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发展原因（元代元日朝会考202205-98）

转自“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元代元日朝会考

贾建增

◇

基本信息

摘 要：元日朝会是元代非常盛大的朝会活动。元日朝会的各个环节，百官习仪，帝后升殿，百官待漏、进贺，礼物与贺表的进献，元日大宴等都有严密的制度规范。地方官府在元日也举行贺正仪式，并遣使入都进献贺表。元代元日朝会规模宏大，仪式庄严隆重，继承了汉族王朝元日朝会的基本形式，蒙古旧俗也大量融入其中，呈现出明显的蒙古统治王朝的特征。元代元日朝会从礼仪层面彰显了元代君臣关系，有助于元朝蒙古统治者构建正统性。

作者简介：贾建增，1990年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

元日，又称元旦、元正、正旦，即农历正月初一。自汉代起，历代王朝都在元日举行朝会仪式。1唐制，“凡元日，大陈设于含元殿，服衮冕临轩，展宫悬之乐，陈历代宝玉舆辂，备黄麾杖，二王后及百官朝集使、皇亲，并朝服陪位”2。宋制，“元正一岁之首……圣人重之，制为朝贺之礼焉”3。辽、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样在元日举行朝会仪式。辽代元日朝会，“臣僚并诸国使昧爽入朝”,执行舞蹈、跪拜、鞠躬等礼节。4金代元日，皇帝“御大安殿，受皇太子以下百官及外国使贺”5。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并统一全国的王朝。大蒙古国时代，“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6。忽必烈即位后，推行汉法，逐渐构建起元代的立国规模。就朝仪而言，忽必烈命刘秉忠、尚文、史杠等主持制定朝仪，礼乐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元代朝仪“颇采古礼，杂就金制”7,蒙古旧俗又杂糅其中，因而颇具特色。

关于元代元日朝会，前人研究多有涉及，但未对其细节与意义进行深入挖掘。8本文拟从《元史·礼乐志》出发，钩稽典章制度与元人诗文材料的记载，以元日朝会的具体过程为重点，对元代元日朝会进行全面考察。不足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元代元日朝会的举行

朝会是蒙元时期诸王、贵戚、百官及藩属各国必须履行的义务。“国朝凡大朝会，后妃、宗王、亲戚、大臣、将帅、百执事及四方朝附者咸在。”9就元日朝会而言，大蒙古国时代的元日朝会主要依蒙古旧俗举行。丁未年(1247)赴漠北觐见大汗的张德辉记载了蒙古人的元日朝会：“比岁除日，辄迁帐易地，以为贺正之所。日大宴所0部于帐前，自王以下皆衣纯白裘。三日后，方诣大牙帐致贺，礼也。”10

入元以后，随着汉法的推行，元日朝会变得规范起来。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令刘秉忠等人制定朝仪。至元八年(1271)八月世祖生日，“号天寿圣节，用朝仪自此始”11。此后元日朝会，册封皇后、皇太子，建国号也采用此朝仪。12元日朝会的举办地点，在大都宫阙建成之前是在所谓“帐殿”。如元初王磐在奏议中提到：“时宫阙未立，朝仪未定，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皆集帐殿前。”13至元十一年(1274)元日，随着大都宫阙的建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14,此为元日朝会固定在大明殿举行的开端。

翻检《元史》本纪部分，我们发现它并没有逐年记载元日朝会的举办情况，这应该是受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中“常事不书”原则的影响。吴澄曾论春秋笔法，指出：“《春秋》常事不书，非常乃书”15。元日朝会作为每年都要举行的“常事”,《元史》没有逐年记载亦在情理之中。但元代有大量记述元日朝会的诗文，为我们展现了一些年份元日朝会的举办情况。16

元代有一些年份没有举行元日朝会，其中有明确记载的如表1所示：

表1 元代未举行元日朝会年份统计表

年份	未举行元日朝会的原因	史料来源
至元二十三年	太子真金去世	《元史·世祖纪一一》,第285页
至元二十九年	日食	《元史·世祖纪一四》,第357页
至元三十一年	帝不豫	《元史·世祖纪一四》,第376页
大德十一年	帝大渐	《元史·成宗纪四》,第472页
至大四年	帝不豫	《元史·武宗纪二》,第530页
延祐七年	日食	《元史·仁宗纪三》,第593页
至顺四年	宁宗崩，顺帝未至	《元史·宋本传》,第4205页
不详	祭祀	张翥：《蜕庵集》卷五《元日灵台官以初四日己酉时享以岁除日受誓于中书乃免朝贺纪诗八韵》,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第85页

由表1可知，元代有明确记载的未举行元日朝会的年份共有八个，原因可分为如下四种：皇帝身体抱恙、皇室重大变故、天象、祭祀。因这四种原因而未举行元日朝会的情况在唐宋均曾出现过，17这也反映了元代元日朝会对汉制的继承。

至元十一年以后，元日朝会固定在大明殿举行，这一点颇值得关注。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指出：新建国都最初的构造重点在于“象征性”,它具有国家“礼仪舞台”的功能，并为王朝正统化服务。18大明殿作为大都“礼仪舞台”之一，其“象征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大明殿建筑颇为宏伟。其规制：“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19马可波罗称其“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20。其建筑风格，也沿袭了汉地皇宫的传统：“青石花础，白玉石圆磶，文石甃地。上藉重裀，丹楹金饰，龙绕其上。”21马可波罗盛赞大明殿：“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22

其次，大明殿内的陈设也华美非常。大明殿中央位置设有皇帝的“七宝云龙御榻”,皇后座位与之并列。“诸王、百僚、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23此外，大明殿还有其他一些精美的陈设。其一为七宝灯漏，为郭守敬所造，“大明殿每朝会张设之，其中钟鼓皆应时自鸣”24。柯九思有诗赞之：“玉漏藏机水暗流，真珠射日动灯球。偶人自解开青琐，高拱龙床报晓筹。”25其二，各色花卉。“御榻前列红白山茶、梅花、迎春、小桃十余盆。”26其三，兴隆笙。兴隆笙是一种乐器，“其制，植众管于柔韦，以象大匏土鼓，二韦橐。按其管，则簧鸣。笙首为二孔雀，笙鸣机动，则应而舞”27。总之，大明殿建筑规模宏大，装潢陈设华丽非常。马祖常指出：“大内正衙，古之帝王朝百官之地，今大明殿是也。观阙盘郁，城雉缭环，祖宗之所御，黎庶之所瞻。”28元朝选择在大明殿举办元日朝会，意在凸显蒙古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强化其统治合法性。

总之，随着汉法的推行，元代元日朝会逐渐制度化，这包括朝仪的制定和元日朝会举办地点固定在大明殿两个方面。

二 元代元日朝会的礼仪制度

(一)元日朝会的礼仪制度

1

1.百官习仪。

所谓“习仪”,即“学制礼也。谓凡有大典礼，必预先习仪也”29。元日前三日，百官“习仪于圣寿万安寺(或大兴教寺)”30。圣寿万安寺又称白塔寺，位于大都平则门内，31“自世祖以来，为百官习仪之所，其殿陛阑楯一如内庭之制”32。胡助曾在万安寺观看百官习仪，作诗描绘当时的场景：“卫士金吾塞梵宫，旌麾妍丽映寒空。仿陈元会千官肃，恭习朝仪万国同。礼乐雍容全盛日，衣冠文雅太平风。小儒拭目还心醉，归对书灯守岁穷。”33这里的“卫士”“金吾”,应该指的是侍卫亲军或仪仗军。“旌髦”指的是习仪现场的铺陈。百官习仪一直会持续到除夕这天，胡助有“千官习元会，金紫光奕奕”的诗句，34写除夕这天百官习仪，身穿华服光彩夺目。乐清处士林宽曾赴都贺正，亲身参与过元会习仪，作诗以记：“西山晴雪照阶墀，法曲天香会合时。在野只知尧帝立，进朝方识从官仪。日明黄道瞻丹扆，春满青都拥翠旗。冠佩又承新雨露，太平报效有深期。”35

2

2.帝后升殿。

元日当天，皇帝与皇后由侍仪使引导升殿。36柯九思有“云开五凤层楼矗，日绕群龙法驾来”的诗句描述皇帝升殿时的情景。37皇帝在元日升殿时，要穿着汉式冕服。38帝后升殿后，尚引引元日朝会诸职事官拜贺。39元代元日朝会职事官分为殿上职事与殿下职事两种，由侍仪司、拱卫直都指挥使司等机构与大汗怯薛共同负责。所谓殿上职事，即在大明殿内负责的人员，有司香、酒人、主酒、主膳等各若干人，由大汗怯薛担任。护卫四十人，“以质子在宿卫者摄之”。此外还有警跸三人，由拱卫直都指挥使司所辖控鹤卫士担任。40殿下职事，即在大明殿外负责的人员。大明殿右阶，由大汗怯薛宿卫负责，“如怯薛歹、八剌哈赤、玉典赤之类是也”,设伍长、都点检、左右点检等职；左阶由侍卫亲军负责，设伍长、殿内将军、殿外将军等职。殿下职事还设司辰郎、引进使、通班舍人等众多职事官。此外，还设承传一职，“控鹤卫士为之，立大明门楹间，以承传于外仗”41。胡助“虎豹狮彪，列置其外”与“职司侍仪，恭事殿陛。导引升降，目击心醉”等记载，都反映了元日朝会诸职事官负责内外仪仗导从的情景。42

元日朝会中各职事官的任命很有特点，一方面它沿袭汉制，设通事舍人、宣赞等职事，大汗怯薛也身着汉式服装，“冠学士帽，服紫罗窄袖衫”43。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元代礼乐制度重视国俗的理念。这表现在殿上职事多由大汗怯薛担任，殿下职事中因蒙古人尚右，大明殿右阶由八剌哈赤、温都赤等大汗怯薛负责等方面。

3

3.百官待漏与进贺。

马可波罗记载：“节庆之日黎明，席案未列以前，一切国王、藩主，一切公侯伯男骑尉，一切星者、哲人、医师、打捕鹰人，以及附近诸地之其他不少官吏，皆至大殿朝贺君主。”44在正式入贺之前，百官先在崇天门等候。“正月一日，百官待漏于崇天门下。”45百官待漏的时间很早，傅若金记载：“宫漏催朝烛影斜，千官鸣玉动晨鸦。”46“烛影”“晨鸦”,这些语汇说明在元日当天黎明，百官就必须在崇天门集合等候。百官在贺正前须按文武之别，官品高低排列班序。胡助称：“干羽龙鸾翔下上，衣冠鹓鹭列东西。”47其中“鹓鹭”一词比喻班行有序的朝官。班序分文武两班，如李毂记载“虎豹守阍严内外，鸳鸯分序肃西东”48。马可波罗记载：“其行列则皇子侄及皇族在前，后为诸国王、公爵，其后则为其他诸人，各按其等次而就位。”49

百官进贺时，由典引引导，自崇天门入日精、月华二门，至“丹墀拜位”50。王恽“色目依班向殿趋，入门一字立青蒲”的诗句，51生动描述了这一过程。关于“丹墀拜位”,胡助有“文武千官，咸有定位”的记载。52至元十年(1273)入元贺天寿节的高丽人李承休的记载更为具体：“其拜位则以黄丹画地面，龙须白席为之方罫，区以别位，而书其官号。”53元代元正仪与天寿节贺仪相同，54其拜位亦当如此。《事林广记》所载《皇元朝仪之图》绘出了百官进贺的版位。55百官进入“丹墀拜位”后，在宣赞和通赞的导引下，执行鞠躬、拜、兴、山呼等一系列礼节。56周权“龙旗微动曙烟暖，山呼虎拜声如雷”的诗句，57反映了百官拜贺时山呼万岁，声音如雷，气势恢宏的情景。

寒冬时节，百官贺正是相当辛苦的，若再遇大风、降雪等恶劣天气，更是苦不堪言。如至正七年(1347)元日，“大寒而风，朝官仆者数人”58。王恽记载元贞二年(1296)元日遇雪：“静看整整斜斜态，不碍跄跄济济仪。法部气严催箾舞，御炉烟澹湿鸾旂。”59“整整斜斜”一语出自黄庭坚的诗句“夜听疎疎还密密，晓看整整斜斜态”60,形容大雪纷飞的场景。“跄跄济济”形容步趋庄严隆重，多而整齐的样子。王恽的这几句诗反映了在大雪中举行的元日朝会仪式依然是庄严而隆重的。李毂也记载某年元日遇雪：“雪从除夜到正朝，旋入春风不禁消。”百官依旧排列班序进贺，“扇影未分双阙仗，靴声早集五门桥。从教贺列朝衣湿，好傍昭容舞袖飘”61。元日大雪，天气酷寒，百官冒雪进贺，以致雪水打湿了朝服。鉴于恶劣天气百官贺正太过辛苦，泰定元年(1324),泰定帝下令：“内外百官凡行朝贺等礼，雨雪免朝服。”62某些功勋老臣也可获皇帝特旨免朝贺。如欧阳玄“足患风痹”,顺帝下诏“免其行朝贺礼”63。

元日朝会，百官凌晨即待漏于崇天门，随后排列班序，向皇帝行叩拜舞蹈之礼，这显示了百官对元朝蒙古统治者的臣服。鉴于元日朝会太过辛苦，皇帝也诏免年老功勋大臣的朝贺。因此元日朝会是一种特殊的君臣互动活动，是对百官与皇帝之间君臣关系的确认，对维持国家中枢政治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4

4.进酒。

百官进贺完毕后，举行丞相进酒仪式。“侍仪使诣丞相前请进酒，双引升殿。”64柯九思有“谒者引班联宝带，上公称寿进金杯”65的诗句，“上公”指丞相，“称寿进金杯”,即指元日进酒仪式。丞相进酒时乐工奏乐，还有“舞童舞女”伴舞。乐曲由仪凤司谱曲，翰林院填词，并令乐工练习。胡助“云和令丞，丝竹鼓吹”的记载即指此事。66元日朝会所用“乐音王队”共有男女乐队共五十四队，演奏《万年欢》《长春柳》《吉利牙》等乐曲。67按传统汉族王朝形成了严密的雅乐与宴乐制度，二者不容混淆。元代也有相关规定：“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但在实际运行中，“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68。元代民族乐器如兴隆笙、火不思等也在元日朝会中使用，吴师道记载元日朝会用乐：“初闻觱栗叫云清，次第春雷万鼓鸣。最爱凤笙形制别，众中不识是何声。”69诗中“凤笙”即前述兴隆笙，其形制颇为别致，所演奏的音乐也十分特别，民族乐器的使用令吴师道感到非常新奇。元代朝仪用乐大抵呈现雅俗界限模糊的特点。70

5

5.进献礼物与贺表。

进酒仪式结束后，进行百官进献礼物与贺表的仪式。元制，进献礼物与贺表时，在大明殿前露阶之下“设表案一，礼物案一，舆士凡八人，每案四人”。此外，还设宣表目舍人、宣表修撰、宣礼物舍人等一众职事官。71胡助“东西两楼，礼物攸止”的记载，即指百官礼物表章的进献与保存。72马可波罗记载：“是日臣属大汗的一切州郡国土之人，大献金银、珍珠、宝石、布帛。”进贺礼物之多，令人咋舌，“应知是日国中数处入贡极富丽之白马十万余匹”73。但马可波罗的记载过于夸张，据《事林广记》记载，元日各衙门进贺礼物，中书省须进献“马二十七匹，纳阇赤九匹，金段子四十五匹，金香罐合一副”。太师府、太傅府、太保府、大宗正府等衙门各进献马一匹。御史台、詹事院、宣徽院等各进献马三匹。都功德使司、太常礼仪院、太史院等各进献罗九匹。枢密院进献马九匹。74据此推算，元日内外各衙门所进献的马匹，很难达到“十万余匹”。此外，元代一些诗文作品，如赵孟頫“不知何地来银瓮，复报诸方致白”75,也描述了元日朝会进献礼物的情景。

除进献礼物外，百官还需进献贺表。元制，“五品以上长官，俱得进表称贺”76。至元三年(1266),元廷对贺表的格式、装裱等做出了细致规定：“诸上表并为楷书，每幅六行或七行，后一幅或三行或五行，每行不限字数。第一幅前用帖黄押，下边用印，末后年月日上及背缝亦用印。上笺者准此。封皮上帖黄押，下边用印。其在下‘上进’、‘谨对’字上用印。上表者，表以红罗夹祔，笺以梅红罗单祔封里。外路仍盛以锁钥。全表匣饰以龙，笺匣饰以螭。”77此后，元廷又规定了表章需要避讳的字，要求“右一百六十余字，其余可以类推，或止避本字，或随音旁避，及古帝王名号不用，数目字亦不许用多。并御名庙讳，皆合回避”78。但这一规定太过繁琐，给表章的写作造成了诸多不便。延祐元年(1314),中书省重新做出规定：“除全用御名庙讳不考外，显然凶恶字样，理宜回避。至于休、祥、极、化等字，不须回避。”延祐三年(1316),中书省再次规定：“表章格式，除御名庙讳必合回避，其余字样，似难定拟。”79这一规定取消了除御名、庙讳以外的避讳，使得表章避讳的范围大大缩小，给表章的写作提供了便利。

史籍可见元代元日贺表有一百多篇。这些贺表辞藻华丽，为元朝蒙古统治者歌功颂德，并无实际内容可言，百官进献的礼物于元朝财政也无甚作用。但元代元日朝会进献礼物与贺表的象征意义不容忽视，它是元朝内外百官臣服于蒙古统治者的标志。

元制，元日朝会除宗亲、贵戚、文武百官外，“僧、道、耆老、外国蕃客，以次而贺”80。这与《大唐开元礼》仅允许王公、群臣、诸亲、朝集使、蕃客等参加元日朝会的规定有很大不同。81僧人参加元日朝会，如大辨禅师希陵，元贞元年(1295)元日赴都朝贺，“诣阙祝赞，序立殿陛之左”82。道士，如张宗岳，曾奉贺正表赴大都，廼贤为之写诗以记。83耆老，如乐清处士林宽，仁宗朝曾朝会京师，习仪于万安寺。84“外国蕃客”,如至元九年(1272)元日，“高丽国王王禃遣其臣礼宾卿宣文烈来贺，兼奉岁贡”85。

6

6.宴会。

元日朝贺完成之后，还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86马可波罗记载：“将一切席案排列，各人案序就位，进食如前所述。”87元制，四品以上官员得入大宴，这比《大唐开元礼》百官三品以上方得与大宴的规定有所放宽。88如秦起宗文宗朝为中台御史，“元会，赐只孙服，令得与大宴”89。外国贺正使亦可参加元日大宴。如高丽人金方庆入元贺正，“帝御大明殿受贺，四品以上得上殿赴宴，方庆亦与焉”90。四品以下官员虽不得入宴，但可获赐御酒。“典引引五品以下，赐酒于日精、月华二门之下。”91至顺二年(1331),萨都剌参加元日朝会，获赐御酒。他感叹：“太平天子恩如海，亦遣椒觞到小臣。”92

元代元日大宴，几点颇值得关注：第一，大宴前要宣读成吉思汗大札撒，《经世大典》所载“诰教之严”即为此意，93柯九思也有“大明前殿筵初秩，勋贵先陈祖训严”的记载94。第二，百官身着质孙服。按质孙为蒙古语，“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则服之”。质孙服冬夏不同，贵贱有别，“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95。王恽有“内外百官皆便服，紫衣独见海东臣”的记载，96其中“便服”一词即指质孙服。第三，喝盏。陶宗仪记载：“天子凡宴飨，一人执酒觞，立于右阶，一人执柏板，立于左阶。执板者抑扬其声，赞曰斡脱。执觞者如其声和之，曰打弼。则执板者节一拍，从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于是众乐皆作。然后进酒，诣上前，上饮毕，授觞，众乐皆止，别奏曲以饮陪位之官，谓之喝盏。”97

总之，元代元日朝会非常盛大，从习仪到大宴的各个过程的礼仪都有详细的制度规范。这些礼仪反映了元代元日朝会对汉制的继承，对蒙古旧制的吸收。此外，元日朝会也反映了元朝蒙古统治者试图借元日朝会更新和强化君臣关系，构建元朝统治合法性的目的。

(二)元日朝会礼仪制度的调整与完善

元日朝会的礼仪制度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若干问题，元廷也及时进行了调整。

首先，朝贺班序混乱。苏天爵曾论述班序混乱的状况：“迩年以来，朝仪虽设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为衣紫，从五与正五杂居；共曰服绯，七品与六品齐列。下至八品、九品，盖亦莫不皆然。夫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肃敬之心，殊失朝仪之礼。”苏天爵建议：“今后朝贺行礼，听读诏赦，先尽省、部、台正从二品衙门，次及诸司院局，各验职事散官序列，正从班次，济济相让，与与而行。如有跻越品秩、差乱位序者，同失仪论，以惩不恪。”98

其次，官员公服私相拜贺。至元初年，王恽上奏：“今者百官贺正，趋集阙下，未蒙陛见，私先拜贺，欢呼杂遝，似失无二上之义。”他要求朝廷采取措施，“限以门闱”,使百官不得私相拜贺。99但此奏议未见回应，这一问题也一直存在着。直到仁宗朝，御史台还奏报：“昨前拜年时分，徽政院里佥院忽都小名的人，皇帝根底拜了之后，大殿里穿着公服，月鲁帖木儿知院根底跪着与手帕来。”100

元日朝会朝仪事关朝廷体统和大国威严，元廷非常重视对它的规范。元代设有纠察朝仪的机构，如殿中司，设殿中侍御史二员，“凡大朝会，百官班序，其失仪失列，则纠罚之”。御史台所属察院设监察御史三十二员，“司耳目之寄，任刺举之事”101。在元日朝会中，殿下职事专设纠仪官四人，尚书一人，侍郎一人，监察御史二人。102

为严肃朝仪，元廷还屡次颁布政令。大德元年(1297),成宗下令朝会时“诸不至及失仪者，殿中司、监察御史同纠之”103。皇庆二年(1313),中书省规定：“今后百官凡遇正旦朝贺，侯行大礼毕，脱去公服，方许与人相贺。”104延祐七年(1320),英宗敕：“群臣超授散官者，朝会毋越班次。”105元统二年(1334),元廷再次强调：“今后凡遇朝贺行礼、听读诏赦，礼先省部、院、台，次及百司，依职事等第、官品正从，以就序列。敢有不遵，比同失仪论坐，标附。”106

此外，一些监察御史在纠察元日朝仪时也能不避权贵，仗义执言。如朵儿直班曾为监察御史，“正月元日，朝贺大明殿，朵儿直班当纠正班次，即上言：百官踰越班制者，当同失仪论，以惩不敬”107。又如董讷，仁宗朝为监察御史，“(延祐)三年，元会陈朝仪殿廷，百官将序班行礼，时相(铁木迭儿)乘轿坐殿廷中。公适纠仪，乃前问曰：此百官朝会之所，丞相坐此非是”108。

三 地方官府的元日贺仪

(一)地方官府贺正仪式的举办

元代除在大都举办元日朝会外，地方官府也举办贺正仪式。至元八年，元廷规定：元日“除沿边把军官再行定夺外”,地方官员必须“照依品从，自造公服，迎拜行礼”109。此外，还详细规定了地方官员的元日贺仪：

拜表日，质明，望阙置香案，并设官属褥位，叙班立定。礼生赞拜，在位官皆再拜。司吏捧表跪授班首，班首跪受，以授所差人。所差人跪受讫，班首起立，礼生赞拜，在位官皆再拜讫，退。110

那么地方官府贺正仪式的实际举行情况如何呢?黑水城出土M1·1115[F62:W11]号文书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信息，为论述方便，录文如下：

(前缺)

(后缺)111

关于这件文书，蔡伟政依据该文书出现的“僧人”两字，又根据一些推测，认为亦集乃路为边陲之地，贺正仪式简单举行无伤大体，从而断定这则文书记录的是天寿节拜贺仪式。112这一论断显然过于武断，元代地方贺正仪式是有僧人参加的。《元典章》记载，地方官府正旦拜贺行礼时，“必就寺观中，将僧道祝寿万岁牌，迎引至于公厅置位”113。范梈有《正月节日上宝历寺行礼退述事》一诗，记述某年元旦前往佛寺行礼之事。114且元制，天寿节贺仪与元正仪是相同的。115因此，不能仅凭“僧人”二字就断定这则文书为天寿节拜贺文书，更不能因此否认元代地方官府贺正仪式的举行。相反，通过这则文书，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官府严格按照礼部所定贺正仪制，执行“鞠躬”“山呼”“出笏”等礼节。而且在偏远如亦集乃路的地方，贺正仪式依然是隆重而庄严的。

地方官府元日除举行望阙遥贺仪式外，还需遣使入都进献贺表。元制，五品以上官府须进献贺表。地方官府进献表章所用钞物，须各路官员自备。116但元廷允许地方官府进表时使用驿站。“今后进表，不以远近，止合乘骑长行马匹预期前来，许令经行馆驿安下，拟合官为应副饮食、马匹草料分例。”117

但元代地方五品以上官府众多，各行省，秩从一品；各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帅府从二品；118路一级建制中，上路正三品，下路从三品；州一级建制中，上州从四品，中州正五品，下州从五品。119此外五品以上地方官府还包括西台与南台、各肃政廉访司、诸转运盐使司等众多机构。120因此为了防止冗滥，至元十年(1273),中书省规定：路总管府所辖州，虽为五品衙门，但“俱系本路所辖去处”,因此遇元旦、天寿节等节日，“赍表章赴本路总管府类聚，止令总管府差人赴朝廷进贺”121。皇庆元年(1312),中书省又再次对地方官府贺表的进献做出规范：“今后凡遇进贺表笺，除各道廉访司照依旧例外，据腹里路分，差官驰驿赴都。其余设置前项司属，直隶省部或属在都衙门，拟合令所在路分就便附纳。外据各处行省、宣慰司都元帅府、宣抚司、转运司、各处总管府、万户府及五品以上衙门，应有进贺表笺，止赴所隶省部、总司通行类咨，钦依差人驰驿，赴中书省、枢密院、徽政院呈贡，不许另行给驿，庶革泛滥之弊。”122

(二)地方官府贺正出现的问题及其调整

元代地方官府的贺正礼仪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元廷适时地进行了调整。

首先，元日望阙遥贺时，某些军官挟威占据班首。如大德元年松江府奏报：“本府达鲁花赤、万户松江府达鲁花赤，凡遇开读圣旨诏赦、天寿圣节并贺正之时，祭祀行礼班首。”中书礼部认为“松江万户府虽系三品，镇守、征行、屯戍去处无当，终非守土之职”,因而规定不按品级定论班序，而以守土官为班首。123

其次，地方官府贺表进献不规范。包括：第一，表章格式错误。如至元十五年(1278),礼部奏报：“照得至元十五年各路贺正表章，内有文理丛杂，句法失误，及书写行数不依元降格式，袱匣、锁钥、打角不完。”为此，中书省规定百官所进贺表，必须“令文资正官一员、通儒吏一名校勘无差，具解进呈”124。第二，进表使臣稽迟。如延祐六年(1319),“云南行省差通事乞台不花，驰驿赍捧延祐五年正旦表笺出廓，却行复回入城，本家停住，不行起程”。乞台不花被处以“决四十七下，解见任，别行求仕”的处罚。125此外，元代还存在进表使臣滞留大都不肯回还的情况。为此，至大四年(1311),仁宗下诏：“随处进表来的，五日以里，都教回去者。推病的、干别勾当不去的，当了铺马，标着他名字，勾当里再休委付者。”126第三，进表使臣滥起铺马。如皇庆元年，兵部呈：“照得近年以来，在外诸司不详站赤生受，指以进表为由，假公营私，滥行给驿。”127为此，元廷规定：“今后各处行省，如遇差遣必合乘驿者，除职官外，若差令译史、宣使人等，止许给马一匹。”128

再次，地方官员贺正违制。包括：官员贺正不敬。如至元十六年(1279)太原路牒呈，地方官府在元日拜贺行礼时，“将僧道祝寿万岁牌”,放置于“便于百姓观看处所”,然后“官吏率领僧道抬舁坛面、铙钹、鼓板、幢幡、宝盖以旋队，差遣诸色行户粧扮社直，娼妓、宫监之类沿街巷陌摆拽。名为起敬，实为混杂亵渎”129。一些地方官员还借贺正之机聚敛财物、骚扰百姓。“各处筵席荤素不一，所需物色，官吏虽名俸钱内自备，所费既多，因而巧取于民，侵扰百姓，习以为例。”130为此，元廷强调地方官府贺正仪式必须“以敬为主”,严格按照至元八年的规定执行。拜贺时所用乐人，“止就本处在城者，无得于他处勾集，及樁配诸行户、百姓人等粧扮社直”。元日宴会所需之物，官吏须自行置备，“并不得取敛于民”131。

总之，元代地方官府在元日也须举办望阙遥贺仪式，并遣使入都进献贺表。这是对元代地方官与蒙古统治者君臣关系的一种确认，也是元廷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力图加强对全国控制的一个手段。

四 结语

元日朝会是元代非常盛大的朝会活动，元日朝会的各个环节，百官习仪，帝后升殿，百官进贺，进献礼物贺表，大宴等均有详细的制度规范。元代地方官府也在元日举行望阙遥贺仪式，并遣使赴大都进献贺表。元日朝会的盛大场面给元人带来了很强的感官冲击，吴师道参加元日朝会，“韵音聆法曲，仙杖穿霓旌”,非常震撼，甚至产生了“恍惚天上游”的感觉。132胡助称“皇朝元会，礼乐盛美。越古冠今，锡福受祉”133,虽有夸张，但亦能说明元代元日朝会礼乐之完备，规模之盛大。

元代元日朝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元代朝仪总体上“颇采古礼，杂就金制”,这里的“古礼”指的是《大唐开元礼》。134在元代“祖述变通”,推行汉法的背景下，元日朝仪对《大唐开元礼》多有继承与发展。其继承，包括元日朝会的举办地固定在大内正殿；设通事舍人、宣赞、尚食等一众职事官；百官进贺要执行跪拜、舞蹈、山呼的礼节等多个方面。而其发展，则表现在允许僧、道、耆老参加元旦朝会；参加元日大宴的官品放宽到四品等方面。135因此，张之翰评价元代元日朝会“制度仍存周礼乐”136,可谓中肯。

其次，元代元日朝会仪式又有蒙古旧制融入其中。元日朝会的职事官中，殿上职事多由大汗怯薛担任，殿下职事由大汗怯薛与汉式卫军共同负责，但怯薛位于大明殿右阶，地位高于汉式卫军；大明殿中皇后御座与皇帝七宝御座并列，共同接受百官朝贺；元日宴会上要宣读成吉思汗大札撒，百官身着质孙服，行喝盏之礼；元日朝会所用音乐，也突破了传统汉族王朝俗雅用乐的界限。这些都是蒙古旧制融入元日朝会仪式的实例。

总之，从整体上看，元代元日朝会继承了汉族王朝元日朝会的基本形式，蒙古旧俗也大量融入其中，呈现出明显的蒙古统治王朝的特征。

那么元代元日朝会的意义何在?美国学者大卫·科泽指出：礼仪有助于建立政治组织，产生政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形塑人们对政治世界的认知。137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指出：“元会仪的根本，在于臣服礼仪和互酬所带来的君臣和合……元会仪以再次确认、和合皇帝—中央官僚之间的君臣关系为核心，由皇帝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贡纳—从属关系以及皇帝和外国诸民族之间的贡纳—服属关系所构成。总而言之，也就是以此来谋求革新皇帝所支配的整个帝国的秩序。”138这在蒙古统治下的元朝表现得颇为明显。元朝蒙古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构建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元日朝会中，诸王、贵戚、后妃、百官、僧、道、耆老及外国使臣咸来贺正，并向皇帝进献礼物贺表。皇帝赐宴赐酒，恩宠有加。元廷借元日朝会营造出一种君臣和合的景象，并确认和强化了皇帝与中央官员、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府、元朝与藩属国这三层君臣关系。马祖常指出：皇帝临御大明殿接受朝贺，可以“镇服华夏，统体天地”139。亲自参加过元日朝会的张养浩也感叹：“与天同大惟王者，今日方知此语真。”140总之，元日朝会是元朝蒙古统治者天下共主地位在礼仪上的一种确认，对元朝蒙古统治者强化正统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渡辺信一郎认为元日朝会始于汉高祖时叔孙通立朝仪,形成于两汉时期。两汉时期元日朝会分为朝与会两部分,较为简单;西晋到六朝末,元日朝会正式确立,西晋所制《咸宁仪注》,详细规定了元日朝会的礼仪程式,对此后的元日朝会礼仪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参见[日]渡辺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日]沟口雄三、[日]小岛毅主编,孙歌等译《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3—409页。

2《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29页;《大唐开元礼》,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52—456页。唐代元日朝会的举办情况,参见[日]金子修一《唐代长安的朝贺之礼》,《唐史论丛》第1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29—138页;[日]金子修一、小泽勇司《唐代后半期的朝贺之礼》,《唐史论丛》第1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

3《宋史》卷一一六《礼志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50页。宋代元日朝会的举办情况,参见杜珊珊《宋代大朝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4年。

4《辽史》卷五三《礼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74页。

5《金史》卷三六《礼志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40页。

6《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664页。

7[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二二《故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侍仪事赵文昭公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6页。

8史卫民对元代元日朝会有所论述,但主要依据《元史·礼乐志一》展开,过于简略,参见《元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陈戍国认为元代正旦朝仪与汉族王朝的贺正朝仪在性质上是一致的,表明了元代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参见《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王福利认为元代朝仪表现出品级服饰不分,礼乐蒙汉杂糅等特点,参见《元代朝仪的制定及其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1期。徐文武、韩宁指出元代朝仪未能突破元朝蒙古习俗本位观念,与汉族王朝的朝仪制度始终存在着距离,参见《元代朝仪礼乐制度略论》,《河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陈高华、史卫民对包括元日朝会举办地大明殿在内的大都大内宫殿等进行了介绍,参见《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傅熹年也对大都大内宫阙的基本结构和外观形象进行了详细的推算与复原,参见《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9[元]苏天爵:《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礼典·朝会》,《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10[元]张德辉:《纪行》,[元]王恽:《玉堂嘉话》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6页。

11《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6页。

12参见王福利《元代朝仪的制定及其特点》。

13[元]王磐:《议定朝仪》,陈得芝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9页。

14《元史》卷七《世祖纪四》,第153页;大都的营建过程,参见《元代大都上都研究》,第22—37页。

15[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〇《潮州路重修庙学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363页。

16相关诗文如[元]王恽《至元七年庚午奉陪宪台诸公阙下贺正口号》《元贞二年丙申元会日大雪》,《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卷二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1册,第309、364页;[元]周伯琦《岁乙酉元旦早朝大眀宫》《岁辛卯元旦朝贺作》,《近光集》卷二、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8、540页;[高丽]李毂《癸未元日崇天门下》《乙酉元日》,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6、155页。

17参见[日]金子修一《唐代长安的朝贺之礼》,《唐史论丛》第11辑,第129—138页;郭乃贤《宋代宫廷元日活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3年。

18参见[日]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见《中国的思维世界》,第466—498页。

19[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1页。

20[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

21[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第251页。

22[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63页。

23[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第251页。

24[元]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国朝文类》卷五〇,《四部丛刊初编》。

25[元]柯九思:《丹邱生集》卷三《宫词十五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3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8页。

26[元]周伯琦:《近光集》卷二《岁乙酉元旦早朝大明宫》,第528页。

27[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五《兴隆笙》,第56页。

28[元]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七《建白一十五事》,《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6册,第605—606页。

29[元]徐元瑞:《吏学指南》,杨讷点校:《史学指南(外三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30《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6页。

31参见陈高华《再说元大都的皇家佛寺》,《清华元史》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6—76页。

32《元史》卷五一《五行志二》,第1101页。

33[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八《万安寺观习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第599页。

34[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四《除夕》,第572页。

35[元]林宽:《元会习仪和郑子完》,[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吴申扬点校:《元诗选·癸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93页。

36《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6页。

37[元]柯九思:《丹邱生集》卷三《元日会朝大明宫》,第424页。

38《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第1930页。

39《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6页。

40《元史》卷八〇《舆服志三》,第1997—1998页。

41《元史》卷八〇《舆服志三》,第1998—2000页。

42[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九《皇朝元会版位图赞》,第667页。

43《元史》卷八〇《舆服志三》,第1997页。

44[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81页。

45[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2页。

46[元]傅若金:《傅与砺诗集》卷五《次韵元日朝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243页。

47[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八《元会口号》,第596页。

48[高丽]李毂:《癸未元日崇天门下》,第146页。

49[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81页。

50《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7页。

51[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三四《春宫元日口号》,第481页。

52[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九《皇朝元会版位图赞》,第667页。

53[高丽]李承休:《宾王录》,杜宏刚、邱瑞中、[韩]崔昌源辑:《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54《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9页。

55[元]陈元靓:《事林广记》戊集卷上《官制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9页。

56《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7页。

57[元]周权:《此山诗集》卷四《元正观朝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24页。

58《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第876页。

59[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二二《元贞二年丙申元会日大雪》,第364页。

60[宋]黄庭坚:《山谷集》内集卷九《咏雪奉呈广平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3册,第68页。

61[高丽]李毂:《正旦雪》,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2册,第150页。

62《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第652页。

63《元史》卷一八二《欧阳玄传》,第4197页。

64《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7页。

65[元]柯九思:《丹邱生集》卷三《元日会朝大明宫》,第424页。

66[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九《皇朝元会版位图赞》,第667页。

67《元史》卷七一《礼乐志五》,第1773—1774页。

68《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4页。

69[元]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九《元旦朝回书事四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09页。

70参见徐文武、韩宁《元代朝仪礼乐制度略论》,《河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71《元史》卷八〇《舆服志三》,第1999页。

72[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九《皇朝元会版位图赞》,第667页。

73[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81页。

74[元]陈元靓:《事林广记》戊集卷上《官制门》,第120页。

75[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五《己酉元日朝拜喜晴总管次前韵见教复和一首》,《四部丛刊初编》。

76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进表·表章五品官进贺》,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09页。

77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进表·表章定制体式》,第1006页。

78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进表·表章回避字样》,第1007页。

79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进表·表章回避字样(二款)》,第1008页。

80《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8页。

81《大唐开元礼》,第452—454页。

82[元]希陵:《元正祝赞诗并序》,[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吴申扬点校:《元诗选·癸集上》,第1381页。

83廼贤:《金台集》卷一《送道士张宗岳奉贺正旦表朝京竣事还龙虎山》,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第279页。

84[元]林宽:《元会习仪和郑子完》,[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吴申扬点校:《元诗选·癸集上》,第592页。

85《元史》卷七《世祖纪四》,第139页。

86[元]苏天爵:《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燕飨》。

87[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82页。

88《大唐开元礼》,第454页。

89《元史》卷一六七《秦起宗传》,第4117页。

90[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一〇四《金方庆传》,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90页。

91《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9页。

92[元]萨都拉:《雁门集》卷四《都门元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4页。

93[元]苏天爵:《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礼典·朝会》。

94[元]柯九思:《丹邱生集》卷三《宫词十五首》,第417页。

95《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第1938页。

96[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三四《春宫元日口号》,第481页。

97[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喝盏》,第263页。

98[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六《请详定朝仪班序》,第430页。

99[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五《乌台笔补·为百官贺正未见私先相贺状》,第408页。

100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卷八《仪制·公服私贺》,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36页。

101《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78页。

102《元史》卷八〇《舆服志三》,第1999页。

103《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第4046页。

104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卷八《仪制·公服私贺》,第336页。

105《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第600页。

106[韩]李玠奭等校注:《至正条格·断例》卷第三《职制·失仪》,首尔,韩国学中央研究院,2007年,第189页。

107《元史》卷一三九《朵儿直班传》,第3356页。

108[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三《故嘉议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董公行状》,第388页。

109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迎送·迎接合行礼数》,第1012页。

110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迎送·迎接合行礼数》,第1012页。

111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第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378页。

112参见蔡伟政《黑水城所出元代礼仪祭祀文书初探》,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1年。

113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朝贺·礼仪社直》,第1003页。

114[元]范梈:《范德机诗集》卷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4册,第592页。

115《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9页。

116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进表·表匣不得支破官钱》,第1011页。

117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进表·进表骑长行马》,第1010页。

118《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第2305—2312页。

119《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第2316—2318页。

120《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79—2182页;卷九一《百官志七》,第2312—2315页。

121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进表·表章五品官进贺》,第1009页。

122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进表·各衙门进贺表笺》,第1009页。

123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朝贺·守土官行礼班首》,第1005页。

124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进表·表章正官校勘》,第1009页。

125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新集《礼部·礼仪·通事捧表不即起程》,第2134页。

126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进表·各衙门进贺表笺》,第1009页。

127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进表·各衙门进贺表笺》,第1009页。

128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驿站·铺马·不许滥差铺马》,第1278页。

129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部一·礼制一·朝贺·礼仪社直》,第1003页。

130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制一·礼制一·朝贺·礼仪社直》,第1003页。

131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二八《礼制一·礼制一·朝贺·礼仪社直》,第1003页。

132[元]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三《正旦卧病写怀》,第231页。

133[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九《皇朝元会版位图赞》,第667页。

134[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二二《故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侍仪事赵文昭公行状》,第366页。

135《大唐开元礼》,第452—456页;《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9页。

136[元]张之翰:《西岩集》卷六《元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398页。

137参见[美]大卫·科泽(David I.Kertzer)著,王海洲译《仪式、政治与权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4—67页。

138[日]渡辺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和礼仪》,见《中国的思维世界》,第405页。

139[元]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七《建白十五事》,第606页。

140[元]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一九《元日朝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6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