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后一个重要的遗嘱(我立下人生中第一份遗嘱)

崔文姬是中华遗嘱库北京一中心的登记专员,她还记得,在2013年中华遗嘱库刚成立时,大多数人都不太能接受“遗嘱”这样的字眼,也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谈论立遗嘱的事情,来登记中心咨询的市民们“总是偷偷摸摸地”。在设立登记中心选址的时候,有的房东一听是办遗嘱的,就觉得不太吉利,“不太愿意跟我们交涉”。

几乎成为一种默契,当有遗嘱人来咨询时,崔文姬和同事们都会尽量避开谈“死”这件事。但她越来越频繁地发现,即便自己不谈,遗嘱人也会主动提起。

透过遗嘱咨询的窗口,崔文姬感受到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人们不再谈遗嘱色变,反而将其视为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她曾见过有遗嘱人特意在生日当天来登记,也有夫妻选择在结婚纪念日订立遗嘱。

3月21日,中华遗嘱库发布《2021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下称《白皮书》),立遗嘱人群趋向年轻化,80后、90后群体订立遗嘱的需求持续增长,今年也是首次公布“00后”的遗嘱数据。

数据显示,2020—2021年期间,有223位立遗嘱人为“00后”,较上一年度增长14.42%。“00后”立遗嘱的人群,普遍年龄在18—20周岁期间,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学在读学生,有的是刚刚踏入社会工作不久。

立遗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国家心理咨询专家张纯认为,随着年轻一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进步,如今人们不再忌讳谈论死亡这一话题,这种对生死态度的转变,是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订立遗嘱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教育的形式,“盘点自己的生命旅程,了解在生命中哪些是自己需要珍惜的,哪些是需要改变的,哪些是需要感恩的”。

2017年7月,时年23岁的崔文姬登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遗嘱。她把自己为数不多的财产都留给了父母,“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压力很大,身体也不太舒服,所以先买了保险,又立了遗嘱”。

作为登记专员,崔文姬的任务之一是为立遗嘱人录制视频,这项工作做得久了,她很少会有情绪波动,只是遵照着标准流程一步步推进。直到自己作为立遗嘱人,坐到了摄像机的另一端,她一下子变得有些恍惚,想起了许多和父母相处的片段,“就跟过电影似的”。

人生最后一个重要的遗嘱(我立下人生中第一份遗嘱)(1)

中华遗嘱库 央视网记者 孙晓媛 摄

清明节前夕,崔文姬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在她看来,立遗嘱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死亡没有了焦虑和恐惧,但是在订立遗嘱的过程中,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过往和未来的人生。

以下是她的自述: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立遗嘱?

我是2017年3月来到中华遗嘱库实习的,当时我大四,学的是法学专业。因为中华遗嘱库是为老年人提供财产继承方面的法律服务,和我的职业规划也比较相符,所以7月份拿到毕业证后我就入职了,成为了一名正式员工。

在《民法典》颁布以前,我们还没有打印形式的遗嘱,必须要手写自述遗嘱,再加上有的遗嘱人年纪很大,写字都很困难,办理一份遗嘱花费的时间比较长,市民们要排很久的队。后来有了打印遗嘱,工作效率提升了很多,但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因为办理遗嘱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从我近两年工作的接待量上,可以明显感受到立遗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很多年轻人尤其是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他们都有立遗嘱的需求,并且还在不断增长。

人生最后一个重要的遗嘱(我立下人生中第一份遗嘱)(2)

3月30日,一位00后大学生正在登记遗嘱 央视网记者 孙晓媛 摄

我觉得一些社会事件,会促使年轻人提高提前规划财产、预防意外的意识,比如给自己买一份保险,或者提前做一份遗嘱。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对于“无法确定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句话,前往咨询的每个人都比往常有着更深的体会。

订立遗嘱的人群跟职业是有关系的,比如医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会接触到某些意外情况的发生,他们也都见惯了生离死别,这些经历会促进他立遗嘱的意愿。还有一些年轻人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像程序员经常加班,他们也是咨询、订立遗嘱的主要人群之一。

其实年轻人立遗嘱,一开始都是由好奇引起的,这跟老年人经历了很多事情,把最终的想法都“落听”了再来立遗嘱,这两种心态是不一样的。

在选择继承人方面,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也有不同。老一辈的人一辈子都是围着子女转,所以他们的财产也是从上往下一代代地传承,从自己的子女,再到孙子女、外孙子女。相比之下,年轻人财产虽然不多,但是想“雨露均沾”,涉及到的继承人各种各样,父母也想留一点,朋友也想留一点,甚至还要给自己的宠物留一点。

之前我们还遇到过有人把遗产留给前任,他觉得虽然我们俩没有感情在了,但是对方依然陪伴他走过青春中很重要的一段路。像这类想法在老年人看来都是不能理解的,不过我觉得这种观念是有进步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再局限于必须有血缘关系,有亲情作为纽带才能去传递自己的财产。

人生最后一个重要的遗嘱(我立下人生中第一份遗嘱)(3)

崔文姬在工作中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一下子比别人多过了好几年”

这份工作就像是一个社会窗口,能从中看到很多人生百态,连我父母都觉得我比同龄人更成熟、老练了。

其实如果从一个正常的人生轨迹来看,我并不会接触到这些形形色色的事情。以前我看电视剧的时候会觉得电视里演的那些“狗血”剧情都是不真实的,但在我们这种工作场景下,你会看到千家万户里各种各样的事情,好的、不好的,和谐的、不和谐的,这让我对人性、对家庭都有了新的想法和认知,就感觉自己好像一下子比别人多过了好几年。

过去五年80后立遗嘱人数增长近13倍,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80后肩负着家庭、社会的巨大压力,而且面临着年迈的父母、年轻的配偶和年幼的孩子,背后的家庭关系和利益格局更加多元,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思考及早订立遗嘱。

另一方面,80后立遗嘱还跟离婚率增高有一定关系,我们业内都说离婚人群是订立遗嘱的“刚需人群”、再婚人群是订立遗嘱的“刚刚需人群”。

去年10月份有一位来咨询遗嘱的女士,在我们中心偶遇了自己正处在“离婚冷静期”的丈夫。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两个人需要经过30天的冷静期才能正式办理离婚,这位女士咨询了律师意见后,发现在离婚还没办理完成的情况下,万一自己有什么意外,丈夫能合法继承到自己的遗产,所以她第一时间就来我们这里询问如何立遗嘱。结果没想到,她的丈夫也有同样的担心,于是就出现了很戏剧性的一幕。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刚工作不久,有一位阿姨来立遗嘱,她曾经有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小孩,但她跟男方感情不深,很早就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男方。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阿姨,男方家庭也不让她去见孩子,所以她只能等孩子放学时,偷偷地在小学附近看儿子。

这位阿姨来立遗嘱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儿子也三十多岁了,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关系一直很淡薄。阿姨决定把仅有的一套房子留给儿子,但当时她连孩子住哪儿、改没改名字都不知道,她唯一拥有的是一张儿子出生不久后母子二人的合照。当我看到她拿出这张照片,立马就绷不住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无论怎样,孩子永远都是母亲最重要的人。

人生最后一个重要的遗嘱(我立下人生中第一份遗嘱)(4)

中华遗嘱库的“幸福留言”册 许多市民在订立遗嘱时会给亲人写下留言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你会发现中国人的亲情羁绊是最深的。这几年越来越多的继承人取走了遗嘱,这也就意味着早期办理的很多遗嘱人都已经走了。子女在看到父母留给自己的录像时,都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哪怕父母没有把财产留给他。

23岁,立下人生中第一份遗嘱

中华遗嘱库刚成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不太能接受“遗嘱”这样的字眼,也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谈论立遗嘱的事情,很多市民进来我们登记中心时都偷偷摸摸。其他城市在为登记中心选址的时候,有的房东一看到是做遗嘱的,就觉得不是很吉利,不愿意跟我们交涉,这也是之前社会上没有对遗嘱形成正确认识时遇到的一些障碍。

如今人们已经不再谈遗嘱色变,相反会觉得这是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有的遗嘱人会特意在生日当天来登记,也有夫妻两口子选择在结婚纪念日一起来立遗嘱。

我自己也把我的遗嘱提前做好了,当时是2017年7月,有好几家媒体报道,还上了热搜,我还记得话题是“90后在生日前提前订立遗嘱”。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压力有点大,身体也不太舒服,所以在那个月里我买了保险,也立了遗嘱。我跟家人说的时候,我爸妈很担心也很惊讶,他们都以为我发生什么事情了。

人生最后一个重要的遗嘱(我立下人生中第一份遗嘱)(5)

作为登记专员,我的任务之一就是为立遗嘱人录制视频,记录遗嘱内容并存档入库。其实日常去服务其他人,做多了、做惯了以后,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工作流程,不会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但是当我作为立遗嘱人,自己真正坐在摄像机前面时,当时就觉得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真的是在经历自己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感触还是很深的,以至于我那天做完遗嘱之后还有一点恍惚。因为我的财产都是留给父母的,以前小时候跟父母相处的一些片段,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在脑子里闪现。

我觉得现在社会上这种对生死态度的转变,其实是更加理性了,就像我同事说的那样,以前人们是避而不谈,或者是隐晦地表示,现在是更加直观地并且积极地表达。立遗嘱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或许它不意味着人们对于死亡没有了焦虑和恐惧,而是在订立遗嘱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重新审视了过往和未来的人生。

记者:王静远、孙晓媛

来源: 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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