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影制片厂老片子 长影厂农村题材电影

文：宿夜花

苏里导演的电影中，尤以彩色音乐故事片《刘三姐》最广为人知，善良勇敢、颇具抗争精神的刘三姐成了几代人心中的偶像。其实在50年代，苏里导演的《平原游击队》、《红孩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片便引起了广泛反响。这几部电影不仅在艺术风格上各具特色，作为大众艺术而言，它们又有着动人心弦的故事和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如刘三姐、李向阳等）。

80年代，苏里导演仍有作品问世，这部《点燃朝霞的人》便是他新时期的代表作，也是80年代银幕上的“山药蛋派”代表。电影《点燃朝霞的人》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王东满编剧，尹福文、赵凤霞、宋戈、王润身等主演。说起来，这部农村题材电影同那部著名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有一定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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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学是影视艺术的重要依托， 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扬名国际自然也离不开扎实的文本基础（张艺谋的电影很多改编自知名作家的小说，例如莫言、苏童、刘恒、余华等人的文学作品）。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时，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山药蛋派立足于现实主义方向，既能抓住普遍的民族心理，同时又富有山西乡土特色。

山西籍作家马烽亦是山药蛋派的主要作家，他编剧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便是“山药蛋派”银幕化的成功代表。这部由苏里导演，金迪、李亚林、梁音、刘增庆等主演的反映现实农村题材的故事片以其生活化的故事情节、浓郁的地方特色展现了山西美好的人文风光。

山西长治作家王东满的作品则是受到“山药蛋派”影响，是新时期山西文学的代表人物。获赵树理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点燃朝霞的人》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王东满则亲任编剧。

80年代的农村片中，上海电影制片厂赵焕章导演的《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以故事的趣味性与情节的喜剧性取胜因而受到群众欢迎，珠江电影制片厂胡炳榴的《乡情》、《乡音》则以整体的散文诗风格的自洽性为评论界喜爱。相较之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农村题材电影则注重情节本身的现实意义，无论是《不该发生的故事》、根据浩然小说改编的《花开花落》还是这部《点燃朝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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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时期电影，《点燃朝霞的人》讲述的是农村变革时期的故事，它着重反映了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人们的心理变化。改革开放、承包责任制后，山西农村金牛滩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微妙变化。电影中则集中刻画了不同人物的心理变化（以万金贵、万全海为代表的试图通过技术专长牟利，以栾金彪、何大凤为代表的新生力量）以及改革期人们的观念冲突。

万金贵仗着自己的技术专长认为砖窑厂非包给他不可，于是强行压低承包价，这招致了大伙（尤其是年轻人）的不满。在这里，万金贵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人物，性格中注重小私小利、行为做派上倚老卖老，这其中有社会性因素，他成长于传统的乡土秩序中身上脱离不了传统做派。而在新的环境下，他缺乏良性引导，性格中的自私得以迅速滋生。在看待个人利益上他又是视财如命的，他会利用自己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德高望重”积累下的名誉去与年轻人竞争，在持保守观念的乡邻中，他的威望难以取代。但万金贵这类人终究在愈发完善的现代社会中难以立足。

而栾金彪则是年轻人的代表，他思想前卫、有冲劲、有胆识，待人平等、不戴有色眼镜。这个人物其实是带有一定理想化色彩的，他没有安于留在省城赚钱，而是返乡带领众人一同致富，这既需要高度的责任感，又需要异于常人的气魄。他既代表着那类掌握现代社会生存技能的工作者又是那种具备高度担当精神的现代楷模的理想投射。

最后，栾金彪用自己的努力与坚持、胆识与魄力不仅证明了支持者的眼光是正确的，更获得了一些反对者的态度改善。他的一言一行改善了大家的固有偏见，而万金贵则为自己的自私自利付出了代价。电影中两类人物的刻画不难看出创作者更希望社会上多些有热情、有担当的人，而与此同时也在呼唤人们摒弃狭隘的观念、僵化的思想。

电影的时代性另一方面体现在恰如其分地反映当时的城乡发展差异。在电影中，“太原”在人物的对话里出现了很多次，虽然电影中的角色并没有对省城趋之若鹜，但可以看出，片中人物尤其是年轻人心中，城市代表着先进的生活方式，他们潜意识中的向往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在随后的若干年中，人们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仍是不变的，各种形式的“北漂”、“南下”都是类似心理的写照。

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也有着强烈的新时代女性特征。女主角何大凤自不别多说，饰演何大凤的赵凤霞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当红演员之一，这种热辣有主见的角色是她的拿手戏路。

她有着自己的判断力，大胆地将砖窑厂承包给了年轻人栾金彪，在夫妻相处上她常常用她的理性与成熟指引着丈夫。同样地，影片中的其他几个女角色，无论是性格的内向与外向、强势与弱势，她们都敢于主动选择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与喜欢的人、抗拒来自父辈的束缚，这类新时代女性角色是当时的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一类代表性角色。

电影中的人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进步，不仅是对知识的汲取，他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思想也在进步，对待事业与爱情，他们都是以走在时代前沿之姿、全新的面貌去面对，用新时代的火焰点燃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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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对文学的影像化同时保留了语言的通俗性与趣味性。例如，万全海在见万金贵之时便对他说：“抠门抠到我嘴上来了啊！我可不喝这马尿！”他对万金贵女儿万杏花说：“凤凰车子，姑娘骑上人人爱！”这些台词不仅接地气，更是轻描淡写刻画出了万金贵的重视私利的心理和当时农村对美好物质生活的希冀。

同样地，在表现乡邻对男主角不信任而说起风凉话时所用之语（“跟上行家赚大钱，跟上劣巴喝稀汤”，“劣巴”为北方方言，与“行家”相对）也十分生猛贴切。

而电影不同于小说的是可以不局限于语言而尽情地通过视听语言去呈现山西乡村生活的风貌。爱多管闲事胡乱拉线的大嫂被甩进河里、害怕倒插门的大爷与老亲家斗嘴、逼人太紧强迫男方按手印被踹倒自行车的万杏花，这些有趣的情节都得到了细致的展现。

电影在展现这些生活情节时既注重言谈举止的分寸感使之不显得过于粗鄙、又不会过分求“雅”使之丧失生活化的趣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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