房子，是我父亲的办公室兼住房，后面独立的小屋是我家的厨房。每当电影散场时，右边的观众都会从我家门前经过，灰尘和噪音很大。当最后一场观众散尽后，我父亲都会四处察看一番，将铁大门锁好后才休息。

　　临街围墙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宣传橱窗。右边橱窗坎边，有几家卖瓜子、凉水、冲和香烟的流动摊子，生意十分火爆。“冲”是中江特有的一道小吃(类似小春卷)，在一张小而薄的圆面皮上，用筷子依次夹入一粒花生米、一节凉面、一只小虾米、一粒榨菜、一点葱花、几根红白萝卜丝和葱酱(黄芥末)，摊主将包好的冲递给顾客，再向开口的上端淋入一些醋。顾客马上将葱全部送入嘴中，咀嚼几下，一股辛辣的味道充斥着整个口腔，然后逐渐向鼻腔蔓延出来，浓郁的气味直呛眼睛，最后流出几滴爽歪歪的眼泪。当年一角钱吃3个，现在涨为1.5元吃2个。

　　只要是父亲当班的时间，他都会早早的做好准备工作，站在电影入场口迎接观众的到来。那时刚流行穿紧身牛仔裤，赶时髦的青年男女穿来看电影时，让传统保守的父亲看了很不舒服。回家后直接命令我们三兄妹不准买牛仔裤穿，太难看了，成何体统!我们都很听话，直到九十年代有宽松的牛仔裤后，我才买第一条来穿。当年小青年手提录音机，身穿喇叭裤和尖皮鞋，留着长发的造型，老一辈看了也很不顺眼。记得有一次刚流行围纱巾时，几位来买电影票的阿姨，她们手中的新纱巾，被我父亲好说歹说买下，成为送给我的惊喜!当我围上漂亮又温暖的粉色纱巾时，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

　　八十年代的武功片很火爆，其中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每天从早到晚的连场放映，场场爆满。我父亲负责给各个单位分发团体票，熟人来找他要票的也多，每天忙得像旋转的陀螺一样。1981年秋天，我国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每逢春节，从正月初一到大年十五，农村进城来看电影的人特别多，他们成群结队，拥在两间票房外抢购电影票，不管是当天哪个场次的，买到了就兴高采烈地等待入场。如果没买到会不甘心，眼巴巴地望着电影院，久久不愿离去。

　　这张图片由我收藏三十多年，当时觉得漂亮就裁剪下来，粘贴到我家相册内页上。图片上的说明是：应四川省、成都市电影公司的邀请，由著名电影艺术家、北影厂导演谢铁骊率领的《清水湾、淡水湾》摄制组部分成员来川参加该片的首映式，并在成都剧场、和平电影院、百花电影院、锦江剧场、灌县电影院、四二〇厂、宁江机床厂等与观众见了面。图为该片女主角顾婷婷扮演者张瑜游览桂湖时的留影。张瑜是八十年代最红的电影明星之一，她与郭凯敏主演的《庐山恋》家喻户晓。江西庐山本来是历史文化风景区，后来因这部电影更加出名了，景区内的一家放映厅，至今还在放映这部电影，创造了在同一影院放映场次最多的单片吉尼斯世界纪录。

　　记忆中1978年至1992年之间，是电影事业最旺盛的时期。那时刚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了，开始追求文化娱乐和精神上的享受。虽然票价涨了许多，但人们乐于花钱来消费。后来由于电视机的普及，来看电影的人相对在减少。

　　1991年，我父亲从电影院经理的职务退为普通职工，由县文化局任命的非党员人士来管理电影院。1996年10月，我父亲光荣退休，工龄42年。

　　后来电影院从事业编制改为企业，自负盈亏。时任经理大胆改革，推陈出新，把电影院右后方的坝子建成录像厅，耗资13万元;又将临街的围墙拆除，建商铺和二楼的金座银座录像厅。本来电影市场在走下坡路，还盲目扩张，几个厅的生意都不理想后，胆敢放些黄色淫秽录像来吸引眼球。我父亲和几位老同事看不惯，好言相劝但不予理睬，很快将多年积累的70万元公款，消耗得所剩无几，还欠下10万元的建筑款项未付清。电影院主场有时票卖少了达不到放映要求，只好退票停放，职工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辉煌不到20年的中江电影院，成为破产倒闭企业。花40多万元修的电影院，当时是按百年大计的标准来设计的，没想到寿命会这么短暂，连拆房子的人都说水泥太好打不动。

　　如今的中江县人口已达140万，勤劳致富的人们从农村转移到县城，城市的扩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回中江时，只能凭儿时的记忆，靠北塔来辨别方向;二环路、高速路、过境公路、乡村公路四通八达……时代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我们!这个月初我写纪念抗美援朝的文章时，用的是4G手机;一转眼写这篇文章时，就用上了5G手机，变化真是瞬间而至;互联网时代，还有多少人记得上个世纪的电影院呢?我对它的怀念也许只有那随风而去的白云知道……

　　2020年11月于四川德阳

　　注：图第2、4、5、6、7、9、17、19、共计8张来源于百度，其余11张为我家收藏的。

　　图片说明：

　　1、第一张图片来自网络

　　2、其余图片来自作者提供

编辑：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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