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现任老婆是谁（妻子为何提出离婚）

1959年后，被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多次向我党提出自己想和妻子郑宜兰团聚。但是，他最终等来却是妻子的一纸离婚协议书。后来，王耀武在听闻妻子之所以要离婚，是因为她已经和自己的副官王相宾跑路。为此，王耀武更是大病一场。数十年来，王耀武和妻子郑宜兰相敬如宾，为何她的妻子在他被特赦之后却要离婚呢，在和王耀武副官“跑路”的背后，究竟还有着什么样的历史隐情？ 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还请各位帮忙“长按2秒点赞按钮”来个强烈点赞。并且“关注”一下，以后常来，不迷路。

（王耀武）

20世纪20年代，一名说着山东口音的连长和他的部队来到了福州这座陌生的城市。在这里，这名连长遇到了一个未来陪伴他终身的女人：这名连长的名字，叫做王耀武，而他遇到的女人名叫郑宜兰。

当时的王耀武刚从黄埔军校毕业，便投入到了北伐战争当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契机他的部队才会经过这里，并和郑宜兰相识。在那个战火纷飞，人心惶惶的年代，虽然嫁给一名军人对于一名普通的女性而言，或许能够换来一时的荣华，但是这也意味着她自己也要过着每日担心丈夫安危，全家提心吊胆的生活，何况北伐战争时的王耀武，还是一个时常亲临前线的连长。可即便如此，郑宜兰还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山东汉子，并且表示愿意和他永不分离。

（年轻时的王耀武）

而王耀武自己虽身在国军，也曾做过对人民的错事。但就私德而言，他确确实实是一名好男人、好丈夫，也是国民党军队当中的一股清流。王耀武虽从黄埔军校毕业，在军旅中生活多年，但却从未沾染过吸烟、打牌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唯一的兴趣，便是做烘焙。早在考入黄埔军校之前，王耀武曾在天津法国租界的广式茶餐厅当糕点学徒，后来因为从军才不得不把自己的这点爱好放下。1929年，北伐基本结束后，他便又委托朋友，在武汉开了一家饼干厂，后来这家饼干厂便成了一家的主要财源。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王耀武在军队财务上也相当明理：他严禁手下的士兵吃空饷、抓民夫，并以身作则，这也为后来国军第74军的良好军纪奠定了基础。而在家庭财务上，因为自己是军人出身，外兼有饼干厂的收入，他和郑宜兰的二人生活也是其乐融融。

后来，郑宜兰为王耀武生下了7个孩子，也有一种说法是9个。对此，王耀武更是对自己的妻子郑宜兰呵护有加。在国民党的旧军队中，三妻四妾是免不了的，甚至部分军官以此为荣——但王耀武却终究不为所动。1944年，国民党成立陆军第四方面军，令王耀武担任方面军司令官。这支部队计划用于在抗战后期进行战略反攻，在此期间，负责四方面军工作的王耀武常与当时在华的美国士兵、军官接触。可让王耀武感到头痛不已的是，这批美国军官时常在民间调戏女性，王耀武多次对这些违反军纪的美国军官予以呵斥，但美国军官和士兵却讥讽王耀武“不解风情”，对此王耀武只能忍受着美军的嘲笑，但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

据王耀武的女儿：王鲁美回忆称，王耀武和郑宜兰夫妻数十年，就只吵过一次架。那一次吵架的原因，是因为王耀武立下家规，不准家人打牌。而郑宜兰在家中常年照顾王耀武母亲和孩子，为了解闷去打牌，在一次聊天中不慎说漏了嘴，这才引得两人吵架。除此之外，据王鲁美回忆称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非常和睦。

虽然王耀武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但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便又一次和蒋介石站在一起，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1946年，此前由王耀武负责的陆军第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二绥靖区，王耀武担任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坐镇济南，自此王耀武便成为了家乡里的“一方大员”，同时他也把自己的母亲、妻子一家都接到了济南城里居住。

起初，身为第二绥靖区的王耀武在和我军交战中也曾一度得势，却不知我军正在避其锋芒，积蓄力量。一时间，王耀武得意洋洋，闲暇之余便前去拜访自己的恩师：刘子衡。刘子衡教过王耀武读书写字，也是当时的一方民主爱国人士，虽然满腹经纶，却不愿走向官场。一直以来，王耀武都渴望能在自己这个有风骨的老师面前证明自己，他说：“老师，您看我打仗的本事还可以吧？”

（王耀武）

可令王耀武没有想到的是，他本以为会夸奖他的老师却当面给他泼了一盆冷水：“王耀武，我看你别太得意，照你这个样子，迟早要当俘虏！”

没想到，后来王耀武老师刘子衡的话竟然一语成谶。一系列表面上的胜利，早就让王耀武麻痹大意，失去了昔日里对部下要求的严格和对我军行动和部署的警惕：当时担任王耀武麾下警备四旅的旅长，徐振中原是山东的一方土匪恶霸，后靠投机投奔国民党，在山东与解放军作战期间，他曾多次抓壮丁、搜刮民粮来扩充军队，但昔日一向以整军严明著称的王耀武却对此毫不知情，甚至对徐振中大加褒奖，这和抗日时期对部下要求严格的他迥然不同。而自己的另一个部下，前敌总指挥李仙洲，也自持莱芜城防坚固，自己兵多将广，根本不听王耀武的命令，放弃坚固的莱芜城跑到城外来和我军作战——最终在我军的包夹之下三日之内全军覆没，四万余人被俘。王耀武气得大骂：“就是五万头猪，也三天三夜抓不完。”但此时已经无济于事。

（莱芜战役）

1947年，已经眼看形式不妙的王耀武赶紧给孩子们退了学，并且让自己的一家妻子老小搬到青岛去住——在那里，家人还可以乘坐着轮船回南方。后来也正如王耀武所料，在济南解放后，青岛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仍有国军固守，最后解放的城市。在送走了家人以后，被战争拖得精疲力尽的王耀武开始抽烟、酗酒，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了解战争形势的他也明白：蒋介石虽然让他固守济南，拖延未来的徐州会战，但他和他的部队早已成为了蒋介石的弃子。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正式打响。经过一系列的战斗，济南已经成为了一座宛如岛屿的孤城，虽然它有千古坚城之说，但等待它的也是被我军解放的命运。为此，坚守城池的王耀武做出了自己最后的安排：在开战前，王耀武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告诉她：“从青岛可以坐船，到上海。未来可以从上海到香港，但是千万不要去台湾。”王耀武和妻子郑宜兰还说，如果自己遭遇不测，被解放军俘虏，去香港离开蒋介石一家人或许还有希望，但是如果真的和蒋介石在一起，那么即便不会遭遇杀身之祸，也难免受冷淡和白眼——和蒋介石共事多年的他，太了解这位外宽内忌的“校长”了。

（王耀武和蒋介石）

在安置家人时，王耀武打了足足将近半个小时的电话。在安置完家人后，他便开始安置起济南城的士官和战俘。他违背了蒋介石的用意，将济南监狱内我党的战俘全部释放掉，并且每个人还分发了一些盘缠。而对于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则在“最后的晚餐”中直言不讳地说：“我是黄埔的人，不能投降，但你们不同。这次战斗，和抗日有别，大家不必萌发轻生的念头，还望各自珍重。”随后，他便率领一个营的士兵，计划突围，并和自己的秘书、军官们挥泪告别。

但是，王耀武最终未能摆脱自己的命运。在进行“突围”后，他将自己乔装打扮成百姓，并和两名风尘女子在同一辆车厢内，在寿光试图蒙混过关。不料在我军设置的关卡前，却被男女分开检查，最终通过王耀武额头上的一圈子“军官帽”印，辨别出了他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后经确认身份后，王耀武几经辗转便被押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监狱。

王耀武在被我军俘虏之后，便从此和他的家人们失去了联系。或许是出于对自己行为的忏悔，对国民党多年来腐败的深恶痛绝，也或许是对家人的牵挂，被我军俘虏后的王耀武积极配合我军的工作，并且在功德林监狱里积极接受着思想教育和改造，甚至一度还当起了“学习委员”。可是，王耀武却一直担心着自己能不能被释放，对此毛主席曾委托罗荣桓给他带话：“你功是功，过是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功劳，人民还是忘不了的。只要你肯接受改造，还是能回到人民身边的。”王耀武对此深受感动，最终在1959年成为了当时第一批被特赦的功德林战犯。

在从功德林里出狱后，王耀武最先想到的便是他的家人。早在被俘虏时，他就曾和我党表示“希望自己能够和家人早日团聚”，也生怕得知自己被俘的蒋介石对自己的家人进行加害。为此，我党曾多次派遣地下人士到上海等地，打探王耀武家人的消息，但最终却没有收获——原来，当时王耀武的一家人果真还是听从了王耀武的建议，到了香港。后来，经过我党和当时香港的《大公报》，王耀武才最终打听到了自己的女儿：王鲁云，就在那里。

（被特赦后工作的王耀武）

王耀武对此很是激动，于是便和女儿进行书信联系，表示希望妻子、女儿都能够回到祖国大陆一家人“重新团聚”，却不料，他等来的却是妻子郑宜兰的一纸离婚协议书，外加她“变心”和自己副官王相宾“跑路”的消息。据和王耀武一起关押在功德林监狱里的沈醉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王耀武，为之大病一场，甚至落下了半身不遂的毛病。”

或许，王耀武是怎么也想不通，和自己忠贞不渝，相敬如宾渡过那么多年的妻子，是为何突然就这样“变心”的。但是，她的女儿王鲁云却对母亲的变心予以了坚决的驳斥，称：“母亲并没有变心，之所以给王耀武发来离婚协议书，就是为了希望王耀武能够在北京，找到一个离他近、照顾他的人。”1965年，王鲁云几经周折，来到北京看望自己的生父王耀武，久别多年后的家人终于重逢，但此时的王耀武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距离他因病逝世已经不到3年。在此期间，王耀武的女儿王鲁云还买来糖果、牙膏、肥皂等当时稀缺的新鲜玩意儿，看望杜聿明、郑洞国等叔叔伯伯们，所有人都很高兴——但至于二人是否澄清关于对母亲的误会，就不得而知了。

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享年64岁——或许，他再也没有机会了解真相。而她的妻子郑宜兰，于1981年因胃溃疡去世，享年73岁。据王耀武的女儿王鲁云称，母亲后来从香港到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定居，一辈子终生未再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