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像一颗炸弹(他们焦虑成疾)

绝望像一颗炸弹(他们焦虑成疾)(1)

被焦虑感折磨的日子就像“温水煮青蛙”,时刻饱受煎熬却无法逃脱,只能看着自己一点点被蒸煮炙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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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像一颗炸弹(他们焦虑成疾)(2)

▲焦虑症患者方媛所作反映其病中心境的画。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 实习生丁文婷 编辑 滑璇 校对 郭利琴

凌晨2时许,上海某高校的女生宿舍楼门禁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夏颖在各个医院的就诊卡。受访者供图

“因为明显的躯体症状,大量的焦虑障碍患者往往会徘徊在综合医院的各个科室,检查胃肠、心脏等器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王向群告诉新京报记者,“但是往往查不出什么问题,或者被误诊。”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感冒了。”24岁的方媛说。2017年,方媛通过了笔试,刚开始在某国企实习,就出了一些“状况”。她的声音嘶哑,总觉得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就去医院开了点感冒药,“可是快两个月了‘感冒’仍没好。”

她又去了医院五官科检查声带,医生开了些治慢性咽炎的药,但她的状况反而开始恶化,先是吐字不清,发音混沌。后来甚至不能开口说话。

“那时候,我连出去买个包子都成问题。”方媛说。亲戚介绍她去昆明的一家三甲医院检查,该院五官科主任又建议她转往精神科,最终,她被确诊为“社交焦虑障碍”。

26岁的陈涛吃了两年降压药,才发现自己被误诊。2014年,陈涛跳槽到上海的一家国企,开工没两天,他就有头昏脑涨、血压飙升的感觉,医生检查说是“高血压”。

陈涛不明白,自己年轻、瘦削,怎么就得了高血压?但他还是听从医生的话,服用降压药,但病情却愈发严重。时不时的“爆血管”之感,令他痛不欲生。

两年后的一天,在瑞金医院心血管科室门口排队时,“爆血管”般的濒死感再次突袭。陈涛半跪在地上,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我可能脑溢血了,你们救救我!”

一个路过的医生对他说:“你这个症状很可能是焦虑症,建议你去心理科看看。”在楼上的心理科,陈涛被诊断为焦虑症。

“现在关于焦虑障碍的科普太缺乏,不仅是普通大众对焦虑症的认识不够,就连很多医院的医生都不太清楚这个病”。王向群告诉记者。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国焦虑障碍防治指南》刊载的调查显示,在全国三甲综合医院非专科医师中,仅有11.98%的医师十分明确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7.19%的医师完全不清楚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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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靠心理治疗,不能乱停药

“我是北半球钻牛角尖第一名。”方媛笑着调侃自己。她承认喜欢用自己的道德标准衡量别人。网友谩骂、公共场合抽烟、同事刨根问底追隐私,都会让她忿忿难平。

她还会反过来诘问自己:为什么总是有人明知故犯,故意逾越道德底线?这样的诘问,总是没有答案。

实际上,焦虑症的病因很复杂,遗传因素、应激的创伤事件、抑郁症都是致病的危险因素,性格特点也是病因之一。

王向群介绍,从他接诊的案例来看,焦虑症确实与患者的性格因素密切相关。

包括“濒死感”在内,患者的种种身体不良反应,并非器官出了问题,而是植物神经紊乱。造成植物神经紊乱的原因则是,大脑中枢神经内分泌不稳定。

神经内分泌和性格密切相关。有的人遇事过于较真,“想不通”又“放不开”,思维容易陷入死胡同。还有的人性格敏感,遇到事情情绪波动比较大。长此以往,都容易产生焦虑反应。

“就像焦虑情绪人人有,但是有些人能自我调节过来,那么也就没事了。但有些人的神经内分泌调解不过来,自然就演变成病了。”王向群说。

对于焦虑症患病率升高,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解释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显著加快,公众心理压力普遍增加,导致患病风险相应增加。

而焦虑症的治疗率却持续低迷。《中国焦虑障碍防治指南》的数据显示,焦虑障碍治疗率低是全球性问题。世界平均治疗率仅为10.1%,而在中国,这个数字仅为6.1%。

王向群告诉记者,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焦虑症患者对该病的认识存在误区,做出拒绝服药等不配合治疗的行为。

绝望像一颗炸弹(他们焦虑成疾)(3)

▲焦虑症患者服用的药品。受访者供图

程明皓是幸运的,2013年,读高二的他患病几个月就被确诊,医生开了抗焦虑药物“黛力新”。但服药引起的犯困、头晕和恶心等副作用,让程明皓害怕。仅吃了一天他就自己停了药,结果“惊恐”不断发作,从几天一次发展到一天几次,最后不得不选择辍学。

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多名患者中,有人认为精神类药物会“像酒一样麻醉神经”,从而导致神经瘫痪;有人认为药物会影响女性生育,“想等结婚生了孩子再吃药”。

作为医生,王向群解释,任何药物都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不良反应,精神类药物也不例外,但只要遵照医嘱服用,便不会产生“成瘾”等依赖效果。他强调,用药时要按需服用。如果因为对精神类药品存在偏见而拒绝服用,对病情是极其不利的。

在许多焦虑障碍患者的QQ群里,抵制药物、纯粹依靠心理调节治病的宣传层出不穷。

“心理治疗和自我调节当然很重要,但是会出现病理性的症状,因为很多患者已经自我调节不了。”王向群说,“焦虑障碍的治疗应该讲究‘综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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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患者萌生过自杀的念头

在最关键的高考节点,焦虑症侵入了夏颖的身体。同学们埋头复习时,她一趟趟往医院跑。原本学习不错的她,成绩一落千丈,只考上了上海的一所普通二本院校。

上大学后,夏颖的每个周末依然在去医院的路上。上海的综合类三甲医院几乎都跑了,心电图、核磁共振等检查不知做了多少次,就是没查出什么问题。

“我的大学也被焦虑症耽误了,几乎一片空白。”她恐惧外出,尽可能回避一切的公开场合。班级合唱她请假,曾经最喜欢的辩论赛她缩在台下当观众。

有一次,夏颖好不容易慢慢踱到教室,结果上课铃突然响了,她瞬间感到脑袋一紧,双腿发软。“我撑着桌子努力让自己不倒在地上,却止不住地发抖,呼吸困难,只能回到宿舍躺床上流泪,自责为什么连课都上不了。”

大学期间,夏颖补考了三次,每次都是因为在考场上“惊恐发作”,被120送到医院。“补考的时候其实我的手也止不住颤抖,觉得自己要分裂了。我就用笔尖扎自己的手,告诉自己,这是最后的机会,强撑也要坚持考完。”

及时确诊但因为擅自停药,程明皓的焦虑症过于严重,最终在高三时就结束了学业。他还记得,自己从学校回家哭了一路,“我可能算是差生,但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读书。”

辍学后,程明皓去一家玻璃厂当保安,但工作总是出差错,老板发现他的“异常”就发了辞退令。他后来还做过电厂锅炉工、泳池救生员,也都干不到两个月就丢了饭碗。

“长期的焦虑让我变得不是那么灵活,思维上会有一些迟钝和呆滞,有的时候会反应不过来。心思也全在这个病而不在工作上。”程明皓说。

“没办法做正常人”,工作屡屡受挫,让程明皓感到抑郁而绝望,他曾不止一次地想结束生命,“那时候看到个湖,有时候就想,跳下去算了。”

夏颖形容,被焦虑感折磨的日子就像“温水煮青蛙”,时刻饱受煎熬却无法逃脱,只能看着自己一点点被蒸煮炙烤。受不了时,她好几次都想冲到马路上去,结束这种每天与“死亡”打照面的日子。

许多焦虑患者都萌生过自杀的念头。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7年4月公布的研究结果,在中国,自杀未遂者的精神障碍发生率为69.46%,其中近四成为患焦虑障碍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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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我们这种病,没有得过的人是永远不能体会的。”方媛说。她实习时,因为奇怪的吐字发音,充满恶意的揣测在办公室内流传开来。

像“怪物”一样被看待,方媛觉得难以忍受。每天下班回到家,她都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她觉得说话很累,而随着病情加重,她想跟人说话也说不了了。

绝望像一颗炸弹(他们焦虑成疾)(4)

▲方媛的画。受访者供图

同为患者,方媛“不被理解的孤独”,夏颖能理解。“病耻感和不被理解,让很多人都是独自承受着莫大的痛苦,还要用最后一丝力气维持表面的正常。”

每次在公共场合发病,夏颖的方式是尽量忍耐,以最快速度躲到没人的地方,独自等待濒死感过去。万一被人看出异常,就解释成头痛或者胃痛。

“说是焦虑症,人家也不理解,更不知道人家会怎么看待你。这样简单的借口,对我来说心里也轻松一些。”夏颖说。

相对于陌生人的异样目光,身边亲友的不理解,则像抽掉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陈涛跳槽到那家国企后,因为生病,只干了两个月就匆匆辞职。他的父亲几乎是暴跳如雷地从江西老家坐火车前来阻止。

在家人看来,陈涛就是压力太大了,而且压力都是他“自找”的,因为心理素质太差。

“我爸妈根本没听说过焦虑症,也难以置信这居然算是一种病。”陈涛放弃了向家人求助,把自己关在出租房里忍受病痛折磨。他形容自己像是在冒着气泡的海水里浮沉,随时可能溺亡,却从不奢求有人能拉一把。

夏颖的妈妈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不让她吃药,称药物副作用太大。和许多中年人一样,她批评女儿太爱熬夜,认为只要注意养生、调节就能恢复健康。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不吃药的话面临的后果是什么。”夏颖不想与妈妈争执。她开始独自去医院,每天偷偷吃药。

难以忍受时,夏颖也尝试过跟朋友诉说,“她们不会歧视你这个病,但是并不能理解你的痛苦。”

一天晚上,夏颖因肠胃炎引发了焦虑,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室友在打电话,夏颖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请她轻点声,“我室友也很生气,觉得她已经声音很小了。”

室友并不知道,每一声响动都在敲打夏颖的神经。“惊恐发作”时,哪怕是放杯子的声音,都可能让患者绷着的神经瞬间崩塌。

夏颖觉得很无力。她在日记里写道,“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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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死亡都不怕了,还怕什么苦难”

4月的陕西榆林,风吹草动,万物生长。吸取教训的程明皓,已经按时服药5个月了,“惊恐”的症状没再发作。

4月11日,在亲戚的帮助他在当地的交警队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虽然刚刚上道有些手势记不住,在药物影响下有时还会犯困,但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我是从一个特别黑暗的地方走出来的人,现在能看见阳光,实在是太辛酸也太欣慰了。”程明皓说。今年元旦,妈妈为他求了一条红绳,他一直戴在手上。“我不太相信这就能保平安,但人总是要有美好的愿景。而且我知道,一定不会更糟糕了。”

在辗转了贵州、云南的医院后,方媛来到济南的一家心理康复工作室接受“催眠治疗”。在医生的引导下,她渐渐与自己的恐惧和解。在潜意识里,她看到了一扇门,门里有山河湖泊,有亲人挚友。

经过药物和催眠治疗,方媛已经能和家人朋友交流了。现在,除了每天练瑜伽、学吉他,她还坚持每周画一幅画。

在她的画里,仿佛能看到两个世界,一个是她纯净而坚硬的坚守,一个是她对这个世界的温柔而亲密的触摸。她说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陪着她在四散的雾里,朝着天明的方向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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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媛的画。受访者供图

虽然完全康复仍需一个过程,但方媛颇有信心。在某音乐平台的2017年年度歌单里,陈奕迅的《黑择明》她播放次数最多,316次。

对这首歌,方媛的理解是,“连死亡都不怕了,还怕什么苦难。应该相信所有的黑暗都有出口,愿你我内心坚定,把困难熬过去,可以黑择明。”

经过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近一年的治疗,夏颖已经痊愈。她比生病前更加坦然洒脱,学会了放过自己。

2018年4月24日下午,在东部某985高校硕士生拟录取名单上,夏颖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再过两个月,她即将本科毕业。

夏颖准备和好友去云南毕业旅行。“十八岁那年看过香格里拉的日落。现在很想看看,太阳是怎样在‘消失的地平线’腾空而起的。”

(文中焦虑障碍患者均为化名)

值班编辑 吾彦祖 花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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