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评价与诠释（明清时期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评价与诠释）

论明清时期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评价与诠释

文/张明远

《金瓶梅》中存在着大量的赤裸裸的“性描写”，对此，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甚至是绝然相反的评价。如何看待这些描写，直接关系到对《金瓶梅》的整体评价。本文以明清两朝为例，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相关评价与诠释进行了系统整理。相关引用材料主要来自黄霖的《金瓶梅资料汇编》（1）和朱一玄的《金瓶梅资料汇编》（2），个别地方参照他书作了一定修改。

一、《金瓶梅》艳情描写存在的版本问题

对于《金瓶梅》，袁宏道曾极力称赞，言“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殇政·十之掌故》）。但是，这句话也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质疑。如王昙就曾认为，现在的《金瓶梅》只是一个“俗本”，内容与“原本”已经大相径庭。其原本“珍珠密字，楷法秀丽”，“不似流传之俗本铺张床笫等秽语”（《金瓶梅考证》）。蒋敦艮亦称游禾郡时，“见书肆架上，有抄本《金瓶梅》一书，读之与俗本迥异”（《绘图真本金瓶梅序》）。因而，他们推断其真实的情况便可能是：“《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袁照《袁石公遗事录》）

当然，有人认为王昙的考证本身就是一篇“伪作”，蒋敦艮的“真本”更是一种谎言。对此，我们暂不予讨论，但对于他们所提“原本俗本”的说法，学术界基本还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如郑振铎便认为蒋敦艮的“真本”只是“把流行本《金瓶梅》乱改删一气”（《谈<金瓶梅词话>》）而已。

在文学发展史上，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出现，往往会带来一股“跟风”现象。例如，单单从后续书的命名上来讲，“有《金瓶梅》，遂有《银瓶梅》；有《儿女英雄传》，遂有《英雄儿女》；有《三国志》，遂有《列国志》”（浴血生《小说丛话》），可见其影响的深远。《金瓶梅》更是如此。自诞生伊始，它便充满了一种神秘梦幻的色彩；书未刊刻，已经让当时的那些大文学家们寝食难安了，“遍求全本而不得”，其魅力可见一斑。然而到了清代，《金瓶梅》已同其他“淫词小说”一样成为一种禁书。公然刊刻已是不许，于是改头换面，“原本”“真本”之复出，亦是常理。自然，这种所谓“原本”的幌子，无疑给了《金瓶梅》一种很好的开脱和安慰。同时，社会环境急遽变化的清代已经和明代完全不同。在清代空前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下，清人自然难以理解大名鼎鼎的袁中郎之流，为何会不顾身份极力赞叹一部充满了“琐语淫词”的“诲淫”之作。无论是故意、善意还是无意的掩饰，这个“原本”之说可能都是子虚乌有。在没有确切证据发现之前，还是将其作为一种“假设”更为合适。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最初的词话本系统，还是后来的绣像本系统、张评本系统，都是存在大量艳情描写的，并不存在一个干干净净、没有艳情描写的所谓“原本”《金瓶梅》存在。当然，后世各种各样删减而成的“洁本”则自另当别论。

二、明清时期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评价与诠释

《金瓶梅》的诞生，几乎就是一个奇迹。从充满刀光剑影的传说，到民间的争相传阅，到朝廷的明令禁止，乃至成为“诲淫”之代表。因而，对其评价也是见仁见智。下面我们大体按照时间顺序，择其精要者，简单梳理一下明清两朝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不同评价和诠释。

（一）明代（约万历年间—1644）

按照吴晗先生的考证，《金瓶梅》的成书，“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一五八二——一六〇二）中”（《<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成书之后，最初是在文人间以抄本的方式流传，后来苏州或杭州（即所谓“吴中”等地）便有了刻本，其后才有了丁巳本的《金瓶梅词话》。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还算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时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渐趋稳定和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日益繁荣，统治阶级亦渐趋腐朽，对人民的思想控制进一步削弱。反映在文学上，便是个体个性的突出张扬与人欲的直接显露。这应该也算是元代“尚俗”风气之影响与表现。因而，明代文人政客对《金瓶梅》艳情描写之态度，也相对宽容一些。他们的评价、诠释，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是基本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其“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欣欣子以为“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但《金瓶梅》所表现的却是“阳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从而断定“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金瓶梅词话序》）。廿公亦认为《金瓶梅》“盖有所刺也”，并批评那些“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金瓶梅跋》）。谢肇淛认为《金瓶梅》里的“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以及“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等等，都是“穷极境象”，写得淋漓尽致。而且他还特别点明：“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金瓶梅跋》）《金瓶梅》和“君子无取焉”的《玉娇李》是完全不同的。

在明代，对《金瓶梅》评价最高也最特别的，当数袁宏道。在《殇政》中，他曾将《金瓶梅》和《水浒传》并举，称之为传奇“逸典”，并认为《金瓶梅》“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书》）。有些人曾对“逸典”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袁宏道当时看到的《金瓶梅》并非我们今天所见者，应该有一干净“原本”存在。这个问题上文已有阐释，此不赘述。但对于“云霞满纸”，又该如何来理解呢？徐朔方先生认为“‘云霞满纸’只是形容文章言情状物之妙”（3）。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理解是妥当的，但从整部《金瓶梅》来看，这样理解或许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从《金瓶梅》本身的特性入手，把握其“香艳唯美”的特质。因而，“云霞满纸”亦应同时蕴涵了《金瓶梅》繁复多样的艳情描写，恍恍漫漫，灿若云霞。至于下句“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则似乎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了。魏子云先生干脆认为《金瓶梅》和《七发》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从而断定袁宏道书信之伪或与我们所见版本之异。对此，袁世硕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恰恰显示了《金瓶梅》在“始邪末正”、“劝百讽一，势不自反”等写作特点上对枚生《七发》的超越（4）。这是非常正确的。显然，《金瓶梅》在艳情描写上“盖为世戒”，也具有一种“劝百讽一”的效果，而且还大大超越了枚生的《七发》，这也算是对《金瓶梅》的一种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明天启、崇祯年间，还首次出现了一本采取眉批、夹批等方式对《金瓶梅》进行专门评点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其批点者不详，但纵观全书，点评者对《金瓶梅》还是颇为欣赏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那种“令人魂消”（第二回夹批）的喜爱。对于其中的艳情描写，作者甚而尖锐地认为：“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第一百回眉批）在评点者眼里，那些“媚极”、“骚极”（第四回评语）的文字，“分明秽语，阅来但见其风骚，不见其秽，可谓化腐臭为神奇矣”（第二十八回眉批）。这触及到了艳情描写深层的一些东西，并将其归结到原书作者的手法、寄托上，还是颇有见地的。这种评点方法，也成为清代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之滥觞。

第二种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金瓶梅》是大毒草，必将流毒社会，必须尽速“铲之除之”。如董其昌虽认为《金瓶梅》“极佳”，但应“决当焚之”（转引自袁中道《游居柿录》）；李日华亦认为其“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味水轩日记》）。沈德符更是认为：“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万历野获编》）薛冈在《天爵堂笔馀》中亦大声疾呼：“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

综观此种观点，还是因为《金瓶梅》中存有大量的艳情描写，有“诲淫”之嫌，因而招致强烈反对。

第三种观点虽认为《金瓶梅》是“秽书”，对里面大量的艳情描写提出了一定批评，但同时又肯定其全书的价值。如弄珠客既称《金瓶梅》是“秽书”，又认为作者创造这部书的真正目的“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并解释“袁石公亟称之”的原因是“自寄其牢骚耳”，而不是“导淫宣欲”（《金瓶梅序》）。

持此种态度最典型的莫若袁中道，他在《游居柿录》中写道：“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认为对《金瓶梅》可以听之任之，任其自然发展即可。这种评价倒是颇有一种大家风范。

（二）清代（1644—1911）

清代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并在历史上首次把《金瓶梅》等作为禁书加以禁毁。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清代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诠释评价，主要表现为：

一是坚决反对《金瓶梅》的艳情描写，认为该书是“诲淫”之作。在清王朝将《金瓶梅》等书列入禁书之后，这一观点显然占了大多数。如徐谦《桂宫梯》卷四引《最乐编》云《金瓶梅》等书“凿淫窦，开杀机，如酿鸩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郑光祖认为“此等恶劣小说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欲，诱为不轨，所以弃礼灭义，相习成风，载胥难挽也”（《一斑录杂述》）；林昌彝更是放言：“人见此书，当即焚毁，否则昏迷失性，疾病伤生，窃玉偷香，由此而起，身心瓦裂，视禽兽又何择哉！”（《砚耒圭绪录）。他如闲斋老人云：“至《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儒林外史序》）李海观云：“若夫《金瓶梅》一书，诲淫之书也。”（《歧路灯自序》）昭梿云：“《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啸亭续录》）即便以写人写妖耿介叛逆著称的蒲松龄，也将《金瓶梅》称为“淫史”（《聊斋志异》卷八《夏雪》）。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否定者认为世传《金瓶梅》为一“俗本”，故“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袁照《袁石公遗事录》），此皆因其没有读到“原本”、“真本”的缘故。前面提到的王昙、蒋敦艮等人，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实际上是以“原本”、“真本”的存在，否定所谓“俗本”存在的大量艳情描写。

另外，有些批评者甚而不惜以“报应论”、“迷信论”等牵强附会，痛陈《金瓶梅》的淫色之毒。例如申涵光云：“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荆园小语》）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淫书版”更是记载了苏城杨氏因为刊刻售卖《金瓶梅》“而为病魔所困，日夕不离汤药。娶妻多年，尚未育子”的奇事。待得友人提醒，才明白是“天故阴祸”。劈版焚毁之后，“自此家无病累，妻即生男”，数年间便“家业骤起”；而另一扬州版书贾某不听规劝，“竟死舟次”。

二是积极、正面的评价。诠释者认为，《金瓶梅》作者写这些“艳情”是有“寄托”的，但这种写法却遭到大多数人的“误读”和“误解”。如郝培元云：“后生小子不解《金瓶》之用意，直诲淫具耳。”（《梅叟闲评》）鸳湖紫髯狂客云：“如《西门传》，而不善读之，乃误风流而为淫。”（《豆棚闲话评）爱日老人云：“不善读《金瓶梅》者，戒痴导痴，戒淫导淫。”（《续金瓶梅序》）平子云：“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小说丛话》）王钟麒云：“读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以诲淫与盗目诸书，此不善读小说之过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吴沃尧云：“《金瓶梅》、《肉蒲团》，此著名之淫书也，然其实皆惩淫之作。此非著作者之自负如此，即善读者亦能知此意，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顾世人每每指为淫书，官府且从而禁之，亦可见善读者之难其人矣。”（《说小说·杂说》）

关于小说的创作动因，诠释者认为，“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平子《小说丛话》）；而对于其中的艳情描写，“今人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从而形成了误读和误解。而实际上，“其间警戒世人处，或在反面，或在夹缝，或极快极艳，而惨伤寥落寓乎其中，世人一时不解也”（鸳湖紫髯狂客《豆棚闲话评》）。对这一点，刘廷玑的概括可谓精辟：“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5）（P84）故非善读者，不能发现其奥妙。这实际上可归于一种主旨阐释，也为《金瓶梅》艳情描写的客观存在找到了一个可让世俗接受的理由。

清代还出现了两大著名的评点本，分别是张竹坡的评点和文龙的评点。张竹坡赞同冯梦龙“四大奇书”的观点，并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为之写下了十余万字的评论。对于其中存在的大量艳情描写，他还单独写了一篇《第一奇书非淫书论》，重点驳斥了时人对《金瓶梅》的错误看法与偏见。这一观点可谓石破天惊，从根本上否定了《金瓶梅》是“淫书”的观点。他痛斥道：“《金瓶梅》写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脱，通身智慧，呕心呕血，写出异样妙文也。今止因自己目无双珠，遂悉令世间将此妙文目为淫书，置之高阁，使前人呕心呕血做这妙文……虽本自娱，实亦欲娱千百世之锦绣才子者……乃为俗人所掩，尽付流水，是谓人误《金瓶》。”（6）（P46）这一开创性观点，成为后世研究《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至于文龙对《金瓶梅》的批评，过去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待到刘辉将其辑录整理后，才慢慢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金瓶梅》艳情描写的问题，文龙的看法还是比较积极的。他认为：“是书若但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何以谓之不淫也？凡有妻妾者，家庭之间，势必现此丑态，以至家败人亡，后事直有不可问；见不贤而内省，其不善者而改之，庶几不负此书也。”（第七十五回评）在第一百回的评语中，他进一步总结道：“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此外，他还详解了其中的原因：“夫淫生于逸豫，不生于畏戒，是在读此书者之聪明与糊涂耳。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观此书者，以淫人自居乎？以不淫自命乎？”（第十三回评）这几问环环相扣，发人深省。其实淫与不淫，在文龙看来，多在于读者自己的定力如何，而不在小说本身。

三是对《金瓶梅》的艳情描写仍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这其中不乏那些持正面意见者，如上面提到的文龙，在对待《金瓶梅》艳情描写的问题上，较竹坡则更为细致和严谨。比如，虽然他认为《金瓶梅》不是淫书，但是有些细节还是应该注意的，例如“年少之人，欲火正盛”，那么就“不可令其见之”（第二十七回评）。至于有些成年人，也是要区分情况，“看亦可，不看亦可”（第二十七回评）。又如曼殊认为：“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小说丛话》）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在其他方面的价值与贡献。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也从侧面反映了清专制统治下文人那种特有的诠释心态。

三、对《金瓶梅》艳情描写之诠释的时代背景及其他

《金瓶梅》的艳情描写，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诠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文学文本的诠释，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差异化的诠释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影响诠释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环境，产生了不同的诠释。每个人都有他生活的局限，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其时代条件的限制。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诠释问题，同样如此。晚明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皇权高度集中，统治集团逐渐走向腐化与堕落。有的皇帝隐居深宫，一二十年都不见朝臣，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怪象。加之当时宦官专权，党争激烈，这种政治上的腐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使统治集团逐渐放松了对人们政治思想上的控制。而清王朝则实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这种严酷的政治统治之下，被统治者斥为“诲淫”之作的《金瓶梅》会受到何种待遇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政治环境，也不可能不对那些小心谨慎的诠释者产生影响。

其次，统治阶级不同的文化政策，产生了不同的诠释。明朝建立后，在思想文化方面，朱元璋实行特务统治，加强对左右群臣和劳动人民的控制；采取压制通俗文学的措施，并在明初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统治者个人享乐的需要，他们有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打破这种禁令。比如朱元璋本人就喜欢评话，也鼓励那些藩王子孙们寄情于歌舞享乐。上层统治者带头喜好俗文学，也就客观上破坏了当时的文化政策，为俗文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毕竟，明朝是元朝之延续，元代文学所弘扬的那种“尚俗”的主旋律，还是有深刻的大众基础和历史影响力的。到明中叶以后，统治者渐趋腐败，对社会的思想控制也就进一步削弱了。因之，当时的文人，即便谈论闺中之事，“实亦时尚”（7）（P162）。

清朝建立后，虽然在制度设置等方面依明旧制，并用汉族的儒家思想文化控制社会，但仍实行专制和高压的文化政策，独尊程朱理学，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兴文字狱，其残酷性、频繁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实行书禁政策，将大批不合封建统治者要求的书籍加以禁止焚毁，防止危及王朝统治。康熙五十三年上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尚经学，所有小说淫词，应严禁销毁。”而朝臣也拟定了具体的施行办法：“凡书坊一切小说淫词，严查禁绝，着将板片书籍，一并尽令销毁。违者治罪。”（8）（P752）这样，《金瓶梅》在清代便成了“小说淫词”，在历史上首次受到官方的严厉禁止。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是长久和深远的。

再次，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对诠释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首先要解决物质方面的需要，然后才会有精神层面的追求。文学的发展与认识也是如此。当社会发展到富庶开放的程度，社会就相对开明得多。比如明朝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也迅速繁荣起来，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也进一步扩大。这时候，一股思想解放的思潮便在社会上兴起，人们的审美趣味也日益趋向世俗化。清朝虽然实行书禁政策，并大力推行高压的文化措施，但到了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文学诠释趋向自觉。这时候，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阐释便逐渐多了起来。《金瓶梅》及其艳情描写在清末民初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与理解，也是时势使然。

第四，不同身份的诠释者有着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诠释者，不同的诠释心态，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诠释。对于《金瓶梅》，有好之者，有恶之者，有凭心而论者，有不得已而曲解者——此皆由不同的诠释者及其不同的诠释心态所致。这些诠释，有的显示了文人之真性情，虽身处高位，亦不加掩饰，如袁宏道等人，其率真直达宛若明末之小品文，随情任性，唯心所适；有的则曲意解之，牵强附会，演绎出一段段传奇恩怨来。由于受自身、受时势所限，故其诠释亦多种多样，但其中亦有一基本规律：高层禁之，民间好之；社会宽松时誉之，社会严苛时诋之。毕竟，在其位谋其政，这其中还有一个统治阶级把握和引导“时代主旋律”的问题。到了近现代，《金瓶梅》则基本上已完全脱去了“诲淫”的帽子，比如鲁迅、郑振铎等人，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

最后，社会思想状况是影响诠释的一大因素。社会思想状况是影响文学诠释的一大因素，特别是对于一些敏感题材诸如艳情等的诠释，尤其具有影响力。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活跃，王学左派兴起。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传习录》），提出“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核心思想便是“致良知”。王阳明的“心学”虽然是主观唯心的，但它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回到人的“内心”，变为人内心一种自觉的“良知”，这就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思想的解放。因而，明朝末年社会思想状态就非常活跃。清初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推行书禁，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社会则变得异常沉闷。然而到了清末，当西方思潮传入中国，社会变革风起云涌之时，社会重又变得活跃起来，对《金瓶梅》等书的评价也逐渐转向了积极、正面。

参考文献：

（1）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3）徐朔方.答台湾魏子云先生——兼评他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1）.

（4）袁世硕.袁宏道赞《金瓶梅》“胜于枚生《七发》多矣”释[J].明清小说研究，2008，（2）.

（5）刘廷玑.在园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张竹坡批评《金瓶梅》[M].王汝梅等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1.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图文来自网络，感谢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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