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残石拓片大全（缣竹易销金石难灭）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传拓技艺作为记录先民文明的重要发明之一，被人们不断的继承发展，形成了一部鲜明的中国文化史。它所创造与留存下的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或是拓片本身，更是时代的烙印与历史的见证，其意义非同一般。

本文立足史料，辅之以个人经历与见解，对传拓技艺的起源、价值，以及拓片在我学习、成长的过程中产生的意义予以论述，力图客观地再现史实，并与读者分享我在收藏过程中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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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片的历史

传拓技艺起源于何时、何地，被谁首先使用，目前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它的身影，并对它出现的时代做出符合事实的推测与判定。

东汉末期的《熹平石经》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刊刻经典工程，共历时九年，所刊内容包含《周易》、《尚书》、《鲁诗》、《礼仪》、《春秋》、《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主持者为蔡邕。

《后汉书•蔡邕传》有关《熹平石经》的记载有言：“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此处是比较早的有关“摹写”碑刻的文字，但是这里说的“摹写”还不能确定为“椎拓”，不过《熹平石经》的出现的确为我国印刷术奠定了基础也为椎拓技术的出现制造了有利的条件。南朝虞和所著《论书表》中有“拓书悉用薄纸”的记载，但此处所记录“拓书”当是响拓，即用薄纸蒙在书迹上摹写的一种工艺。

唐代初期所整理的《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直至此时，我们可以断定拓片已经产生，因为不仅有此文字记载，而且有明确纪年的唐代拓本的存世予以佐证。

这就是1900年在甘肃敦煌被王圆箓发现的唐太宗《温泉铭》拓片。此拓本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其末端有唐人题记“永徽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永徽四年即公元653年，为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年号，因而此拓应为唐代初期的拓片。）从现有此拓的图片看，拓片的拓工及用墨都已经十分精良，应属于成熟时期的作品。与此同时敦煌还发现了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以及柳公权《金刚经》拓片。

目前所见最早有关传拓的诗歌也出现在唐代。韦应物（737-786）所作的《石鼓歌》中说道：“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这两句诗歌生动的描述了拓碑的过程；另一位唐代诗人王建（767-830）作《原上新居十三首》第十一云：“古碣凭人拓，闲诗任客吟”。唐末大文学家韩愈也有《石鼓歌》存世，其内容描述了石鼓书法的雄迈，现状的惨不忍睹，以及石鼓的价值……

不难发现，石鼓文至少在唐代已经引起了文人书家的关注，并给予了十分高的评价。可惜石鼓湮没于杂草之中，任由岁月践踏，韩愈等人对此现状大为不满，呼吁得到各方的保护。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已经能够得知唐代时期人们已经有了碑帖收藏和保护文物胡意识了。

时至宋元，善本的收藏更是不易得。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可见既便宋代《阁帖》的赐赏也只是宗室大臣的特权，一般人是无缘得见的。

由以上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拓片的起源当在汉末到南北朝期间，至隋唐已臻成熟。到宋元时期，拓片已经一跃而成为了收藏的一个重要门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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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片的价值

自中国有文字以来文字就成为国解构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中国早期的文字主要载于龟甲兽骨、青铜、摩崖、石碑、竹简、木牍、绢帛、砖瓦上。

由于石头的广泛分布，更易于得到，使得石刻成为其中最重要的载体。仅石刻就包括了碑碣、墓志、摩崖、经幢、地券、画像、造像等等形式。其中所涉及范围更是涵盖历史、地理、政治、军事、文学、民俗、建筑等。

因此，拓片作为石刻文字、艺术的见证，所具备的资料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与文物价值也不言而喻了。现在我们简单从几个方便阐述一下拓片胡意义与价值。

资料价值

从我们见到的《熹平石经》《三体石经》这些石刻来看，它们对于传承经典、校勘史料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房山石经》便是八大参校本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中华大藏经》编纂开始到校勘完毕，国家图书馆提供了全部《房山石经》的拓片。

据统计，仅《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前50卷就用《房山石经》勘校出不同点164处。以此推算，全书校勘异点应多达3万处以上。可见，《房山石经》拓片对该书的作用之大。当然这也仅仅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

艺术价值

提到拓片的艺术价值，我们首先会联想到书法。在两千多年的书法发展史上，拓片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隋代以前的书法资料多数以拓片的形式保存下来，它和帖学形成了书法史上的两大主流。在清乾嘉时期更是掀起一场空前的碑学运动，使得北朝碑版成为了最通行的范本。到了清末康有为更是将碑学推向极致，即便现在碑学仍然是书法的主脉，无数胡书家都在临写碑刻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可见其价值是帖学书法一路所不能替代的。

收藏价值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询《集古录跋尾》以及赵明诚《金石录》等著作的问世，说明在宋代拓片的收藏已经十分成熟。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碑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清人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云：“宋拓《大观帖》有黄、白纸二种，所见不一……按此帖在宋时莆田方楷曾以百万购之不得”。民国罗振玉在公开碑拓的价目表中中所列出宋拓孤本《沈传师罗池庙碑》为六千元；《雁塔唐贤题名》三千元；宋拓《三段碑》二千元；《伊阙佛龛之碑》一千二百元；《李思训碑》一千元等等。而其同时列出的书画价格有《五代董北苑山居图卷》三千五百元；《明沈石田山水长卷》六百元；《明董其昌仿董巨山水卷》三百四十元；《清赵之谦花卉大屏四条》才仅仅二百元。

我们从中得到的消息是，由北宋到民国长达近一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碑拓越来越显示出它作为收藏品所具有的重要性，其价格也不丝毫亚于宋、元、明、清诸位名家的书画作品。但现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却忽略了它的价值，一方面是印刷术的显著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在作假技术十分高明，稍不留心则上当吃亏，很多人“望拓生畏”。对于这种作假的行为只要多加留心原拓与翻刻的区别，经过几年的历练，就基本能做到辨别真伪。当然，若要辨别历代善本的年代鉴定则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孜孜不倦的学习了。

文物价值

说到拓片的文物价值首先就是必须是经过了一定的年限的，有一定级别的拓片。其中有些碑拓更是孤本，其文物价值可想而知。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朝代更迭频繁，几千年来战火未曾中断，尤其近现代以来，碑刻所毁坏者不计其数——而很多流传下来的拓片，便成了保存史料的珍贵文物（例如《神策军碑》《天发神谶碑》等），有些更成为了传世孤本。敝斋所藏《熹平石经•春秋》与清拓《三老讳字忌日记》便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熹平石经•春秋》1934年出土于河南，在大陆仅留15年便被李杏村携至台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原石现已残损，敝斋所藏民国《石经》拓片则保存完好，仅碑阴稍有裂纹，为出土早期拓片无疑。敝斋所藏另一件有较高价值的拓片是清拓《三老讳字忌日记》，上有周世熊“可余客星山周氏所藏”的印章。

此碑1852年出土于浙江余姚客星山，初归余姚官绅周世熊，后转至浙江丹徒陈渭亭所藏，1921年运至上海，陈氏欲重金卖给日本人，后西泠印社社员听闻，奔走呼喊，集览一万多银元，以八千元购得此物，并建亭保护。1922年，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还专门撰写《汉三老石室记》。从这些事迹上我们可以看出文人对于中华文明的保护是不遗余力的，他们胡事迹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个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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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片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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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拓片技艺自产生以来，就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历经千余年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对这门技艺的传承，是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使命，它是维系今人与古人对话的桥梁，同时也是后人研读中华文明的媒介。铁山《石颂》有语“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希望在我们不断的努力下，我们的文化遗产更加完好地走下去。

文/赵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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