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中的背景故事（有诗为证）

在中国古代，诗歌长久以来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而小说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处于边缘。《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家者，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小说又无可逃避地遭遇了以诗骚为正统的诗歌艺术的浸染，尤其话本小说中常见的“有诗为证”，体现了市民阶层对诗骚传统和文人世界的文化想象。

在宋代的娱乐场所“瓦肆”中出现了一种时人称之为“说话”的娱乐形式，“说话”类似于现代的说书。说话艺人所依据的底本，称为话本，内容以讲史、讲小说、讲经为主。起初，话本多是民间艺人口耳相传。后期，一些底层文人介入了话本创作，也有一些有地位的文人仿照话本创作文人小说，称之为“拟话本”。

从话本小说的叙事结构来看，无论民间话本还是文人拟话本，都广泛采用了“有诗为证”的套路。这一方面可以将优美意境美贯于广阔的典型美中，另一方面，又调节着说书艺人的讲话节奏，便于营造融洽的书场气氛，同时对重要关节起到了强调的作用，引发听众和读者的思考。这种形式，在现代的评书、相声艺术形式中也一直在沿用。比如，郭德纲便经常在开场时吟诵一段类似于诗的韵文，或者直接改编古代诗词名篇。这种引诗作证的形式，在传统相声段子中多有保留。

以保存了部分宋元话本的《清平山堂话本》为例，其所收录的二十多篇话本小说皆穿插着大量的诗词，甚者完全以诗词结构篇章，如《张子房慕道记》，一首入话诗之后即展开正话。张良和高祖二人的对话，每次发言必然以“有诗为证”作出总结，力图借助诗歌的正统权威地位说服对方。只有几千字的一篇小说竟有二十五首诗。而《风月相思》一篇中，更是插入二十八篇诗或词，俨然成为话本叙事的骨架。说书艺人动辄搬用“有诗为证”来炫耀故事的精彩，支撑自己的言论，这恰说明，民间世界奉文人生活模式为生命价值的至高目标和判断准的。

尤其是那些以文人形象作题材的话本，更彰显出了世俗世界对文人世界的文化想象。这在《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东坡问答录》中尤为明显。柳耆卿在余杭任上筑玩江楼，召歌姬周月仙唱曲佐酒，想霸占周月仙而遭拒绝。后来他设计让船夫奸污周月仙，事毕，周月仙吟诗一首以抒发“惆怅”：自恨身为妓，遭淫不敢言，羞归明月渡，懒上栽花船。后来柳耆卿正是通过吟哦此诗来暗示周月仙，终使得周月仙“羞惭满面，安身无处，低首不敢言”，并委身就范。在这个品德低下的故事中，有一点值得注意：文人柳耆卿利用自己的文化谋略而非武力霸蛮，“优雅”地达成目的。同样，在演绎苏东坡生活理趣的《东坡问答录》中，更能够窥见世俗世界对于文化名流的想象。

东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适八人与焉，佛印亦居其内。中席，东坡谓坐客曰：“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颠倒说，下用一诗句协韵以状其意。”东坡令云：“闲似忙，蝴蝶双双过粉墙；忙似闲，白鹭饥时立小滩。”王介甫还令云：“来似去，潮翻巨浪还西注；去似来，跃马翻身射箭回。”秦少游还令云：“动似静，万顷碧潭澄宝镜；静似动，长桥影逐秋波送。”又一客还令云：“难似易，百尺干头呈巧艺；易似难，执手临歧话别间。”佛印还令云：“悲似乐，送葬之家喧鼓乐；乐似悲，送女之家日日啼。”其一客还令云：“有似无，仙子乘风送太虚；无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永叔还令云：“贫似富，艄子满船金玉渡；富似贫，石崇着得敝衣裙。”其客还令云：“重似轻，万斛云帆一霎经；轻似重，柳絮纷纷铺画栋。”有客云：“难似易，不若云‘少年一举登高第’；富似贫，不若云‘恋恋绨袍有故人’。”

这些诗词，明显带有民间气息。以诗才斗智的文人生活，对市井细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诗”——诗骚传统的外壳，成为世俗市民想象、模拟文人世界时所找到的最为合适的替代物。

如果说，民间创作的说话底本所流露的是世俗世界对文人世界的憧憬，而文人对宋元旧话本重新编刊以及文人拟话本创作的出现，则体现了失意的下层文人对于世俗世界的文化想象的回应。由文人改编的明代话本《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入话部分罗列十几阙词的形式来渲染意境：

杏花过雨，渐残红零落，胭脂颜色。流水飘香人渐远，难托春心脉脉。恨别王孙，墙阴目断，谁把青梅摘？金鞍何处？绿杨依旧南陌。消散云雨须臾，多情因甚，有轻离轻拆。燕语千般，争解说，些子伊家消息。厚约深盟，除非重见，见了方端的。而今无奈，寸肠千恨堆积。

这支词名唤做《念奴娇》，是一个赴省士人姓沈名文述所作，元来皆是集古人词章之句。如何见得？从头与各位说开……

随后，叙事者对这首词每句的出处作了详尽介绍，罗列了陈子昂、李易安、包月禅师、欧阳永叔等十几位名家的词作，将意境之美淋漓尽致地铺陈开来。这些诗词已经完全是文人的审美追求，不再是民间说唱的形式。

同样，《清平山堂话本》里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被文人改编之后收在《喻世明言》第十二回，名曰《众名姬春风悼柳七》。首先一个表层的改编是诗词品位的转换：《玩江楼记》中共计诗词十首，其中一首为李煜的《虞美人·醇化秋月何时了》，作者误为柳耆卿之作。实为早期话本作者直接受到“诗骚”传统影响的表现。其他诗词则属民间说唱艺术，有的更是荤段子。而在《众名姬春风悼柳七》中，入话以孟浩然的《岁暮归南山》一诗开场，并讲述诗人孟浩然因诗遭弃的故事，其所引用诗词已经完全是文人化，摆脱了说唱的样式。话本中的诗词的文人化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转变：话本中的文人由无赖流氓的反面形象转换为惩恶助善的正名形象。反面的“柳耆卿”是市民中个别低俗之人对文人形象的想象与憧憬，而正面的“柳七”形象出自文人作者之手，多是对于自身世事的遐想与慨叹。（韩海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