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时期印度教派（印度的前七年时间里）

#历史开讲#

在印度的前七年时间里，凯瑞未能使一个印度本地人皈依基督教。1800年，塞兰坡差会建立不久，他们就喜迎第一位叫克里希纳·帕尔的印度本土基督徒。

这位帕尔是当地的一位木匠，受伤后得到托马斯的医治而皈依基督教。1800年11月26日，帕尔在恒河(胡格利河)受洗归信。与他一同受洗的还有凯瑞的大儿子菲利克斯·凯瑞。

从帕尔开始，塞兰坡差会每年施洗的印度本地人开始增加，而且他们十分重用印度本土的基督徒。这些人在塞兰坡得到训练，受塞兰坡差会的差遣作为传教士到不同的传教站。帕尔就单独负责一个名叫班杜瓦的传教站。该传教站位于加尔各答东北部三百一十英里，由帕尔在1813年建立,帕尔自己担任牧师，为印度本地人施洗。

在1815年统计中，由于欧洲传教士人数有限，-般的传教站没有固定的常驻欧洲传教士，具体事务都是由本地基督徒负责的。因就塞兰坡差会重用印度本地基督徒宣教的思想而言，他们受到凯瑞的影响最大。

在《咨询》这本小册子里，凯瑞就清楚说明了充分利用本地皈依基督徒来扩大宜教事业的重要性。凯瑞关于印度植堂(建立教会)的最初思想主要吸收了英国国内的植堂模式的经验。

十八世纪，英国福音大复兴运动所展现出来的活力，让他确信循道宗所倡导的模式是成功的一即要鼓励和发挥传道和福音的特长。这一点与丹麦和德国传教士契根巴格等人在印度南部的策略不一样，因为后者认为任何没有接受过神学教育的人都不能布道和牧养教会。

其次，塞兰坡差会决心重用印度本地基督徒的原因是他们发现语言和文化给传教士与印度人有效沟通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沃德当时所提到的沟通问题其实是两百年后宣教学家们所关注的跨文化交际的问题，当然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现代的术语。为此，他们很快就开始差派皈依的印度基督徒开展福音事工工作。

据统计，从1795年到1807年底，塞兰坡差会一共为123人受洗。其中，印度本地人91人，主要包括普通印度人、穆斯林信徒、印度教信徒如婆罗门等；欧洲人33人，主要包括传教士的子女葡萄牙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等。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塞兰坡受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间有不少丈夫先受洗，妻子随后受洗。

此外，还有寡妇，塞兰坡差会通过充分利用印度本地皈依基督徒，能够弥补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人数不足，更好地进入印度本地人的城镇和乡村，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重用印度本地皈依基督徒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塞兰坡差会也清楚刚刚皈依的印度人也有天然的不足，即他们缺乏基督教神学训练，

不能独自一人宣教,他们一般都需要有一位欧洲基督徒陪同，为他们提供咨询和辅导，坚定他们的决心。正因如此，塞兰坡差会在1818年成立塞兰坡学院，为本地传教士提供基本的神学训练。

基于印度本地基督徒的情况和前期实验性的事工果效，塞兰坡差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适应当时的情况,建立了自己的宜教策略。

一是将圣经翻译成印度主要的语言,这一点极为重要。

二是由于印度基督徒是印度福音化的主要力量，为此为他们提供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三是明确了欧洲传教士的角色，它比《咨询》里对于传教士的规定的内涵要狭小和具体。传教士不再是本地教会的牧师或福音宣教者，更像是使徒和主教，在创启地建立教会，在由本国人牧羊的教会中对教导和规范进行监督。

建立传教站和开展基础教育是塞兰坡差会采取的重要路径。不仅如此，塞兰坡差会还启用印度本地基督徒作为巡回牧师，就像耶稣差遣门徒一样，两人一组到印度农村布道。

得益于本地基督徒的重用和传教站的建立，相比丹麦早前的宣教工作，塞兰坡差会在皈依印度本地人信奉基督教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就皈依的基督徒的数量，尽管我们很难确切地拿到准确的数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分析获得的数据，窥见浸礼会以及塞兰坡差会在皈依印度人方面的大概面貌。

目前，除富勒在《浸礼会在印度差会概述》中提供的数据，其他可见的定期报告和材料都没有准确的数据。霍夫牧师认为，这个数据无法准确统计主要是因为不同传教站的距离遥远，而且印度本地皈依基督徒教师“在报告中的数据不够准确或精确”。

在1808年之前，每年受洗的大多数人都是印度本地人。到1821年，由浸礼会教士受洗的人数达到1406人，其中一半是印度本地人，其余的是欧洲人(约400人)和非印度南亚地区居民。

根据丹尼尔·波茨的推测，到1838年，因浸礼会传教士的宣教而皈依基督教的基督徒不过2500至3000人。相比浸礼会传教士宜教所涉及的印度北部地区拥有的巨大人口基数，这个皈依人數无疑是微不足道的。

从1793年至1822年，共有591位印度本地人皈依基督教。这与浸礼会塞兰坡差会同一时间估算的本地人皈依人数(约700人)比较接近。可见，在十九世纪初，浸礼会在孟加拉及北印度地区的福音事工是卓有成效的，是十九世纪早期在孟加拉地区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当然，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浸礼会传教士的主要影响力体现在通过文字方式，将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普传印度。1812年，沃德给富勒的信中就指出，“在印度民众中间传播真光，而不是使人快速皈依基督教，应该是我们在这里的工作。

除了大量使用印度本地人作为宜教工人外，塞兰坡差会还特别重视向印度妇女传福音，鼓励女性基督徒参与宣教工作。事实上，凯瑞的妻子德罗西和姨妹凯瑟琳是第一批跟随传教士进入非基督教国家的英国女性”。

而塞兰坡差会也注意到马士曼的妻子汉娜·马士曼的价值。汉娜不仅胜任差会大家庭的“琐事”，更是通过举办教育，积极参与宣教事工，是“印度第一位女性新教传教士”。

《中国丛报》转引自《印度之友》的报道时，对汉娜的一生这样描述道，“她的度诚、谦逊以及博爱的各种活动都以最为吸引人的方式彰显这基督徒的品格。”而教会史学者史密斯认为，汉娜·马士曼对于塞兰坡差会的作用毫不逊色于塞兰坡三杰。

塞兰坡差会以浸礼宗教会独立教会的理念建立了传教站和传教所，使本地皈依基督徒得到了重用和信任。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初，欧美各传道会还在讨论如何建立本地教会，不敢放手让本地基督徒在教会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尽管塞兰坡差会在十九世纪初所倡导的“自传自养自治”是基于差会与传道会总会关系的理念，与我国“三自教会”理念不一样，但它的实践也许可以为我们讨论如何使基督教中国化，以及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三自教会”的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