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音异义字很重要(为什么某些字词读音被改)

引自木铎书声

木铎说 / 日前,“某些字词读音被改”的新闻受到大众的热烈讨论,各方观点不一。很多人不太明白,读音不是固定的吗?为什么会变呢?其实,并不是随便哪个字词的读音都会被改,只有“异读字”的读音才会被重新审定。

那什么是异读字?为什么会出现异读字?异读字读音审定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不妨看完这篇文章,再来说说你的看法吧~

一、什么是异读字?

一个汉字有不止一个读音,我们就说它有异读,有异读的字我们就称之为异读字。这里所说的异读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异读字,又称多音多义字,简称多音字,即一个字的几个不同读音代表不同意义。如:好hǎo、hào。狭义的异读字是多音同义字,即一个字的几个不同读音不区别意义,所表意义相同,如:血xuè、xiě。

汉字中存在大量的异读字,历代字典、韵书、音义书均有收录。据张渭毅粗略统计得出的结果,宋代《集韵》中的异读字多达11 910个,按其收字32 381个计算,每三个字中就有一个异读字,简直就像一部异读字字典[1]。现代字典、词典里的异读字也很多,根据张莉霞的统计,《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第5版,以下简称《现汉》)收录的多音字为928个[2]。从总的数量上看,异读字从古至今还是明显减少的,但在现行通用汉字中,异读字所占的数量仍然比较大。

我们经常遇到的异读现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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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音多义字本来是用不同的读音区别不同的意义,但在口语中,人们对表不同意义的读音并不加以严格区分。

如“载”有zǎi、zài两读,在“载人航天飞船”里应读“zài”,在“刊载”“三年五载”里读“zǎi”,但我们常常听到“zǎi人航天飞船”的读法,“下载”的“zài”更是几乎都读成了“zǎi”。再如“处”有chǔ、chù两读,表名词义时读chù,表动词义时读chǔ,但人们常把“chǔ理”读成“chù理”。

这些字在人们的口语里就由多音多义字变成了单音多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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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在辞书里只标注A音,是单音字,但在人们的口语里却读成了与辞书注音不一致的B音。A、B两种读音形成了不别义的异读。

如“办公室”的“室”字典里注shì,但读shǐ的大有人在;“潜力”的“潜”字典里注qián,但我们时常会听到人们读qiǎn力。

也有的字因为误读的多了,形成了势力,积非成是,误读音变成了正读音。

如“荨麻疹”的“荨”,原本读qián,因其声符为“寻”,人们常把“荨”误读成xún。所以,在1985年颁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下简称《审音表》)里就把“荨麻疹”一词里的“荨”的读音审定为“xún”了,但在“荨麻”一词里“荨”仍读qiá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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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字典对同一个字的注音不一致导致了某些异读的产生。

如“卡脖子”的“卡”《现汉》注qiǎ,《汉语大字典》(缩印本)(1995年版,以下简称《大字典》)注kǎ。“作”的读音,《现汉》按《审音表》的规定,除了“作坊”注zuō外,其他均注zuò。不过在“作践、作料”后加括号说明口语中多读zuó,在“作弄、作死、作揖”后加括号说明口语中多读zuō。但《大字典》中“作”仍有zuō、zuó、zuò三读,“作践、作料、作兴”标注zuó音,“作弄、作死、自作自受”标注zuō音,与后附《审音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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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调整也会造成一些字的异读。1957年《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以下简称《初稿》)有一条审音标准:“古代清入声字在北京话的声调,凡是没有异读的,就采用北京已经通行的读法。凡是有异读的,假若其中有一个是阴平调,原则上就采用阴平,……否则逐字考虑,采用比较通用的读法。”[4]

“迹”本为精纽、昔韵的清入声字,因北京人对古入声字有读去声的倾向,《初稿》“迹”的读音审订为去声。1962年发表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第三编)对《初稿》个别词条的读音进行了修改,“迹”的读音依据《初稿》的审音原则改为了阴平。到1985年的《审音表》里“迹”的读音又改回了《初稿》的读法,统读去声[5]。这样的改变致使现今这个字的读音出现了阴平和去声两读。

像“呆(ái/dāi)板”“从(cōng/cóng)容”“围绕(rǎo/rào)”等字也有这样的问题(括号里的后一个为现在的规范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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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读音和白读音不同造成的异读。《审音表》收录了31个标注“文”读和“语”读的文白异读字,并对各自的使用场合做出了规定:“前者(指文读)一般用于书面语言,用于复音词和文言成语中。后者(指语读,白读)多用于口语中的单音词及少数日常生活的复音词中。”[6]但因为文读和白读不区别意义,口语和书面语的界限实际上又较难分清,所以人们经常混淆文读和白读。如:角(jué/jiǎo)色、抛头露(lù/lòu)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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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阅读古诗文时,还会遇到一些词语存在古今异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破读字的读音,如《韩非子·说林下》:“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7]一句中后一个“衣”,读本音yī,名词,义为衣服;前一个“衣”读破读音yì,动词,义为穿(衣)。这个破读音在现代汉语里已经不用了。

(2)通假字的读音,如《列子·汤问》:“甚矣汝之不惠! ”[8]一句中,“惠”通“慧”,两字读音相同,均读huì,而在《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9]一句中,“归”通“馈”,两字古音相近,而今读不同。此处的“归”是读作guī,还是读作kuì?

(3)古今字的读音,如《战国策·齐策·齐人有冯谖者》:“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10]责,本义为债务,后来写作“债”,读作zhài,“责”读作zé,表示索取、责任、谴责、处罚等义。在表示债务义时,“责”“债”为古今字。那么,在上面的例句中“责”怎么读呢?类似的还有“知/智”“奉/捧”等。

(4)古代一些专有名词的读音,也存在与一般读音不同的特殊读音。如郦食其jī、皋陶yáo等古人名,阳夏jiǎ、康居qú等古地名,吐蕃bō、龟qiū兹cí等古族名、国名,仆射yè、洗xiǎn马等古官名。

如何对待以上所列这些古今异读音?是完全按照今音来读还是对某些古音有所保留?学者们的意见不同,所以在古诗文的注释中各家对以上异读字的注音也不尽一致。

二、汉字异读的成因

异读是汉语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汉语的音系从上古到中古再到近现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历史音变是导致汉字出现异读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汉语声母系统从上古到中古的一个变化就是,轻唇音“非、敷、奉、微”从重唇音“帮、滂、並、明”中分化了出来。上古读重唇的字,到中古也有了轻唇的读音。如蔓,(mán)蔓菁,母官切,明母;wàn,细长不能直立的茎,瓜蔓,无贩切,微母;màn,义同wàn,多用于合成词。

韵母方面,中古到近现代韵母系统发展变化的表现之一是入声韵尾[-p][-t][-k]的消失,这也直接促使一些汉字异读的形成。普通话里的文白异读字主要就来自中古部分收[-k]尾的入声字。如:熟,《广韵》收在入声屋韵,殊六切,只有一音;到了《中原音韵》,随着入声韵尾[-k]的消失,“熟”字也产生了异读,一读为鱼模韵的shú,一读为尤侯韵的shóu,前为文读,后为白读。

声调系统方面的主要变化是入派三声。现在普通话中仍保留文白异读的字多是中古的清入字。如:伯、迫,《广韵》收在入声陌韵,只有一读,今音两读,分别为bó/bǎi,pò/pǎi,韵母和声调都有了变化。

普通话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方言词,有一些汉字的异读就是方言词进入普通话,方音与普通话读音并存形成的。如:靓jìng/(方)liàng,忒tè/(方)tuī、tēi等。

汉语在与外语接触的过程中,有一些外来词进入了汉语,而这些外来词是用汉字来记音的,也就使得一些汉字除了原有的读音以外又增加了译音。如:打dǎ击/苏打dá(英soda)、一打dá(英dozen),南nán北、有无wú/南无nāmó(梵namas)等。

除了语音方面的因素,文字因素也可以造成汉字的异读。最明显的是汉字的简化导致的异读。如:發fā、髮fà本是音义都不相同的两个字,“發”简化以后写作“发”,“髮”简化以后由读音相近的“发”代替,这样“发”就在原有fā音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fà音,变成了两读字。

异形词也可以造成汉字的异读。如记录“潦倒失意;豪迈不拘束”这个意思的有三种词形:落魄、落拓、落泊,它们是异形词。《现汉》是这样注音的:落魄luòpò(又读luòtuò),另见luòbó。因此“魄”就有了pò、tuò、bó三读。

破读也是造成异读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破读,就是一个字因意义或词性的不同而改变原来的读音,原来的读音叫“本音”或“读如字”,改变的读音叫“破读音”。这种因词义或词性的改变所导致的读音的变化,是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相互影响的结果。如:衣,本音yī,名词,义为衣服;破读音yì,动词,义为穿衣。有些字的破读音至今还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如:饮yǐn 料/饮yìn马,有的已经消失了,如“女”的破读音nǜ。

如上所举,汉字异读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但究其根本原因, 我们认为还是和汉字本身的性质特点有关。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在造字之初用一个字形记录一个音节一个语素, 但随着新词的不断产生,词义发生引申、假借、转移等变化,再加上语音的演变等因素, 使得原有汉字字形所负载的音义信息逐渐增多,一形一音一义就变为一形多音多义。由于汉字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 语音的变化往往不能直接通过字形反映出来,历时的音变累积在一起,就表现为共时平面的一字异读。

在“见形知义”的心理需求下,人们对字形、字义的关注往往高于字音。古代的汉字规范化工作主要集中在对字形的规范上,且多与读经、科举、童蒙教育相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发的一系列语言文字法规,除了1985年12月颁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是针对字音的以外,其他包括《简化字总表》在内的9个汉字规范的标准都是关于字形或字量的。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与字形、字量的规范相比,字音的规范难度较大。一个字虽然有不同的读法,但如果在一定的语境下,不影响交际,人们也就不追究到底该读哪个音,而且语音是稍纵即逝的,也不那么容易追究。这恐怕也是造成今天汉字存在较多异读的原因之一。

三、规范汉字异读应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我们在汉字的字形、字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规范工作,对字音的规范主要体现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制定上。1982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组织专家对1963年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进行了修订,经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审核通过,于1985年12月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名称予以公布[11]。该表所审的“普通话里有异读的词和有异读的作为‘语素’的字”共839条,对其中的586条进行了“统读”[12],这就减少了异读,为规范普通话语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虽然《审音表》要求“自公布之日起,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及全国其他部门、行业所涉及的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标音,均以本表为准”[13],但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大、监管执行不严等原因,致使有些辞书、媒体对异读字的标音、读音仍存在与《审音表》不一致的地方。另外,《审音表》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还有一些没有辨义作用或辨义作用很小的异读,没有审订;审订的一些北京话中因轻声、儿化等语流音变造成的异读,也不利于方言区的人们学习普通话。由于对“人名、地名的异读审定,除原表已涉及的少量词条外,留待以后再审”[14],就使得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异读仍处在混乱的状态。

所以,对异读字的审音工作还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在对汉字异读进行整理、规范时,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 充分总结和吸取以往几次审音工作的经验,分析不足,为进一步规范汉字异读做好准备。从民国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汉字的审音工作具有相当长的延续性,在审音原则的制定、审音标准和对象的选择、审音机构的组成、政府的支持和宣传等方面,以往的工作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而前几次审音工作中存在的诸如透明度不够、对某些异读字的选取把关不严等问题,在进行新一轮的审音时应力求避免。

第二,广泛调查,征求各方意见,尊重和记录语言事实,按照“从众、从俗、从简”的原则来处理异读字的读音问题。语音就某一历史时期来说有相对稳定性,而从历时发展来看又一直处在变化中。《审音表》已经颁布实施20多年了,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而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也已经出了第6版,目前的异读字规范情况如何?《审音表》已经审订的异读字哪些已被多数人接受?哪些还未被大部分人接受?未“统读”的多音字哪些是人们经常误读的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广泛、细致的调查研究。

审音的原则之一是要符合语音的演变规律,但是在确立规范时,也不能不从实际出发,尊重语言使用事实。特别是当语音演变规律与实际读音发生矛盾时,我们认为应该尊重和记录语言事实,取其现实的读音,按照“从众、从俗、从简”的原则来处理异读字的读音问题。《现汉》对“背包”一词中“背”字注音的变化就是体现这一原则的实例。

“背包”作名词,其中“背”的读音,《现汉》第1版至第4版均注为bèi,释义为“行军或者外出时背在背上的衣被包裹”。第5版的注音修正为bēi,释义也有所改变:①行军或者外出时背在背上的衣被包裹:打~。②一种可以背在背上的包。

对这种改变,《现汉》词典编辑室的有关编辑解释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演变,“背包”指行军打仗时士兵背在背上的衣被包裹的词义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而那个与提包、挎包、拎包并行的“双肩使用”的“背包”使用则越来越频繁。另外,平常百姓对该词的读音大多数也是bēibāo,所以根据“从俗、从众”的原则以及词义的发展变化,在2005年版中进行了相应的修正[15]。

在进行新一轮的异读字审音时,有关部门应广泛征求作为社会语言生活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意愿和要求,根据实际的语言变化,对权威规范性词典及极大影响人们语言文字使用的出版物(例如中小学教材、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等)加以修订,这样才能使规范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而引导语言及语言生活朝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第三,把异读音的规范与字形、词形的整理、规范结合起来进行。汉字的形、音、义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对汉字的字形、字音进行规范时,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局,所以应该遵循系统性原则,兼顾形、音、义三要素,权衡利弊,避免顾此失彼,得不偿失。

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中有一条“同音代替”的简化原则,如以“里”代“裏”、以“几”代“幾”等。在推行的过程中发现,虽然历史上这些字早就通用,但读音相近同的繁简两个字,意义上并不完全相等,这样就容易造成混淆。所以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对10个同音代替的简化字的用法加了注脚,对“适(適)”、“宁(寧)”进行了解释。“適”“适”本来音义无关,“适”是”

为什么同音异义字很重要(为什么某些字词读音被改)(1)

”的隶楷字,读kuò,多用于人名,如南宫适、洪适。“适”作“適”的简化字后,就有了shì和kuò两个读音。为避免混淆,读kuò时,可恢复本字。“宁”本读zhù,作“寧”的简化字后,读zhù的“宁”要写作“㝉”,从其得声的字,字形都要改,如贮、伫、苎、纻,从“寧”得声的字也要改,如拧、柠、咛、泞、狞、聍。“苧”既是“薴”的简体,读níng,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又是“苎”的繁体,读zhù,是植物苎麻。

前文提到“魄”的异读是由于记录异形词而形成的。如果把luòtuò这个词的规范词形写作“落拓”,luòbó写作“落泊”,“魄”就不再是异读字,而是只读pò音的单音字了。类似的还有疙瘩、圪塔、疙疸、圪垯、屹、纥繨,若gēda的规范词形写作“疙瘩”,则塔、屹、纥就不存在异读了。所以异读音的减少应该与异形词的规范联系起来考虑。

四、规范异读字的几点建议

我们认为,语言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应该是易学便用的。汉字异读的存在,特别是那些不辨别意义或不区别用法的异读,不仅为语言教学、媒体播音带来了不少麻烦,甚至还曾引发过官司。因此,规范异读字的读音, 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异读,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没有辨义作用或辨义作用很小的异读,可以对其进行统读。《审音表》已经统读了586个异读字,积极推动了字音的规范,但还需在测查异读音使用频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统读力度。如:“片”有piàn和piān两读,《现汉》在piān音下,只收了“片儿”和“片子”两个词条,而且对“片儿”的解释为“同‘片’(piàn)①,用于相片儿、画片儿、唱片儿、影片儿等词”;“片子”也有piàn·zi和piān·zi 两读,所以可统读为piàn。

因北京话的儿化造成的不辨义异读也可以酌情进行统读。如:桑葚shèn/桑葚儿rèn、中间jiān/中间儿jiàn等,可以取消儿化异读。

《审音表》审订的一些因轻声而存在的异读,如:零散san、哭丧sang等,从利于方言区的人们学习普通话的角度看,可以读原调。

文白两读所表意义相同,用法上有分工但不易掌握,可以进行统读。如“血”有xuè和xiě两读,在口语中人们已统读为xuě,不妨承认其合法地位。大多数的文白异读,都可以根据调查、统计得出的构词能力和人们的习用程度等因素,进行统读,或取文读音,或取白读音。以前对文白异读的审订也是这么做的。

其次,对那些多音多义字,虽然其不同的音项与不同的义项相对应,但在人们的口语中经常混而不分(如前文提到的“载”“处”等)、不影响意义的表达,且已经被广泛使用的,就可以本着“从众”的原则予以统读。

第三, 对于上文所提到的古书中专有名词的古今异读音,我们认为也可以取消所谓的古读,按其普通话的读音来读。一是因为这些古代的专有名词现已不用,而且意义单一,读作普通话音不会影响对其意义的理解(若是担心读者误解,可用特殊符号标注其为专有名词)。二是有些所谓的古读也不是真正的古音,有的是古反切的折合音,有的是外来词在当时的汉译音,所以没有保留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的古诗文中词语的古今异读音要区别对待,比如区别词性和词义的破读音,为了体现古今汉语的不同可以仍按破读音读, 通假字毫无疑问要读本字音,古今字读今字音。而对那些已经被普通话吸收的古语词, 读作普通话音对理解字义并无大碍的则可按普通话音来读。如“乐山乐水”的“乐”不必读成yào,“说客”的“说”也不必读成shuì。

最后,一旦确立了新的规范,就要大力宣传,严格贯彻执行,避免因不同辞书、教材等出版物对同一个字注音不一致而导致的异读。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张渭毅.《集韵》异读研究[M]∥黄正德.中国语言学论丛:第2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9:120.

[2]张莉霞.从《现代汉语词典》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比较看多音误读现象[EB /OL].http://60.29.19.46:88/rewriter/WANGFANG/http/c9v -me -mfc -s -9bnl9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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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行健,费锦昌.语言文字规范使用指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295.

[14]李行健,费锦昌.语言文字规范使用指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297.

[15]侯敏,王彬,王依然,等. “背包”一词读音的调查及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07(2):20.

原名《关于汉字异读的几个问题》,个别标题有改动

来源丨《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6期 2013年11月

作者丨赵卫 李青峰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排版丨周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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