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中袭击（隐蔽受暴者）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7期，原文标题《隐蔽受暴者》，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由于法律和社会观念的局限，性少数群体间的亲密暴力和男性受暴者往往容易被忽视，而调查数据显示，存在于Ta们身上的家庭暴力并不少见。当我们跳出固有的对施暴者的刻板印象——一个凶残暴戾的男性，或许可以挖掘到家庭暴力中更为复杂的一面。

记者/张洁琼

根据妇联统计，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过家暴，这是个庞大而惊人的数字

凌晨1点40分，王川给我发来QQ消息：“（我）刚刚送走两个警察，他们问清情况记录了一下，劝劝就走人了。”我是在一个“全国反家暴群”里加的他，群里有近500个家暴受害者，其中十分之一是男性，他们都用沉默的方式对我的采访请求表示了拒绝，王川是第一个回复我的。

发送消息时，他刚从一场家庭冲突中脱身，他坐在家里的木头沙发上，右眼眼角还挂着瘀青。那条消息之后，他打开了话匣子，跟加好友不过10分钟的我聊起了他的家庭和婚姻，直到凌晨3点半，他的倾诉因为我的昏睡得以结束。

王川告诉我，这场冲突最激烈的时刻，他的妻子操起板凳，砸烂了他父亲卧室的门板。因为钱，因为家务分配，父亲跟妻子一直有嫌隙，一个月前，父亲决定离开家去湖南找王川母亲。他将会带走工资卡，家务活也会少一个人分担。因此，当妻子得知他父亲第二天就要离开时，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砸门之前，他老婆先是手脚并用，拳打脚踢，她挥起左拳，在他脸上留下了一个肿包。由于频繁的家庭冲突，王川已经习惯了这种暴力。结婚起初的几年，妻子只是偶尔动手，他不还手，想着忍忍就过去了。后来有几次，他也动手打了妻子。慢慢地，他意识到，只要他也动手，两个人就陷入了越打越狠的局面，“与其这样，不如就不要还手”。于是现在，他用手死死摁住妻子，只是尽力让她动弹不得。

像王川这样的男性受暴者并不罕见，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一份调查显示，2014～2015年间，2.8%的男性（相当于50万人）和6.5％的女性（相当于110万人）遭受过不同类型的亲密关系暴力，这意味着每三个受害者中，两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在中国，社会学教授风笑天通过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研究分析得出结论，24.9%的女性和22.8%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暴力。

一位为中国“白丝带”公益组织服务的心理咨询师“甜阁下”将男性受暴者的耻感归结于“男性气质”的限制。“国内咨询师能接触到的男性受暴者极少，首先是因为公检法系统对受暴者的帮助大多是针对女性受暴者，其次是因为男性气质，这使得受暴者即便遭受了严重暴力，也耻于开口求助，其中一部分顶多只是在网上匿名提问，他们不愿意暴露更多（信息）。”

这不是王川第一次因为家庭暴力打电话报警。有一次，妻子拿起水果刀顶住他的脖子，直到警察赶到家里，她的手都没有松开，最后警察只好将她强行稳住，带回公安局，关了一天一夜。更多时候，在情势没有发展到命悬一线的情况下，警察和社区干部也只能是安抚和教育几句。他们安抚王川妻子说：“再怎么样都是你选的男人，过得不好又能赖谁？”对王川则是叮嘱他，要担起家庭的担子，当好主心骨。也有的警察劝他们离婚，“过不下去就分开”，王川都是连声答应，但暴力并没有因此终结。

王川陷入了深深的无力，“一旦她失控，谁来都没用”。有一次，因为两个人争执声太过激烈，楼长来劝停，妻子冲上前，给了楼长一巴掌，楼长也尴尬，不好对王川妻子还手，只好悻悻然离开。

正式系统难以提供支持和强制性干预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基层执法人员不认为男性也会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一家曾被媒体报道为“国内首家为男性受暴者提供庇护”的家暴救助中心，其上属的妇联负责人在接起本刊记者的电话时，急忙澄清道：“我们从来没有专门设立过男性受暴者庇护所。”他提高声音，特意补充了一句：“我们老爷儿们不打老婆就不错了，怎么会被老婆打？”

遭受家庭暴力的男性唯一的疏解方式或许就是自嘲，但以玩笑的方式对待，这一现象的严肃性也被消解了。国内刻画被妻子家暴的男人最深入人心的国产电视剧是《乡村爱情》，受暴者赵四是剧中最大的喜剧人物之一，他被妻子暴揍的场面往往是作为笑料出现。而打开抖音，即便普法博主在视频里义正词严地指出：“妻子打丈夫也违法。”下面的评论区仍旧仿佛段子集合区，男网民们使尽全身解数努力自嘲：“刚把视频发给老婆，现在脸上好疼，都怨博主。”“博主，我老婆让我干脆跟你过。”

男性受暴者的耻感归结于“男性气质”的限制

不受保护的关系

同样隐蔽的还有同志伴侣间的亲密关系暴力。“彩虹暴力终结所”是一家为性与性别少数社群提供性别暴力直接干预服务的公益组织。其隶属的“同语”公益组织在2009年对全国8个城市的拉拉展开了调查，有42.62%的拉拉自认经受了伴侣的暴力，其中10%遭受了严重暴力。

彩虹暴力终结所负责人熊猫告诉我：“一些地区将同居关系纳入了《反家暴法》的保护范围，但解读这个同居关系有很大的空间，同志伴侣往往都是同居关系，但很多人意识不到同性伴侣间的暴力也属于家庭暴力。”

尽管隐蔽，至少男性受暴者是受到《反家暴法》保护的，而同性恋者的受暴问题，在面对司法和执法机构时，往往更不可见。“《反家暴法》保护的是夫妻关系，而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同性伴侣之间的关系都不被承认，我们更难以受到保护了。”贾思雯说。

贾思雯是“80后”，她穿一件灰色运动外套，斜挎着一个单肩包，一头利落的短发，眼镜框下是一双谨慎的眼睛。不久前，她在豆瓣上发帖诉说了自己遭受女友暴力的经历。见面这天，她显得小心而谨慎，她主动提出坐在书店窗边一个单独的位子，接着她掏出一支录音笔，往桌子上一放，开口第一句就问道：“我不知道你对我们这个群体了解有多少？你打算怎么写我们？”

今年2月份，她结束了与女友王秋悦痛苦的恋爱关系。求助警察时，她感到最费劲的就是向警察解释她和女友的关系。后来，她琢磨出一个能更快获得警察帮助的办法，“不要跟他们解释你们的关系，直接就说我被朋友施暴了”。警察以侵犯人身安全的名义进行干预反而是更直接的方式。

这种求助方法受到了熊猫的认可，但它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能根本性地解决同志伴侣间的家庭暴力。一旦走上法庭，需要证据，两人的关系就不能含糊带过，而因为执法人员观念的落后，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再加上司法程序漫长，很少有同性恋者愿意走到这一步，主动接受法庭和大众的审视。“我们也想多做这样的案例，这样我们才能更有底气地说，其实一个案子背后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熊猫说。

同性伴侣间的暴力往往更具多样性，除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外，还有经济控制。让同性伴侣亲密暴力变得可见，不仅是对性少数人群权益的保护，也是在帮助大众加深对家庭暴力的理解。“女同性恋伴侣之间也存在家庭暴力，这说明暴力不是男人的天性，是社会建构的。”《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中提出，“往往女同性恋者所受到的暴力与传统性别规范的联系更为直接，其权力与控制的本质更为明显，比如以暴露对方性取向来威胁伴侣。”

“男性施暴往往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会的控制他人并维持权力的行为方式，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教化和助长了暴力的倾向。而女性施暴者往往是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内化为了自己对亲密关系的认知，以暴力行为达到对对方控制的目的”。“同语”通过调查研究所撰写的《性与性少数群体反家暴手册》指出，即便是在女同的亲密关系中，表现出性别角色（T或P）的女同/双性恋比不表现的女同/双性恋发生家暴的可能性高47.6%。王川与妻子、贾思雯与女友的关系看上去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但施暴者内心认同的仍旧是传统的性别观念，对另一方产生了支配、控制的欲望。

男性受暴者群体往往比较沉默

依赖者

王川是家里的独子，从小是被宠着长大的，15岁之前，他从来没自己洗过衣服。初中毕业考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第一次》，他写他第一次做饭，“但其实当时什么都不会做”。现在想起来，他责怪父亲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先养了个废物，再放手不管”。

结婚前，他的相亲经历一直不顺，先后相了四次，都没成功，第一个是杨浦电力公司的，第二个是联通公司的，第三个是卖化妆品的，第四个是卖鞋的。日常生活中自己找对象又很困难，工厂基本都是男性，招女工要的也都是生过孩子的，年轻女性很少，基本都已经有了男朋友。

从王川认识妻子到结婚，花了三年时间。2007年他通过技校同学的介绍认识了妻子，当时妻子还在宝山一个物流厂做分拣员，工作从早站到晚，她觉得他人老实、靠谱，而他也觉得自己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但结婚前，他们的见面次数不超过五次，谈恋爱靠发短信。在这场婚姻中，他偶尔感到后悔，如果当时再多见见面，或许他会更加了解她的性格。

结婚以后，妻子跟他说，他以前跟她搞对象，从来没有请吃过一顿饭，就跟孤独症患者一样，“你看看你以前什么样子，再看看现在什么样子”。这句话妻子经常挂在嘴边。王川承认自己因为妻子发生了改变，以前住单身宿舍，宿舍的工友从三个变成了两个，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和四张上下铺。屋子里四处堆着衣服、鞋子，都是家里的长辈穿剩下的，他放很久才洗一次，任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他几乎不打扫房间，屋子里都是灰，蜘蛛附在墙壁上织网。他就这样住了10年，10年里从未有人去过他的宿舍。

现在，他在浦东一家工厂当运输工，没有正式合同，只是个劳务工。工资完全由发工资的人说了算，没有定数，平均一个月3500元，每个月厂里都有人来有人去，短的待两三天就离开了。工厂新招的一个男工人，上午刚领了工作服和工作鞋，问了一句王川工资是多少，王川回说3500元，男人一言不发，下午就离开了，王川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但王川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9年。1995年开始工作后，他只签过两家公司，干的一直是技术工人的工作。从小在上海长大，他的活动范围基本仅限于宝山和浦东，之前在宝山打工，他可以半年不踏出方圆5公里。他今年41岁，从来没去过东方明珠。

王川家在杨浦区有套木头老房，自盖的，四合院形式，低矮的小阁楼，一圈房子里七户人家，拆迁后全家在浦东新区分到了一套房，三室一厅，房子房产证写的是爸妈的名字。那时候浦东还是荒郊野外，1999年刚搬过去的时候小区旁边没有马路，没有标识，光找房子就找了两小时。他现在最后悔的是，1999年房价也就20万元，当时应该凑钱再买一套，这样跟父母分开过。他或许就不用陷入妻子与父母的争执中了。

“每天做梦，梦想着做棋手、做歌星，但其实连商城都不敢去。”亲戚朋友聚会，他穿着工地干活穿的棉袄就去了，因此他们叫他“民工”。他很少在乎现实世界的眼光，裤子上沾了油漆，花花绿绿的，他觉得挺好看。

受暴者，抑或施暴者

贾思雯赤裸着身子，跪在地上，左右手交替，机械而冷酷的巴掌拍打在自己脸上，“啪啪啪啪”，持续了两分钟。今年，在与女友的一次争吵中，她试图以这种方式挽回跟女友的感情。现在回看，她认为自己当时已经受到了精神控制，无法摆脱。

对自己施暴的这一段被女友录成了视频，接着被上传到了网络上，被一再传播，成为网络暴力的重要工具，甚至有好事者，将这段视频配上背景音乐，剪辑成了鬼畜视频。贾思雯正预备以诽谤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熊猫的服务过程中，她接触的求助者大都比较年轻，她发现，近年来，伴侣间的暴力演变成网络暴力的趋势越发明显。“有的分手后，把对方的裸照发到朋友圈，有的就是在微博上互撕，揭老底。”当事人好不容易从身体暴力中解脱出来，但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是另一种更为残酷的暴力。

从贾思雯认识女友到两人同居，只有3个月的时间。去年3月份，她们在一个海归拉拉群里加了好友，她对女友的好感最初来自于社交媒体。照片里，王秋悦热爱艺术，会分享常玉和大卫·霍克尼的作品；她热爱生活，业余时间参加学校舞会，总去海洋馆和赛马场；她游历了众多地方，去年2月份从撒哈拉一路玩到了卡萨布兰卡。

第一次见面，贾思雯觉得女友和照片上长得不太一样，但“还是能接受的范围”。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她发现，社交媒体上展示出来的她并非全部的她，她能力强，有野心，碰到工作上的事儿时常不留余地地指责对方。贾思雯说，她最在乎的是与女友间的精神契合度，也因为看到她在B站关注的一众“十分钟说完一本书”或“十分钟一部电影”的账号而消损。

6月份，王秋悦拖着箱子，从上海搬来了北京。两个人一起租下了三元桥某小区的一间卧室，月租接近5000元。王秋悦开始创业，租了一间办公室，而贾思雯往里面投了10万元。经济上的羁绊也为后来贾思雯的脱身加大了难度。

从这段痛苦的关系脱身后，贾思雯才停下来认真思索，女友所讲述的那个个人故事与真实的她到底有多少差距。女友的故事里，她是一个家境富裕的女孩，但因为跟家里人关系不好，没有家庭的扶持，于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国外某知名大学。她本可以获得一份薪水优渥的工作，现在为了创业的梦想毅然选择放弃。

“她想在巴黎有一间小屋子，在里面自由地读书、画画，只是可能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她太着急了，她迷失了。”贾思雯垂着头，口罩将她的脸捂得严严实实，“她想要《哈尔的移动城堡》里哈尔那样的人，想要一个能带她飞的导师型伴侣，而我不是。”

在这段关系里，贾思雯也并非完美受害者，在豆瓣sky组（一个专为同性恋者建立的讨论小组），有人专门发帖，曝光她与前几任女友或多或少的经济纠纷，指控她是一个虚荣的、以感情为名骗钱骗投资的骗子。而王秋悦也表示自己遭受过贾思雯的暴力。

面对类似这样复杂的暴力关系，熊猫也感到头疼。“我们从服务的角度需要辨别谁是真正的施暴者，但实际干预中，很多情况的真实性的确很难求证。”但服务工作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首先是要制止暴力。”

从2017年为性少数群体的亲密暴力提供社工服务以来，杨世昌的认知有个巨大转变，他发现，家庭暴力并非教科书上写的那样黑白分明，施暴者单方面的控制、凌辱受暴者其实很少见，更多的案例是施暴的一方也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控制，最后失去了平衡，才开始采用暴力的手段作为回击。“因此，通过性少数群体亲密暴力的个案，我看到更多的是一种不健康的亲密关系和权力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控制欲望，这些是导致家暴存在的重要原因。”杨世昌说。

爱与控制

家庭中的不如意让王川对精神共鸣越发渴望。他在我的QQ上留言，跟我分享某些与儿子达到精神共振的时刻。一次，他在纸上画了一个棋盘，用纸剪了几个圆圈，写上车马相士帅。儿子眼睛亮了，缠着问他怎么下。王川跟他讲了象棋的规则，“说不定无心插柳能培养他产生兴趣呢！”尽管他更希望儿子喜欢自己痴迷的围棋。

以前在宝山三期工程打工，建热轧冷轧厂，一个人住宿舍，他一天到晚地听收音机、听流行歌、下围棋。还在读技校的时候，学校流行下围棋，他自己买了一堆日本棋院的围棋入门书和各种围棋杂志，自学下围棋。他现在还记得工地上午休时的快乐，一次下着雨，他找一个简陋的棚子，地上摆一块泡沫板，上面用圆珠笔画几道线，就成了一个棋盘，棋子浸在水洼里，旁边围着几个工友，看着他跟一个老工程师下棋。

他赚来的大部分钱都拿去买了磁带、CD。现在家里囤了上百盒的磁带，有王菲、吴奇隆、巫启贤、凤飞飞的精选集，其中张信哲的最多。他念旧，屋子里存着几十年前的ATM取款单和收银条，还有80年代的一台八位机，但这种癖好是妻子不喜欢的，她将这视为恋物癖，要求他通通扔掉。

父亲离开后，王川承担起了家中的家务。这几天休息，他不仅要盯着儿子做作业，还要打扫卫生。每逢我发消息问他，他都在看儿子写作业。他向我抱怨：“从1点半放学到现在5点，只做了数学，就半张试卷和几道试题，他还一直磨磨唧唧。”我们说不了两句，他便回复我：“有时间再聊，明知盯了没用，还是得盯。”

他将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儿子身上，他告诉我，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子能成器。儿子的梦想是当个辅警或者电竞选手，他觉得儿子不懂事，胸无大志。“这孩子跟别人不太一样，这么些年吵闹见得多了，好像已经免疫了，只要没打到自己身上，都是可以冷眼静看的。”

周六一整天，王川就坐在儿子旁边看着他写作文，儿子要写一篇说明文，题目自拟，他预备写小米摄像头的使用方法，那是王川买来，用来在假期监视他的。

到了晚上，儿子提出想看《流浪地球》，他朋友们有的都已经看了三遍，他也想看。王川和妻子都不答应，“不要别人有什么你就要有什么，学习最重要”。经不住儿子的念叨，王川搜出了电影，他亲自拿鼠标一段段拖动进度条，盯着儿子看完了整部电影。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川、贾思雯、王秋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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