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化建设内容 济水文化的时代价值

□侯仰军

济水(又名泲水、沇水)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只有专家学者或者喜欢考据的文人雅士才会偶尔提及她昔日的荣光。即便山东的几个地名如济宁、济南、济阳,是拜济水所赐而得名,当地人知道济水的也不会太多。如此说来,济水似乎真成了历史的过往。但在河南济源,这个济水发源地得名的城市,人们没有忘记济水,有关济水的神话传说、诗词歌赋依然活在广大民众的口头上、心灵里。那么济水在历史上有着怎样的辉煌?当今时代,济水文化还有没有研究的价值?

济水的历史地位

名列四渎

济水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市西北的王屋山,东流至温县,南注黄河,与黄河同流,东行十余里,在荥阳北,出黄河,汇为荥泽(今已湮没)。此即所谓“南泆为荥”。再经原阳南,封丘北,菏泽南,定陶北,东入菏泽(今已湮没);再由巨野县柳林镇北境出菏泽东北流,于巨野县西入大野泽(今已湮没);再由巨野县东北出大野泽,过梁山东,北流至东阿县东,经平阴县北,济南城北,东流入海(故道大多成为今天的小清河)。当时在原阳和巨野之间,济水还分为南、北两个支流,一并汇入大野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济水“过九郡,行千八百四十里”。

水文化建设内容 济水文化的时代价值(1)

秦汉时期的黄河、济水走向图(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

在古代传说中,济水三洑三出。第一“洑”,即从王屋山的太乙池流入地下,在地下穿行七十多里,从济源城流出地面。第二“洑”,即济水在温县进入黄河,从黄河下穿行,流出地面后汇聚成荥泽。第三“洑”,济水从荥阳再次隐于地下,从山东菏泽的陶丘流出地面。

历史上,济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大河。早在周朝,就被列入“四渎”,享受朝廷的高规格祭祀。据《史记·封禅书》:周代,“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就是说,济水与江、河、淮一样,被列入四大河流,享受周天子的祭拜。秦一统天下后,名山大川的祭祀常态化,殽山以东祭祀的大河只有济水、淮水:“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

交通要道

济水在东晋之前一直畅通无阻,是中原的交通大动脉,所谓“浮于济、漯,达于河”,从济水、漯水可以到达黄河干流和众多支流、湖泊。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北进中原,曾利用济水西上,会晋定公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汉代之后,随着黄河对济水的一次次漫灌,济水渐渐淤塞。到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时,由于大旱,水道不通,桓温命人开凿巨野三百里,水师才得以进入济水,从而进入黄河。到了南朝刘宋时期,济水已经严重淤塞。隋炀帝开凿通济渠以后,济水中游已几近消失。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年届不惑的高宗皇帝在封禅泰山的路上,驻跸濮阳,问宰相许敬宗:“《书》称‘浮于济、漯’,今济与漯断不相属,何故而然?”“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甚细而在四渎,何哉?”唐高宗的疑惑,反映出济水当时的尴尬处境:济水已是涓涓细流,与漯水早已不相牵连,与黄河更是无法匹敌。

文化圣地

《史记·殷本纪》记载,汤灭夏之后,回到亳,作《汤诰》。商汤说:“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勤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告诉我们大禹治水的地方就在四渎之内。为什么说“东为江”呢?这是因为夏商时期的“江”,乃指古沂水。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古泗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唐朝以前,江并非长江之专称。如《韩诗外传》云:“江水沛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其“江”与长江毫不相干。“西为河”,古黄河由荥阳北折向东北方流入海,白马、濮阳当时均在河东。“南为淮”,中原文化推进到淮河沿岸,是在商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此“淮”不是今淮河故渎。据载,今豫东地区古时亦有淮水。《春秋经》僖公十六年云:“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同年《左传》则云:“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城鄫。”杜预曰:鄫,“郑地,在陈留襄邑县东南”。即今宁陵县南,古睢水之阴。鲁僖公所会诸侯,其国均在今淮河之北,绝大部分在黄河两岸,且又由濮而“东略也,城鄫”,则此淮当流经陈留一带。这一地区的河流,自古均由西北流往东南,故此淮水约过商丘南。春秋时宋地有睢水,过陈留北、商丘南,东入泗,如果近鄫之淮不是一条与睢水并行且相去不远的河流,就很可能是睢水之别名。以上江、济、河、淮四渎之内,属《禹贡》“兖州”之地,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泰山以西、王屋山以东、聊城以南、商丘以北。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在春秋以前,黄河自荥阳以下,大体沿着太行山东麓北流,在今天津一带入海,大陆泽以下,还是人烟稀少的地区,加上干流自古以来就多泥沙,“善决、善徙、善淤”,倒是济水,为古人生活的理想之地。“一派平流滋稼穑,四时精享荐蘋蘩。未尝轻作波涛险,惟有沾濡及物恩。”就是对济水水流平稳、惠济苍生的生动写照。《尚书·禹贡》说:“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是说济水、黄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就是古代九州之一的“兖州”,济水、黄河在这里有众多支流,被疏导为九条河道,汇聚成了雷夏泽。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济水两岸特别是菏泽地区(汉唐时期在此设置济阴郡,辖11县,南至定陶,北至濮城)遍布先民生活聚落遗址,包括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秦、汉文化遗存,表明这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济水和黄河一样,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

济水研究的三大价值

我认为,21世纪的今天,济水研究起码有三大价值:巨大的历史价值;巨大的文化价值;巨大的文学价值。

水文化建设内容 济水文化的时代价值(2)

济渎庙清源洞府门

历史价值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从夏朝开始就建立了具有相当大疆域的王朝。但夏朝的存在,在史学界始终存有争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不仅否认了夏王朝的存在,更否定了大禹及大禹治水的真实性。1923年,顾颉刚先生提出了他“在推翻非信史方面”的四项标准,其中第三条即“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认为禹原只是神话中人物,有关他的事迹,包括禹治洪水之事,也都是神话,而今人们却将他视作现实社会的人王,将他的治水看做是真的历史,也就是将禹“人化”了。古史辨派的“疑古精神”有其积极意义,但其疑古太甚,极大地钳制了学术发展。近100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大力发展,考古发掘资料的积累,古代典籍中关于大禹治水和夏商王朝的记载被逐渐证实。而这些资料,大多与济水有关。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禹的记载很多,从《尚书》到《史记》73种古籍及金文、楚帛书中,禹出现的词频为672次。内容涉及面很广,数量最多的则是与治水相关的记述。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不能轻易否定这些古籍的真实性。在现藏国家博物馆的秦公簋(春秋时期秦国的铜器)铭文中就有“鼏宅禹责(蹟)”四个字。1923年王国维在北平见到该簋(王国维称作“秦公敦”),认为“秦敦之‘禹责’,即《大雅》之‘维禹之绩’、《商颂》之‘设都于禹之蹟’”。近年来发现的西周铜器遂公盨,有铭文98字,内容包括大禹治水的由来、治水方法和功绩,可与传世文献特别是与《禹贡》相印证。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认为,从器形和铭文字体看,遂公盨的时代当属西周中期后段。这说明大禹治水至迟在西周中期已是人们相信的史实,而绝不会是战国以后杜撰出来的。

像那样一场留在先民记忆深处并给先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洪水,必定发生在当时居民比较稠密的地方,而不可能发生在当时人烟稀少的江南。这个地方,就是《禹贡》十三州的“兖州”。“兖州”以西,自今河南中部起,就进入豫西山地;西北,过太行山脉,便入于晋东南山地。这些地方都属于我国的二级台地,不会有大面积的洪涝灾害。即使夏季山洪暴发,也不过使局部地区受到威胁。“兖州”以东,是泰沂山区,也不会有大面积的洪涝灾害。至于“兖州”东北的黄河下游,当时人烟稀少,更谈不上什么灾害问题。只有这“兖州”地区,处在东西两个高地之间,地势低洼,降雨量又丰富,最易受到洪水的袭击。

《禹贡》“兖州”条下有“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与古兖州即今豫东、鲁西南的情况相符。古兖州在河、济两大水中间,没有大山,又地势卑下,当洪水到来的时候人们都往高地逃避;水患平复后,人们又相率定居在平地上了。《淮南子·齐俗训》说:“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这种高地,古人称为“丘”,如“陶丘”“楚丘”“商丘”;或称“虚”(今多作“墟”),如“颛顼之虚”“昆吾之虚”“少皞之虚”;或称“陵”,如“桂陵”“马陵”“鄢陵”。今鲁西南、豫东、皖西一带称为“堌堆”或“孤堆”。在这一地区,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不少高耸于地面的堌堆,仅在菏泽地区,就有150多处。

考古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利用水和控制水方面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用“决渎”(疏导)和湮塞的方法治理洪水、开发利用某些湿地不是不可能。孟子说大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显然有夸张的成分。而要疏导积水,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开挖沟洫,所以后来孔子论大禹的功绩,说大禹“尽力乎沟洫”。所谓大禹治水,不过是把济水流域的积水排泄出去而已。大禹疏导的主要是济水,而不可能是黄河干流。

由于大禹治水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济水流域的聚落与人口数量随之剧增。今天的考古发现可以为我们提供实实在在的证据。龙山文化遗迹遍布济水流域,不但证明了大禹治水效果显著,也证明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山东、河南、苏皖北部、河北南部的经济、文化以至政治中心。

王国维先生曾说:“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济水流域是大禹治水的中心地,夏商王朝的兴起地,研究济水,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夏商历史地理具有重大意义。

周、秦、汉、晋时期,济水沟通东西南北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研究济水,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先秦以来,济水两岸更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遗产,都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

夏商以来,有关济水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胜枚举,神话、传说、民俗、信仰口口相传,至今不衰。济水不仅是一条养育了两岸民众的水流,更是一条文化河,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在这些文化事项中,济水信仰、济水崇拜最值得关注。

早在周代,济水就与江、河、淮一起被列入“四渎”,享受周天子的祭拜。春秋时期,从诸侯到民间,济水信仰已深入人心。据《左传》记载,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邾国灭了须句(在今山东东平西北),须句君逃到鲁国。鲁国为此讨伐邾国,须句得以复国。鲁国之所以为了须句大动干戈,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这四个诸侯小国都在济水流域东部,共同负责太皞伏羲氏和济水神的祭祀,可见济水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隋唐以后,由于泥沙淤积,济水中上游逐渐断流,但朝廷对济水的祭祀规格却不断提高。隋文帝时期,建济渎庙,设济源县,唐玄宗封济水为“清源公”,宋徽宗封济水为“清源忠护王”,元仁宗封济水为“清源善济王”。每年立冬,朝廷在济源县祭济渎神和北海神,并派京城官员亲临现场。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对天下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神号进行命名,济水被改为北渎大济之神。清朝规定,每遇重大事件,都要派大臣前往各地祭告五岳四渎。据《济源县志》记载,康熙登基,离宫出巡,封孝庄皇后为圣文皇后,荡平漠北,封孝惠皇后为圣章皇后,以及康熙五十、六十大寿,都曾颁诏并派使臣到济渎庙祭祀济渎神和北海神。可以说,一座济渎庙,就是一座文化宝库。

济源的济渎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济水的庙宇,始建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占地130余亩。庙内保存有唐、宋、金、元、明、清碑碣数十通,有很大的文化、艺术价值。如刊刻于元代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的“投龙简记”碑,记述了元仁宗时期钦差大臣周应极一行到济源祭水、王屋山祭天的详情。当时的祭祀程序是:先命道教大宗师在京城举行盛大的祭告活动,然后派出钦差大臣到济源的济渎庙和王母洞分别祭祀,并投沉玉符简、黄金龙各一对,以祭水、祭天。这对于后人了解、研究当时的祭祀制度大有裨益。

宋代以来,朝廷祭祀山川一直沿袭着投送金龙玉简的传统,济源的“投龙简记”碑给予了很好的证明。令人欣喜的是,2003年7月,济源在整修济渎庙时,在龙池内发现了北宋时期宋神宗向济水神祭告时投沉的玉简,济源作为古时帝王祭水、祭天圣地更多了一件实物证据。

文学价值

古济水源远流长,水质清澈,水流平稳,是四渎中的君子,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自然也成为创作各类文学作品的绝好素材。从《诗经》开始,历代都有吟咏济水的诗词歌赋。《诗经·匏有苦叶》就以济水为背景,歌咏了一位年轻女子等待情人时又喜悦、又焦躁的心路历程。以唐玄宗封济水“清源公”为标志,历代文人雅士赞美济水不与浊流合污、至清高洁的诗词不绝于史。唐代白居易《题济水》云:“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惟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宋代文彦博《题济渎》云:“导沇灵源祀典尊,湛然凝碧浸云根。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浑。”清代尤侗《济渎》云:“众浊我独清,朝宗得其主。”更多的人,面对济水,托物言志,赞美其百折不挠、润泽万物,使济水成为文学之河、理想之河。

济水流域还有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说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代建筑、遗迹、遗存等文化遗产,都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我们从小就知道“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并且知道这是俄国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创作的《克雷洛夫寓言》里的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创作的年代,应该不早于1806年,因为克雷洛夫1806年后专写寓言,1809年出版了第一本寓言集《克雷洛夫寓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国明代就有了这个“乌鸦与狐狸”的故事,比俄国至少早了200年。济源市有一座阳台宫,在其保留至今的明代修建的玉皇阁石柱上,就雕刻了这个故事。画面上,乌鸦开口唱歌,肉掉在半空,狐狸仰头张嘴,即将吃到肉块,刻画得生动传神。说明在明代,“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已经在济源流传。济水流域的文化遗产,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宝库。(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

水文化建设内容 济水文化的时代价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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