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四个特征(韩非子有哪些自相矛盾的主张)

法家崇尚威德,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统治者的权威,不能够拥有过多的自由。《慎子·威德》说:“贤而屈于不肖者,轻权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强调权势对于治国理政的作用。《商君书·说民》提出了:“威生德,德生于刑”的思想。《韩非子》综合前代法家的观点,提出了“刑德”二柄的主张,说“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对于那些不服从威权的人,就要消灭掉。

韩非子的四个特征(韩非子有哪些自相矛盾的主张)(1)

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

齐太公该不该诛杀隐士?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齐太公被分封到山东,东海上两有个隐士叫狂矞和华士,他们相约“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太公走马上任后,害怕他们“乱法易教”,于是命人把他们杀掉。周公于是问太公说:“狂矞,天下贤也,夫子何为诛之?”

太公回答说:“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非爵禄则刑罚也。”狂矞、华士不臣服从于他,虽然有智慧,但对国家没什么用处;虽然贤良,却也不能为国家立功。如果不把他们砍了,怎么号令齐国,治理一方?如果人人都效仿他们,国家还不完蛋吗?最后说:“今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于其轸也。”对于那些不服从威权的知识分子,即使有才能,也应当杀掉。

韩非子认为齐太公的做法符合“赏之誉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的威权原则,大为赞赏。在《智囊》里,也以太公的例子为开篇,冯梦龙评论说:“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认同太公的做法。

其实这都是似是而非的评论,因为它跟韩非子自己的赏罚原则自相矛盾了。

韩非子的四个特征(韩非子有哪些自相矛盾的主张)(2)

齐太公走马上任杀隐士

齐太公的威权理论乃是专制愚昧思想

齐太公与韩非子都认为只有为国家耕战出力的人才有价值,那些不听号令、不服从威权者就该杀掉,这不仅无理而且野蛮,会在国内形成恐怖的氛围,而孟德斯鸠说恐怖就是专制政体的原则

首先,狂矞、华士不肯出仕,隐居荒野,自给自足,这于国家是否有害呢?太公认为诛杀他们,以避免百姓都来效仿做隐士,导致国家号令不行。王充在《论衡》里就嘲笑了这种逻辑,认为它好比说尧要杀掉许由,以免百姓都学他住在树上;武王要消灭伯夷,以免百姓都学他不食周粟而死。“凡人禀性也,清浊贪廉,各有操行”,狂矞、华士洁身自好,不肯出仕,不代表所有人都愿做自甘清贫的高士,更不代表人们都愿意过这种生活。相反,热爱功名的人照样攀炎附势,贪婪好财之人照样媚富贱贫。况且清贫的生活是人情所不乐的,所以杀了他们对国家也没有什么用处,他们本身于国无害。太公杀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新官上任,向百姓耀武扬威而已;

其次,法家讲究赏罚分明,赏无功,杀不辜,是韩非子所非议的行为。狂矞、华士于国无利也无害,反而被杀,这说明太公认为不出仕就是有罪,要罚;那么出仕就是有功,该赏吗?这岂不是自乱法度?其实,不出仕未必有罪,出仕也未必有功,赏罚与是否出仕并无关系。如今太公以不出仕为由而杀害两个无辜的隐士,韩非子却赞誉这种行为,是与自己的赏罚理论自相矛盾。

最后,以是否有功于国家来定赏罚,这本身就是狭隘的。这种价值观会引导百姓都热衷于官场,所谓“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贪多利”,国家不尊重隐士,而热捧官迷,最终会导致积功越多的人对权力越贪婪。只有贪,才能立功,会造成“积功以取大赏,奢泰以贪主位”局面。功劳大的高官会觊觎最高权力,国君为了避免被篡权,就会把他们杀掉,这样又是无罪而被杀,与赏罚理论再次矛盾。如果不杀掉他们,也会导致政权被篡夺,就像田氏篡齐一样,这又跟韩非子尊崇君主、抑制强臣的初衷又相矛盾了。

杀害无辜的隐士,除了在国内制造恐怖,鼓吹威权之外,并没有什么意义。

威权思想不值得推崇

《老子》曾告诫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没有人会永久慑伏于威权,没有人愿意永远在威权的脚下颤抖。如果统治者迷信威权,不肯清净无为,行其躁欲,任其权威,就会导致物扰而民僻,最终威权也不能再制服人民。所以王弼说:“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天诛将至。”威权是靠不住的。

战国与秦朝崇尚诈力,但霸主的结局都像老子说的那样“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宋康王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威服天下,筑诸侯铜象于厕,羞辱之,国人大骇。齐国趁机伐宋,宋民皆奔散,康王走死于温;齐湣王谋不逮下,政令戾虐,百姓怨怼。又南侵楚国,西破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诸侯皆欲叛秦而朝齐,乐毅趁机游说五国,东下齐城七十二,湣王败死;秦国尚武崇诈力,虽能兼并六国,却不能得人心。陈胜一呼,六国之后又纷起,破关以灭秦。

法术之士们,自吴起、商鞅到韩非、李斯皆不得善终,崇尚威权的人,最终也会深受其害。威权的治国理念就像满弦的弓、将溢的壶、枯槁的木,不过是灭亡前的荣光而已。所以王充说:“太公之术,致劫杀之法也;韩子善之,是韩子之术亦危亡也。

韩非子的四个特征(韩非子有哪些自相矛盾的主张)(3)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儒墨对于国家有无用处?

此外,韩非子的赏罚观念也是狭隘的。韩子主张要明法尚功,以是否有利于国家来作为衡量每个人价值的标准。一个人虽然很有才干,但不为国出力,那么就不加赏;如果很不中用,只要无害于国,同样也不施罚。

孔子崇仁,墨子贵义。但在韩非子看来,儒者和墨者就是不为国出力的废物,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参与战争,不为国出力。儒者只知道专研经籍,倡礼制而说仁义;墨者只知道游侠聚义,私养剑而立节操。他们跟纵横游说之徒、逃避兵役之人、聚敛商工之士一样组成了“五蠹”,就是蛀虫一样,蚕食国家的财富,应当依据“势不足以化则除之”的原则,全部清除掉。

在韩非子眼中,耕战才是国之大用,礼义、侠义、纵横、工商都无用,这种观点本来就是片面的。别的不谈,仅论礼义。韩非子认为礼义烦劳人体,无益于人身。那么他是否能够与人会谈而不行礼节?见到熟人而不打招呼?不祭祀先祖,不根据场合来穿衣服呢?在他的时代,能够逢人不拜、见君父不谒吗?如果他做不到,那就说明他在执行自己所反对的东西,言不由衷,又怎么能说服人呢?

儒者修礼义与农夫行耕战不同,前者对于国家“有之无益,无之有损”,而后者则是断断不能少。但不能因后者而废弃前者,他们并不矛盾。礼义风俗就像防洪大堤一样,平常看似无用,可一旦撤去,就会导致人心大乱,无礼之人、无义之士像洪水一样泛滥于国家,纲常毁坏、社稷倾危,人人遭殃。所以,魏晋“越名教”而使天下乱,梁武毁纲常而国以亡。

韩非子的四个特征(韩非子有哪些自相矛盾的主张)(4)

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治国该不该因法而废德?

韩非子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里的“奉法者”是指统治者、君主。君主用功法度来绳制大臣与百姓,人为善,则据法度以赏之,为恶,则罚之。善恶的标准在于是否冒犯法度,是否于国耕战有用。韩非子并不否认德治,只是他认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只好用法度和刑罚来治国。可是在衰世、乱世就只能靠法而无德吗?

法家认为水过于柔顺,所以百姓都去亲近,多被溺死;所以法度要像火一样炙热,使人们唯恐避之而不及。使用严刑峻法来督责百姓,百姓就不敢作奸犯科。所以在法家的指导下,国家不断出台新规,法网越来越密,可结果却是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为法家的法“不专意于明法,而专心求奸”,法度的目的不是防乱,而是惩恶,以罚代管,越罚越乱。

子张曾请教孔子怎样治国理政,孔子告诫他要“ 尊五美,屏四恶”,其中有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法家热衷于出台政令,却不进行教化,不向人们普及禁令而严厉责罚无知犯法者;不先告诫而责成于人;政令才出台就叫人立即整改。

一切皆听从统治者的威权而折腾,人治通过法度而任性,真乃劫杀之法、危亡之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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