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西县卤食（迁西夜话吃派饭）

来 源：2008年迁西县委老干部局主编《金色记忆》

撰 稿：谷绍华。退休教师

编 辑：赵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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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吃派饭”，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是20世纪的事了。

所谓“吃派饭”，就是由大队干部将下乡开展工作的工作队员安排到各家各户去吃饭。那时，上级的“中心任务”多。为了完成那些“中心任务”，各机关常有派到各村的由国家干部组成的“工作队”。

而派饭不是随便派的，要派，只能派到贫下中农家，阶级成分高的户是不准派的。那时大讲“阶级斗争”，凡属地、富、反、坏、右阶层的农户，连管饭的资格也没有。原因是怕你划不清界线，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打击，腐化变质。在整风过程中，村干部家也不许派，界线非常清，要求非常严。

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任东寨中心小学负责人。一次，公社“革命”组织派我与新店小学郭老师，去青龙县小马坪公社青山沟村搞“外调”。我二人骑着自行车，一路翻山越岭，走了五个多小时，夕阳西下时才到了这个村的大队部。当晚，大队派了饭，安排了住处。提起这顿饭，至今还记忆犹新。骑车五个多小时，那个累呀就不用提了，肚子还饿得难受，急等“吃派饭”，可一直等到天黑看不着道儿了才有人来叫。到了这家，一进屋就看见桌上放着一盆小米稀粥，一碟咸菜。饿了这么久，终于闻到了米粥香，那时的感觉就可想而知了。我俩坐到桌旁，主人用葫芦瓢子一人为我们舀了一碗。那粥，可真叫是稀呀！岂止是照月亮，那米就像断了线儿的珍珠，一颗跟着一颗跑。后来，我们常把它作笑话说：你姓啥--我姓“小米稀”。意思是说，我姓粥（周），可就是不说那个“粥（周）”字，因为人们不常说“小米稀粥”嘛！但那时谁还顾得了稀不稀呀，饿呀，所以只管喝。喝粥时，他家人又给我们讲了很多当地夜里出的怪事，什么“大肚皮”呀，“大花脸”呀之类，弄得我们回去后一夜都没睡好。

20世纪七十年代，我入了党，转了公，成为国家干部。那是1973年10月，县革委会组建“斗批改”工作队，组织上调我参加了。经过三屯营“干校”培训，我同民政、商业系统上的三名同志分配到太平寨公社擦崖子大队，我任工作组副组长。在“斗批改”工作队工作半年，由于工作积极，成绩突出，被评为县劳模。回想起那半年吃派饭，几乎吃遍了擦崖子二百来户人家。这个村前两年闹灾荒，好多人穷得逃荒讨饭。为了吃饭，百分之六七十的户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如箱子、柜、门板等全卖光了，进哪家哪家都是空荡荡的。1973年我们入村时虽略有好转，但吃派饭仍然很困难。

那几年，因为吃派饭出了好多故事。听说有这么一个工作组，也是四个人，其中还有一名女同志。一日早饭到农户家，进了院，刚刚迈进正房门，这家主妇敞胸露怀地就迎出来了，说：“同志，同志，等等，等等……”可刚一进屋，她又转身出来了，笑呵呵地说：“好了，进来吧！”四人进了屋，左顾右盼。其中一人看见炕上的饭桌下有一个小瓢儿，扣着，无意间随手往外一拉：“啊，坏了！”大家同时一看，里面扣的竟是小孩儿刚拉的一抔屎。随后，主妇进来了，手里端着一碗粘饽饽，指间淌着黑汤儿，往桌上一放，说：“哦，饿了吧，快吃吧！”这饭可怎么吃啊！四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说话，最后灰溜溜地下了炕，把钱和粮票往那儿一搁就走了。这个笑话不必宣讲，这样的事并不罕见。那时普遍地穷啊，讲究不起呀！如果轮到现在，谁家不是光腾腾、亮堂堂的？时代变了，人也在变，我们不能总是从表面看问题。

当时，我们四个人，开始住在北城门里，就由最北的一户开始派，一家一家往南排。起初是大队干部安排，后来熟了，我们就自己吃了这家通知下一家。当时吃派饭，一日交一斤粮票四角钱（到20世纪八十年代交1元）。半年内，吃派饭最难忘的有两家。北庄一家，特别穷，可人家很尊重工作组，为我们一日三餐费尽心思，中午吃的是“懒豆腐”，就是把黄豆用石磨磨了，不出渣子，烧开后加入切好的酸菜，熬成粥样。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南庄一家，也是中午饭，这家人从外村亲戚家借来二斤面，用“干菜”（就是上年青菜煮熟晒干）作馅捏的饺子，使我们很受感动。在工作组期间，有一次回家吃了一顿高粱米粥，觉得很香。

想起在外吃派饭，在那个年代里，老百姓的生活与旧社会糠菜半年粮没啥两样。于是，一时兴起，胡编了两句：“红梁熬赤豆，薯为主食粥。白水煮瓜菜，吾悦吃不够。”

20世纪八十年代，我曾任二拨子乡、太平寨乡、南刘古庄乡的总校长。这一时期，由于工作关系，下乡吃派饭是常事。改革开放了，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得很快，吃派饭的标准提得也很快。在太平寨时，一次乡领导安排到农家吃饭，等到中午那家人叫我们去时，就看见主人家手里拎着几种熟食，其中有下酒的小菜，还有包子、馒头之类。到家没几分钟，就放桌子吃饭了。当然不忘组织纪律，不随便喝酒，忘不了给粮票和钱。这时期，吃派饭的限制不那么多了，也不那么严肃了。

20世纪九十年代初，下乡的人也还吃派饭，但派在普通农家的少了，多是派在条件好的农户或村干部家。有的村还立了小食堂。

进入21世纪，国家为推动“三农”工作，也派包村工作组，但不吃派饭，而是由本单位负责立了小伙房。

实行下乡“吃派饭”，严格地算起来，其大致时间前后不过二十年左右。回忆这前前后后，也反映了社会在变化、在前进。如今，农民不光不缴各项税钱，国家还以工业反哺农业。农民富了，国家强盛了，人民过上了和谐美满的好日子，“吃派饭”也被作为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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