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水患（元朝征服亚欧大陆）

天要让谁灭亡，必先让其疯狂。这句话用来形容蒙古军队，实在无比贴切。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一直以来饱受史学界争议，各方学者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关于那些争论点暂且不论，单从军事力量来讲，元朝是夏商至明清3982年以来，最具有战斗力的封建王朝，草原雄鹰成吉思汗带领蒙古男儿开疆拓土，横扫亚欧大陆一切政权，将华夏文明的脚印踏烙四方，东至俄罗斯库页岛，西至欧洲多瑙河，南至秦岭淮河流域，北至库页岛，疆域之大创下人类文明史的吉尼斯纪录。

元朝，即便是疆域再大，最终也难逃“胡无百年运”的历史怪圈，史学家认为，元朝的灭亡是由天灾和人祸共同左右的结果。人祸不断堆积的情况下，天灾的导火线一旦点燃，终究造成元朝顷刻覆灭。

元朝自启动四方征战模式到建国治理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摆脱游牧民族的本性，即依靠高压的武力来确保政权的稳固。

先说征战。蒙古军队的北征、西征、东征多是与国外政权进行较量，碍于史料有限，不过多阐述。仅仅与金朝、宋朝的对战中，蒙古军队依靠“屠城”将残忍嗜杀发挥到极致。

与南宋的决战中，襄阳之战应该是宋元之间互赌国运的决定性战役。双发自1267年-1273年进行长达6年的决定战，若加上此前的拉锯战共长达38年，此战的惨烈程度绝非常人可以想象，前前后后双方因此而丧生的军民有40万之多。困于缺粮，襄阳城中的百姓最终出现人食人的现象。

“襄阳饥，人相食。扬州谷价腾踊，民相食”

最后决战时，双方军事力量没有太大悬殊，宋军投入15万精兵，蒙古军投入17万骑兵，直到吕文焕孤军无援，选择开城投降，襄樊之地尽失，才落下帷幕。襄阳一战，南宋的高级将领大部分战死沙场，蒙古大汗蒙哥也因此命丧襄阳。

常州之战算是蒙古屠城的著名事件。公元1275年11月，蒙古统帅伯颜攻破常州，下达屠城令。一时之间，常州军民几乎屠戮殆尽。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俘虏后押送北上途径常州，愤然写下“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描述常州城已经成为一座“烟火一家无”的空城，可见伯颜屠戮常州的残忍行为确实有史可寻。

笔者若说，蒙古族南征时已经算是“心慈手软”，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

拿征服另一个华夏文明-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来说。公元1227年，铁木真攻打西夏，出于各种神秘的历史原因，成吉思汗的人生止步于此。为了给大汉报仇，蒙古族再次远征并灭掉西夏，都城兴庆府城中超过80万的汉族和党项族军民无一幸免，恰恰由于此战，党项民族绝迹华夏文明。

元朝在完成统一初期采取如此野蛮的行为，已经与本族以外的种族结下万丈仇恨。建国以后，没有像辽金那样走向汉化的道路。继续保持蒙古民族的旧习，纵马、放牧、狩猎的传统继续发挥到淋漓尽致。突然间，由资源贫乏的草原，入主繁华富庶的中原大地，遍地都是财宝、到处都是金银。

一时之间，拒绝汉化的元朝贵族迅速被珠光宝气的生活所腐化。皇室贵族喜好厚养庙宇，延祐四年朝廷为寺庙支出创下“面43万斤、油8万斤、蜜2.7万斤的记录。元英宗即位后，皇室贵族的贪婪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方面是皇室贵族腐化奢靡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老百姓水深火热的处境。元史记载：

文宗天历二年，“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

新仇旧恨叠加一起，使得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矛盾尖锐到极点，唯独只差一个合适的引爆点，很快元朝灭亡的导火线即将被点燃-黄河泛滥。

治黄之乱冲垮元朝腐朽的堤坝

古代社会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人们十分迷信谶纬之言。元朝末年，社会上流传一句“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果不其然，公元1344年（元朝至正四年），黄河石人的的预言一语成谶。

实际上，黄河决堤古来常有。历朝历代都曾为此头疼不已，自大禹治水开始，黄河决堤泛滥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很多朝代面对黄河决堤的事情，一般选择拨粮赈灾，等到洪水退去，再想办法安置流民。

这个办法虽然听起来有些不负责任，却是最完美的权宜之计。因为治理黄河的代价远远高于救济灾民的成本。新朝王莽、唐朝末年、北宋末年都有过决堤改道的经历，但历朝历代都没有敢“触碰”黄河。

元末黄河泛滥的情况比过去要严重得多，《元史·河渠志二》记载：

济阴县河防官本县尹郝承务言：“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黄河旧堤将决，不可修筑，以此差募民夫，创修护水月堤，东西长三百九步，下阔六步，高一丈

小小的济阴县处，洪水宽390步，浪头高达3米之高。面对黄河泛滥，元朝采取“治黄”的策略，所动用的人力物力根本不可估量。《元史·河渠志二》记载：

本省平章站马赤亲率本路及都水监官，并工修筑，于至治元年正月兴工，修堤岸四十六处，该役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九十四工，凡用夫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三人

仅开封、荥泽便动用人力近130万。一时间，整个元朝的人力物力全部投入至此。老百姓无法忍受沉重的徭役负担，治黄的导火索最终被点燃，整个华夏大地烽烟四起，各路反元势力纷纷崛起。

自1211年蒙古开始南侵战争，至1279年南宋灭亡，老百姓历经68年生灵涂炭的日子，看惯蒙古贵族的屠戮行为。元朝成功入主中原后的60多年中，百姓又受尽皇室贵族欺凌。史因素埋下的“人祸”终于因“天灾”撕开决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以朱元璋为主的抗元力量经过十余载的抗元生涯，终于将华夏文明的主导权重新夺回。

补记：元史学家萧启庆先生考证，元朝入主中原时带来本族约30万，兵败北逃时，仅仅带走约6万蒙古族民。

另外，《清太祖实录·卷七》记载，“尔夸何以四十万蒙古之众，骄吾国耶！我闻明洪武时，取尔大都，尔蒙古以四十万众败亡殆尽，逃窜得脱者仅六万人”。

读史君认为，自古没有政权亡于天灾，都是悖离“王道”而积怨已久的“人祸”所致。一个王朝取得政权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则顺取，二则逆取。两种方式根据不同的历史环境都是无可厚非，但是取得政权以后，必然要采取顺受。元朝灭亡的教训恰恰是因为“拒绝汉化，没有抵住腐化”，依然采取游牧民族以武力论胜负的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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