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有什么故事（杜鹃记忆满族文学40年）

一本40岁的老杂志，一群在这本杂志的土壤里成长的作家，一段有着动人故事的文学发展史。老作家贺业安，在我国唯一一本《满族文学》杂志40周岁之日，写下了她的成长点滴。在这些即将要湮没于历史的故事面前，许多曾经在《满族文学》这片土壤上成长的作家热泪盈眶。还有的作家重温了故事之后，更加壮怀激烈，拟在文学上更上层楼。而我，作为这本杂志的后来舞者，也感同身受。并且，在贺老的文字里，我看到了许多久违的名字，还有从未谋面的著名的名字，比如茅盾先生——编者

一个人的记忆改变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让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心。

——摘自一个大作家记事簿

贺业安

一.茅公和我们在一起

听说《满族文学》又迁址了。几十年来，《满族文学》每次搬家，我都要回编辑部去认认门，那是我的娘家！

刚端起长江递过来的茶杯，猛然看见了挂在墙上的那幅镜框，我身不由己起身走了过去。

长方形的镜框里，超大比例的回形图案，簇拥着一张巴掌大的宣纸上，直行书写“杜鹃”二字。这两字是出自我国文学巨匠茅盾先生之手。据说茅盾先生为《杜鹃》题写的刊名，是他人生最后的墨迹。

我望着这熟悉的镜框，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1980年夏天，对于《鸭绿江报》编辑部来说，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夏天。

市委宣传部批准了市文联申请的把《鸭绿江报》改办成一本文学期刊的报告。也就是说丹东就要诞生一本文学杂志，几代文学人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这可是丹东文学界的一件大喜事！编辑部里充满了期盼和喜悦，编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没想到，为这本文学杂志起刊名遇到了困扰。由于期望值太高，大家起了十几个名字都不满意，达不成共识。不是嫌弃名字不够“大气”，就是认为不够“文学”，这个刊名把编辑部给难住了。主编路老发话了：“继续想，每人至少起一个，一旦采用，发给稿费！”

无意中我想到了“杜鹃”，这个名字不算大气，但却很接地气。杜鹃花是丹东的市花，虽然没有牡丹那样雍容华贵，但作为祖国文学园中的一朵小花，广大读者还是拿得出手的。另外，杜鹃还是一种鸟，在丹东地区叫布谷鸟。记得小时候，每年春天来临，在元宝山和珍珠山上，都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在布谷鸟的声声啼叫中，感受春风的和煦。寒冬将去，春天来临了！记得有这样两句诗：“杜鹃声声啼犹血，不信春风换不归。”杜鹃预示着“假大空”的寒冬即将被摈弃，而直面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春天，就要回归了！

先是主编路老接受了“杜鹃”这个名字，接着市委宣传部批准了这个名字。路老高兴地对办公室的会计喊道：“做表，给贺业安发稿费，20元。”

我为《杜鹃》起了刊名，看不见同事们赞许的目光，我自己也没自豪起来。倒是这20元稿费，让我当月消费支出多了不少的选项，好不快活！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杜鹃》双月刊（内部）在当年的10月，出版了第一期。在筹备第二期期间，路老突发奇想，托北京的朋友，转请茅盾先生为《杜鹃》题写刊名。

这是件大难事，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茅盾先生平生是很少为杂志题写刊名的。在国家级、省级期刊中，也只有《随笔》和《清明》得此殊荣。我心里嘀咕：像丹东这样的边陲小城，又是刚试刊，一个没名气的地方小刊物，是不是异想天开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茅盾先生获悉后，欣然命笔，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为《杜鹃》写下了刊名。

当“杜鹃”二字，展现在编辑们眼前时，心里最不平静的是主编路老。他早在省《文学青年》当编辑时，曾受茅盾先生当面教诲，念念不敢忘怀。如今茅盾先生又为他主编的《杜鹃》题写刊名，真是厚爱有加！而我们这些年轻的编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前辈的关爱和激励，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沉甸甸地压在了肩上。

编辑们把这珍贵的墨宝，小心翼翼地镶嵌在特制的镜框里，高高地挂到墙上。这一切行动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什么人的谆谆教导，大家默默地站在镜框前仰望着，许久都没人离去。当时我心里在想：“这不就是《杜鹃》编辑部的精神图腾吗？也像是一面旗帜，将指引着我们，这些耕耘在文学沃土的编辑们，砥砺前行！”

茅盾先生题写的《杜鹃》，在1981年第一期制版、印上了封面，同时，《杜鹃》获准向全国公开发行。

后来，正当《杜鹃》蒸蒸日上之际，被迫改名为《满族文学》，由启功题写刊名，但茅盾先生题写的《杜鹃》仍挂在墙上。继路老之后，又经历了五任主编，先后三次迁址，这幅镜框，总是第一时间，挂到主编办公室的墙面上。

我在1987年调任丹东电视台，任电视剧部主任。离开了《满族文学》，但我的心从未走远，始终把那里当成我的家，我的娘家！在我遇到不公和不顺时，我就会回到编辑部，不管人家忙不忙，都得放下手中的活陪着我。等我“发泄”完了，谨慎的微笑，蠕动几下干燥的嘴唇，以表对我的同情。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有一次，我从外景地回来，路过编辑部，我就上了楼。走到编辑部门外时，感到室内静悄悄的，好像没人。我没冒失开门，从门缝望进去，编辑们正埋头在稿件中。对比喧嚣的外景地，这里安静得有些冷清。壮哉！在“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的环境中，还能有这样的一方文学净土，难能可贵！

到报刊亭去看看吧，那里充斥着又透又露的美女封面、光怪陆离的悬疑、惊悚、穿越。那些所谓的通俗刊物，几乎占满了橱窗，严肃的文学刊物纷纷下架，剩下的几本著名文学期刊，被挤在了角落里。不胜悲凉！

而文学队伍也在大浪淘沙，有的作家下海经商去了；有的从政做官了；有的转行去了影视圈。再看看编辑部里这些编辑们，还在津津乐道地爬格子、啃书本，辛勤地耕耘着......

此时此刻，我对室内的这些人，顿生敬仰之情。

看我进来，王中和斯文地站起来，把椅子让给我。这狭窄的办公室，一把多余的椅子都放不下，我没有坐。我对面的墙上，就是茅盾先生题字的镜框。

中和凑到我身旁，那时他已是《满族文学》的主编了，路老已经离休多年。他轻声地对我说：“启功给《满族文学》的题字丢了！”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指着对面墙上的镜框说：“可不能再把茅盾的题字弄丢了！”

中和赶紧说：“不能，茅公和我们在一起！”他的这句话，让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这时，一个分管发行的编辑递给我一本刚印好的《满族文学》，一股墨香扑鼻而来。我细心地翻阅着，那大气的封面，精致的排版，说明他们还在坚持着高品质、高格调的“严肃文学”。中和慢慢跟我介绍道：“《满族文学》已向国外发行，这些年，在《满族文学》上发表的好几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转载，有的还被《中华书库》收藏。”他在叙说这些成绩时，一双笑眼闪动着光彩。看得出来，他们在期刊如林的文学期刊界，努力创造着自己的神话，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获得如此耀眼的成绩，是编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他们不被外面世界所诱惑，不媚俗、不落套、不怕寂寞甚至冷落，死守着“严肃文学”这块阵地。

那他们的原动力是什么呢？难道跟眼前茅公的题字有关吗？不能说有关。我想真正的原动力，还是这些人热爱文学，追求文学，视文学为自己的生命，都是一些为文学奋斗终生的人。但又不能说无关，“茅公和我们在一起”充分说明，有前辈的关爱和嘱托，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他们知道“杜鹃声声啼犹血，不信春风唤不归。”

想到此，我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二. 文学之友

2017年的春季，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三月初，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突然接到了著名散文作家杨百川的电话，他说：“张启东请您明天到五龙背参加文学座谈会。”

“张启东是谁？这个名字很陌生。”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杨百川告诉我说：“张启东是振安区作协主席，他曾经是《杜鹃》文学讲习所的学员，您是他的指导老师。您把人家给忘了，他可想着你，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呢！”

听到这话，我心里感到很惭愧！

最后，杨百川强调道：“您明天一定要来，张启东主持，他希望能借此机会见到您。还有几个当年的‘讲习所’学员，也在等着您呢！”

一提起“讲习所”那些学员来，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四十多年过去了，即使见了面，可能还是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和相貌了。“友情远近如梅绽，时有暗香拂吾心”，我还是很快就答应了这次邀请。

第二天，十分愉快地搭上了开往五龙背的汽车。

跟我同车前往的，还有现任丹东网络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时间女士。她的一位高中同学在“讲习所”当收发员，对当年的讲习所也有所耳闻。一路上，《杜鹃》文学讲习所，自然便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

现将当时的交谈内容摘抄如下：

时间不解地问：“当年你们办《杜鹃》已经很忙了，为什么还要额外办文学讲习所呢？”

我说：“四十年前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不一样，他们手里拿着的不是手机，是文学期刊，是书本。成千上万的文学青年，怀揣着作家梦，挤上了文学这座独木桥。

我当时在《杜鹃》负责编辑丹东地区作者的稿件。每天几十封来稿，白天看不过来，晚上还要加班。绝大多数的来稿，都是些初学写作者的习作，显得很稚嫩，达不到《杜鹃》的发表线。

这些初学写作者，迫切需要进行文学的基础教育，需要‘师傅领进门’来，经过几年的培养，能成长一批团结在《杜鹃》周围的新生力量。”

时间赞许地点点头，感慨道：“这样看来，《杜鹃》讲习所是应运而生、势在必行了？”

我说：“也可以这么说。招生广告一出，报名十分踊跃，几天功夫，七百多人报名。指导老师，光靠编辑部就不够用了，又向外聘请了几位作家和诗人客串教师。开学典礼在二轻俱乐部大礼堂召开，座无虚席，两旁和后面都站满了人。

文联主席李述宽讲话并宣布：《杜鹃》主编路地担任讲习所所长，编辑贺业安任教务长。

外聘教师张甲田代表指导教师讲话。当他讲到指导教师要放下与人为师的架子，把学员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甘为人梯，愿做铺路石子’时，会场里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时间重复着“甘为人梯，愿做铺路石子 ”这两句，感慨道：“这些话，我现在听了，也很感动！有了这些肯与别人做嫁衣的编辑们，讲习所还愁办不好吗？”

我说：“这两句话是我们《杜鹃》编辑部的座右铭，是我们主编路老对编辑们的教诲，殷勤恳切程度，不异于耳提面命。

丹东之所以能出现一些有模有样的作家，跟有路老这样高品质的编辑是分不开的。”

看我有点跑题，时间忙问我：“听说讲习所办了一本刊物叫《文学之友》？”

我说：“准确地讲是一本教辅刊物，受著名的《中华活页文选》启发，《文学之友》也没有封面，首页除了刊名之外，就是正文。这本教辅刊物，主要发表学员习作及辅导老师的点评。教务处对辅导老师的点评要求很严，对每篇习作的优点，要实事求是给予肯定，缺点和不足要点评到位、透彻。文字以二三百字为妥，要言简意赅。有个别辅导老师的点评，写的冗长且言之无物，教务处会毫不客气退回重写。

另外，还开设了‘文学座谈’和‘学员信箱’等栏目。‘文学座谈’请一些作家谈自己的创作经验，很受欢迎。

《文学之友》开始是16开16页，后来讲习所扩大向全国招生，学员多了，页面数又增加到32楷48页。学员们为能在《文学之友》发表习作而感到荣耀。有些学员因为发表了几篇习作，加入了当地的作协。有个农村的学员来信说，他父亲因他迷恋写作，又不见成果很反感，瞧不起他。他的习作在《文学之友》上发表了，父亲看后，连声夸他有出息，是个人才！他自己也感到生活充满了阳光，下田干活一点也不觉得累了，十分快活！

丹东电视台原主持人陈蕾，报考主持人时，竞争对手难分伯仲，最后，她拿出在《文学之友》上发表的三篇习作，毫无争议胜出。”

时间又问道：“听说《文学之友》在当时全国刊授圈里，小有名气。”

我点点头：“是不错。全国二十几家文学期刊，在办类似的刊授学习班，《文学之友》是唯一一家独立成刊的，其他大都是在文学期刊中留出几页来，作为发表学员习作的园地。

全国刊授学会第二次年会在上海召开，我在会上介绍了《文学之友》，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我被选为学会理事。期间，我请上海《文学报》社社长、著名作家杜宣为《文学之友》题写了刊名。

第三次年会在丹东召开，《杜鹃》文学讲习所除尽地主之谊，又一次应约介绍《文学之友》的刊授经验。会后，上海的《文学报》赖主编主笔，在《文学报》发长篇通讯，介绍这次年会的盛况，称赞《文学之友》。”

时间又追问道：“讲习所除了用《文学之友》刊授外，你们还给学员讲课吗？”

我说：“讲。讲课对象主要针对丹东市区的学员。几百人的大课举办了几次，效果不理想，就停办了。主要搞小型讲座，分两个点儿，一是振兴区文化馆，利用业余时间晚饭后进行。二是五龙背手表原件二厂会议室，白天进行，学员都要跟单位请假来听课。

我们几个辅导老师凌晨三点就要起床，赶早班火车，到了五龙背天还没亮，就在候车室等到天明。那时，车站附近没有卖早点的，我们只好空着肚子上课。我那时年轻，饿得快，也只能用水充饥。中午学员们要请我们下馆子，我们都是严肃谢绝，在职工食堂排队就餐。”

听到这，时间向我伸出了大拇指，又问道：“在五龙背讲课，学员中应该有张启东吧？他是五龙背人。”

我说：“应该有。”

时间有些惊讶，问：“你想起他来了！”

我点头，说：“一个用左手写字的独臂少年！他的第一篇习作《长命锁》，是篇微型小说，在《文学之友》上发表，我写的点评。后又在元宝区文化馆举办的微型小说征文中获三等奖。”

时间感慨道：“从当年的文学讲习所学员，到今天的振安区作协主席，他的作家梦应该说是实现了！”

我也很感慨：“他是幸运的！”

时间说：“还有一些当年的学员，他们的文学之路可能没有张启东幸运，可他们也在等你呢。”

我说：“那是当年因文学结下的情谊！不会因离开久远而冷漠，反而因为时间的沉淀，会更加醇厚，更加圣洁。文友情长啊！”

快临近五龙背时，时间有些激动，她自语道：“我在想象，四十年后的重逢，将会是怎样的场面啊！”

汽车缓缓地驶进了五龙背小镇……

三.这里，是他们曾经的“驿站”

当我写完这个小标题时，我又想起路老来了。

那天早晨，路老正坐在桌前，准备着他一天的烟草“口粮”。我拖了把椅子，坐到他对面，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想抽烟，自己卷。”我笑了下对他说：“路老，我想办个小说班。”

路老放下手中的还没撕好的“烟纸”，望着我，等我说下去。

“这个小说班，不是一般的临时笔会，时间和人员都相对稳定，常年办下去的一个文艺沙龙。”我继续说道。

路老的眼睛里闪着亮光：“利用业余时间，不要经费？”

“当然。”我随口而出。

路老很高兴，接着问道：“都谁参加这个小说班，你心里有谱了？”

我答道：“都是市区的作者，有吕云德、金力敏、郭静、胡德伟、杨百川、邬大海、赫茜、宋长江……”

路老点头道：“这些作者，今年来都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有点小名气呢！”他思忖片刻，加重了语气：“但他们中间不少人，创作遇到了瓶颈，写出来的作品‘老套’，原地徘徊……,他们急需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期望这个小说班，能帮上他们的忙......但这样，你的负担就加重了。”

我马上表态：“这个小说班，就是一个驿站。这些作者，一路跋涉，疲劳了，就到这个驿站歇歇脚，备足粮草，换换战马。我就是这个驿站的伙夫、马夫！”

路老听到这话，激动地站了起来：“好！我们对作者，心里就应该燃烧着一团火！”

小说班如期成立了。

我指定吕云德和金力敏担任了小说班的班长。最初是每周活动一次，活动地点设在金力敏家，后移至文联会议室。

去年金力敏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在小说班的日子里》，发表在《走进丹东》杂志上，摘录如下：

“1981年我尝试着给创刊不久的《杜鹃》投寄了一篇所谓的小说，当时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期盼《杜鹃》哪怕是一句鼓励的话，都将足以让我信心百倍，以极大的勇气投身文学创作中去。

没想到，仅仅几天，便接到了一个叫贺业安编辑打来的电话，说小说可用，并约定到编辑部谈修改意见。我第一次投稿就有如此盛情的礼遇，端的让我大喜过望。

在这次约谈之前，还有一段一见如故、后来与我结成莫逆之交、至今仍是我的良师益友的有趣故事。那天我正当班，往锅炉里添煤。一个威壮挺拔的中年男子，以狐疑的眼神走近我，打量我，而我，也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在双方互相探究的目光交流后，他爽朗的笑了起来，指着我毫不犹豫地说：“你是金力敏。”我被他的直率感染了，也放肆地说道：“贺业安！贺老师！”他从包里拿出我的小说稿说：“你挺忙，不用去编辑部了，就在这谈谈修改意见吧。”

很快，我的处女作《书记走出五十步》在《杜鹃》发表。主编路老又以《学会描写》为题，加以专评。

我也是因为这篇小说，才有资格参加了这个高级别的小说班。

我是小说班的班长之一，我的家成为小说班的活动场所，每当周六晚饭后，大家就聚集过来。大家纷纷拿出自己作品，然后逐个讨论，集思广益，无所顾忌地提出修改意见，有时就一篇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家意见不同而争论得面红耳赤，讨论的范围，往往延伸到超过文学的更广泛的领域；有时，大家为一篇作品所感动，竟有数分钟的掩面沉思，一片静默而鸦雀无声，继而在该作品的触动下，又纷纷找出能与作品主人公对应的 “我”，各自谈起生活中值得珍藏的难忘经历。如今想起那场面，真是让我百感交集，那真是一个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金力敏说的那篇感人的作品，是郑兆福的一篇短篇小说，具体名字我记不起来了。那时郑兆福还不是小说班的成员。

一天，我接到一个包裹，里面是十几篇小说稿，一看就知道都经过多少编辑的手了。作者郑兆福附了一封简短的信：“编辑同志，这些短篇小说是我这几年的习作，我分别寄给了全国十几家杂志社，一封接一封都退了回来，编辑们最多给我写了四个字‘不拟刊用’。车间的工友们也嘲笑我，给我起了个极富讽刺意味的外号——大作家。

编辑同志，我很苦恼，请你看完，能指点迷津，提出宝贵的意见。”

这样的信见多了，一般是不怎么走心的，但稿子我还是要尽职尽责要看的。

没想到，当我看完第二篇时，还是兴味盎然，一口气把这十几篇都看完了。我选出了三篇，提给了主编路老。

路老很快批复：“可用，三篇同期发，写编者按，请关注该作者。”

我带着三篇小说稿，来到郑兆福所在的“鸭纸”。他正在车床前闷头干活，工段长把他叫到了工具室。他长得五大三粗但举止却很怯懦。我开门见山告诉他，我是《杜鹃》编辑部的。他扫了我一眼我手中的小说稿，便涨红了脸，低下了头。

我把手中的小说稿递给他，问道：“这三篇小说是你写的吧？”

他接过小说稿，嘴唇蠕动了下，迅速地揣进了工作服衣兜里。

我笑着告诉他：“这三篇小说《杜鹃》准备同期发表。”

郑兆福像没听见似的，低头无语。在一旁的工段长忍不住给了他一拳，叫道：“你听到了没有？这下子真成了大作家了！”郑兆福一脸茫然，但我看见了两滴浊泪，从他的眼眶里溢出。

许多年后，他跟我唠嗑时说：“那时，你告诉我小说要发表了，我真像听到了‘天籁之声’。”

我让他进小说班，他却说自己水平有限不敢进。进来了也很少发言，总是坐在角落里低头记着笔记。

从此，郑兆福的创作一发不可收。他告诉我，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了三百多篇小说、故事、随笔……但都是省以下级别，国家级的上不去。他的语气自然而平和，不急不躁，看得出来，他很满足。是啊，把如鲠在喉的话写出来，有人看，有人听，也是自得其乐啊。

发现了一个郑兆福后，路老提醒我：“外面肯定还有许多有才华的人，没进小说班，要悉心‘探矿’，不断地扩大小说班。”

我很自然地想到，手里还压着一篇写得很精彩的小说稿《天晴了，只见满天星斗》。由于没有署名，迟迟不能发表。这篇手稿，留下唯一的信息，就是绿格纸的右下角， 标有“辽宁大学稿纸”的字样。我以《杜鹃》编辑部名义，给辽大共青团发去了公函，请他们帮助寻找这个有才华的作者。没有回音。我就想署“佚名”发表，也许作者看到了就会自己主动找来，但又怕引起“麻烦”，只好作罢。

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家做饭，邻家一个女孩来找我 ，说她的男朋友想参加小说班的学习，让我帮忙。我告诉她，参加小说班要有条件，要发表过不错的作品......

她很不自信地告诉我，她男朋友半年前给《杜鹃》投过稿，至今没有消息。

我忙问：“小说的题目是什么？”

她说：“叫《天晴了，只见满天星斗》。”

“他是辽大的吗？叫什么名字？”我忙问。

她说：“辽大刚毕业，叫姜宏敏。”

我强调道：“这篇小说是他写的吗？”

她肯定地点点头：“是的。”

我兴奋道：“我正找他呢！你快把他领到我这来。”

姜宏敏这个未来的《鸭绿江晚报》的主编，就是这样传奇般地闯进了小说班。

小说班里有两位学员是通过另外渠道进来的。当初我没有选他俩，是我片面地认为这二位不是“这块料”，不是这里的“虫”，对他俩的关注不够。没想到，许多年后，这两位作家在丹东文坛十分活跃，佳作不断。

其中有一位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小说班为青年作者提供了课堂，人人都可以畅谈自己的创作打算，任何人都可以谈自己的稿子，然后，你一句我一句，说长论短，各抒己见。围绕某个议题，在场的编辑老师举一反三，介绍许多名著的经典细节和技法，为作者开启心智，补充营养......”

看到这儿，我不禁为当年的偏见而羞愧，就此向二位作家，表示诚挚的歉意！

经过几年的经营，小说班的作者们，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无论是文艺理论，还是写作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路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夸张地说，他们中间有的已显示了熠熠才华，直寻人生体验的层面。运思走笔、起点自有高度。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们未来的年份里，必是杜鹃七彩争艳，银杏压满枝头！”

小说班的作者，没有辜负路老的期望，几乎每个人都有了新的作品问世。

《杜鹃》专门开辟特辑，用来发小说班的作品。记得有一期小小说特辑，全部发几十字、三二百字的小小说。出版后深受读者好评。宋长江的《绒球》备受关注，一改前期作品“板着面孔”直袭主题的深沉，以清新、轻松的笔触，揭示了生命的真谛。

我曾拿这篇小小说，在给业余作者讲课时，作为范文，阐述小小说的特色，哪知引来了一波模仿。

吕云德也极大地克服了自己的“浮躁”，沉到了生活的底层， 从生活出发，挖掘人世间的真、善、美。拿出来一篇很有分量的小说《在暴风雨中》，当年获得丹东市政府奖。

其间，省《鸭绿江》杂志，也开辟了“丹东青年作家专页”，专门转载小说班的作品。

著名评论家李作祥，在其《丹东文学风景素描》中，首提“令人刮目的丹东文学风景”，不吝赞美之词，并肯定道：“此时期的丹东文学，已居于全省文坛的显著位置。”

为此，我领到了文联发给我的“伯乐”奖金。多少钱忘了，但我记得，我用这些钱带小说班的全体作者，以采风名义，去农村买了只羊，大家美美地喝了一顿原汁原味的羊汤。

小说班的作者们，在这个“驿站”补充了“粮草”、换了军马，又开始了新的跋涉之旅。

他们中许多人进了官场，但他们并未丢掉文学，在繁忙的公务之外，仍笔耕不辍。杨百川身居要职，但他那洋溢着乡愁的散文，屡见各种报刊。他那眷恋乡亲、乡土的热血情怀，让我心潮难平，忍不住把美文推介给朋友们。

吕云德当了《辽宁经济报》驻丹东记者站站长。他很勤奋， 利用业余时间出版了《海煞》、《鬼商》、《荷尔蒙的奴隶》等，紧跟时代脉搏的长篇力作。从一个在丹东举目无亲、在市场卖菜为生的复员兵，到洋洋洒洒写出百万字的作家，这期间，他要付出多大的艰辛，只有天知道！

提到姜宏敏，我自然就想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妻本佳人》。小说里的人物，在他的心里已经孕育多年了。小说出版后，引起读者和专家的关注。书中那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命运，让人读来荡气回肠。《妻本佳人》在丹东长篇小说界，记下了重彩浓墨的一笔。

金力敏与上述几位作家相比，可谓命运多舛。他从一百下岗后，一直在为养家糊口而奔波着。我硬着头皮，到《丹东广播电视报》社，去求孙秋黎社长。她一听我推荐的是金力敏，二话没说，当场拍板：“明天来上班，当记者。”

金力敏不负众望，他用严谨、老辣的文笔，丰富详实的知识写出来的文章，很快就征服了读者，可以说“粉丝”如织。我就曾在报亭前，听过一个读者说：“我买广播节目报，就是为了看力敏的文章。”还记得有次朋友聚会，有个八十多岁的老者问我：“你认识节目报的力敏吗？”我说：“认识，他叫金力敏，力敏是他的笔名。”他当即逼着我，介绍他要见金力敏，我答应了他。

说来也巧，正当大家吃饭时，金力敏从沈阳给我打来电话。我把电话给了我那朋友，他高兴地接过电话，立马躲到其他房间去了。宴会结束了，他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了电话。

我在想，一个作家能拥有这么热心的读者，心里该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宋长江是在文学最不景气时期，进了《满族文学》编辑部的，用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来说，他是“逆行者”。他是个彻头彻尾从《杜鹃》、从《满族文学》走向全国的本土作家、编辑家。他的多部中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争相转发。

他的中篇小说《绝当》，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11中篇小说》并荣获第八届辽宁文学奖。《绝当》震撼了中国文坛，也震撼了我的心。这是一部在选材上及其大胆的作品，是多少作家不敢涉猎、避之千里的禁区，而他却敢在刀尖上跳芭蕾，而且还表现得游刃有余。这正体现了一个作家，坦荡的政治胸怀和过人的艺术修养。

无疑，宋长江的《绝当》和此时期的其他作品，把丹东的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说过《满族文学》是我的娘家，对《满族文学》主编接班人的问题，我是很往心里去的。早在张涛、张素娥他们当主编时，我就在担心，等他们都退休了，谁来接班呢？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满族文学》已立全国文学刊物的先进之林，就足以告诉大家，《满族文学》的传统得以传承，它的品味、它的风骨，正在发扬光大。

我这个当年驿站的伙夫、马夫，望着这些躬耕在文学沃土的身影，为他们收获了累累硕果而自豪，也为他们的艰辛感到心痛。

最后，用路老的话结束吧：“我爱他们，也敬他们！”

再说几句

我在这几篇小文中，数次提到路老，那是因为我做的这点事，都是在他的关爱、指导下完成的。他是我的恩师，是我的文学家园。

丹东文学哪里没有路老的身影呢？

路老是丹东新时期文学的奠基者，是丹东文学界一面历久弥新的文学旗帜。

路老离开我们已两年有余。记得那年，忽然接到他女儿打来的电话，告诉路老走了，我顿时老泪纵横。因身体欠安，未能前去送行，至今后悔不已。

我们深深地怀念他，祝愿他在天堂里安康。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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