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扩张主义（人们以适应性的名义）

天堂不打烊 2022-12-28 22: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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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按：风靡世界的英国作家毛姆，晚年自嘲“二流作家中的最前列”，这如果让同胞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听到，也要哈哈大笑。1946年12月，《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柏林故事集》的书评，撰文者阿尔弗雷德·凯辛（当时美国文化界重量级评论者）说作者伊舍伍德是“真正的二流小说家。”

这番“重击”其实并无挖苦成分，英裔美籍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虽然一辈子都在写作，可他的志向也许并不在此——“成为一部快门常开的相机”是他的名言。这样的相机特点是，镜头里出现的都是原样的现实。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中国读者对伊舍伍德的认识，可能停留在由汤姆·福特执导的电影《单身男子》里。电影根据伊舍伍德1964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主人公乔治的眼睛就是伊舍伍德的照相机镜头，被动记录下众生世相，不做道德判断，只是“不假思索地消极地拍摄着”，而伊舍伍德的魅力，就在于此。

1904年，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出生在英国柴郡，上过剑桥大学但没毕业。

1929年前往柏林，在德国生活期间亲历纳粹党的兴起。

1939年他随作家W.H.奥登去美国，直至1986年去世。与毛姆经历相似，他是一个多产的小说家、传记作家、记者和剧作家，一生出版了33本书和多部剧本。在那个保守的年代，他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一个多元文化的倡导者，不避讳自己沉迷灯红酒绿，也无意在文学史上留下赞誉。他只关心“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这个名字，这是他为非虚构小说创建的另一个自我。

热爱奥登的读者也许对伊舍伍德有更多认识，上世纪3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伊舍伍德和奥登来中国做了5个月的战地旅行，合作写下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战地行纪》。而他也应奥登的邀请，才在1929年到1933年在德国柏林生活了四年。

那时的柏林犹如乱世之城，希特勒纳粹兴起，反犹思潮愈加猖獗。希特勒从公开烧书到用焚化炉大规模焚烧犹太人，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动荡、衰败的柏林社会，人们生活得贫困而病态，伊舍伍德深陷末日狂欢的柏林夜生活，并以此为素材完成了代表作、被合称为《柏林故事集》的《诺里斯先生换火车》（1935）和《别了，柏林》（1939），没有虚构和渲染，像胶卷一样呈现1930年至1933年柏林的社会生活。

他用时而纪实时而虚构的一支笔，精确描绘了不同党派、国籍、阶层的人物命运，成为“正在迈向沉沦的社会”的最忠实记录者（乔治·奥威尔语）。

《柏林故事集》奠定了伊舍伍德作为英国重要小说家的地位，被美国国家图书馆与《时代》杂志列为“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如今，这部小说合集经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中国登陆，透过伊舍伍德这台“人形相机”，我们看见那在纳粹阴影下被黑暗与灭亡一步步吞噬的形象写照。伊舍伍德的才华融进了柏林人脱轨的私密生活，以及如血色横幅般展开的政治世界。这些场景不但定义了他在柏林的岁月流转，也加速了他离开欧洲大陆的决定，承载着纳粹旗帜的褐色衬衣，为这一切画上了句号。

在这幅视角独特的柏林历史画卷中，不能忘记那些镜头：大罢工，砸电车，街头骚乱，开枪，抓人……大萧条时期的德国社会挣扎着蜕变，眼看着独裁者登上历史舞台，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可怕的是，伊舍伍德“拍摄”到了更悲哀的东西：人们很快适应了独裁政权。他们“不过在按自然规律适应新变化而已”，无论什么新政权出现，他们都会继续适应。人们以适应性的名义，对暴力和极权熟视无睹。

他对这个城市最终感到彻骨的寒冷，就像他写于1932年冬至1933年的《柏林日记》中的那样，“今晚你却感到原野已爬到了你的附近……像是荒凉的大海，茫茫无际，无情无义……柏林是一副骷髅架，在严寒里冻得生疼。”（文/柏琳）

威权扩张主义（人们以适应性的名义）(1)

威权扩张主义（人们以适应性的名义）(2)

《柏林故事集》包括

《别了，柏林》《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两本

作者：（美）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译者：孙法理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4月

撰文 | 林晓萍

火车上的邂逅

一台记录困惑的消极照相机

《柏林故事集》分为《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和《别了，柏林》两本，奠定了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作为英国重要小说家的地位。两本小说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相同——都是1930年到希特勒上台时期的柏林。其中贯穿《诺里斯先生换火车》的人物威廉·布雷德肖可以算作是《别了，柏林》的男主角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化名。毕竟，小说作者全名便是克里斯托弗·威廉·布雷德肖·伊舍伍德。

况且这两本书中带着点调侃和幽默趣味的“我”都是一位年轻的英国作家，来到德国，以英语家教谋生，都曾是施罗德小姐的房客。

这两处的“我”虽然是和作者本尊重名，但是绝不可将其简单看作是作者本人的自传。正如伊舍伍德在《别了，柏林》的前言中写道：“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知识腹语者’为方便而设置的傀儡，不是别的。”此伊舍伍德绝非彼伊舍伍德。这两本小说绝不是一个已经经历一切的上帝视角的产物，而是一个参与其中、困惑、思考、最终恍然大悟的人物心路。

就好比在《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中，小说就是借由威廉·布雷德肖的旁观者和参与者的角度，来解构小说男主角亚瑟·诺里斯先生的身份问题——借由威廉与诺里斯的一点一滴的接触，为读者抽丝剥茧，最后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就正好与照相机的功能相映衬：这个不假思索消极拍摄的相机，记录下来的不仅是事实，还有相同的困惑。

小说开始时，威廉和诺里斯相识于火车之上。这个拥有一双异常淡蓝的茫然空洞的眼睛的绅士，带着礼貌的、疏离的优雅的姿态，在瞬间就获得了威廉的好感。两人在火车上深入交谈之后，威廉简直为诺里斯的见识渊博折服：他走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能够对他们侃侃而谈，品头论足。他以雅典为灵魂家园。他甚至在忒修斯神庙后的老街上闲逛，并且对古典文献里面找不到关于吕卡维多斯山的记载而感到遗憾。不俗的谈吐瞬间就将威廉吸引，进而决定到达柏林之后保持联系，登门拜访。此时威廉对诺里斯先生身份的猜测从一个胆小懦弱的温和的共产国际变成了富有的有文化的绅士。

登门拜访之后，诺里斯家中处处透着高雅与昂贵，但是却缺少个性的家具以及他那昂贵的假发都让威廉对诺里斯的印象大打折扣。再经过继续深入了解之后发现，诺里斯高超的调情技巧很容易就能吸引房东施罗德小姐的芳心，但是却无法在记者海伦·普拉特那里获得好感。海伦·普拉特甚至还直接警告过威廉：“那个家伙你一点也不能信。”而且威廉在他的朋友弗里茨·温德尔那里得知诺里斯其实是坐过牢的。但是诺里斯能够给威廉相应的解释：这是场误会。而威廉则是选择立刻相信他，并且表示十分赞同诺里斯关于“财富较少却天赋较次的社会成员应该做出贡献，支持像我（诺里斯）这样的人”的理论。这个不可信的坐过牢的人，却在柏林私宅的门牌上挂着“进出口贸易”的牌子。

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共产国际？走私者？

乱世里的”变色龙”

一心只想赚钱

诺里斯也会提及他的身世以及过往。母亲去世后，他很快就花光了所得到的一笔小遗产，但是却第一次体会到“奢侈”一词的含义。随后又向叔父求助，但是却被要求要静下心来读书，做律师。“我的事业就是那时候开始的”。

事业，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这个在威廉·布雷德肖的朋友中除了一位女士的芳心其他都没有得到的不可信的男人如何维持奢侈呢？这些不仅是威廉·布雷德肖的困惑，同样也是读者的困惑。因为威廉没有那么冷静和自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诺里斯。他极易受到第一印象的影响，固执己见。他的这些弱点限制着他对诺里斯和这个城市的观察，但是也将读者置身其中。此时发出问题和提出困惑的不仅是威廉·布雷德肖，而且是读者。

小说的前半部分在讲述威廉对于诺里斯先生的印象，提出自己的困惑。后半部分则是一个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尽管威廉的许多朋友都在警告他不要相信诺里斯，但是威廉还是与此人保持着朋友关系——一起过节、一起聚会、一起讨论政治。

对于诺里斯先生的认知在不断接触中增加。这个为一个只有七人到场的宴会打算花掉两百马克的纨绔子弟——亚瑟·诺里斯居然可以在柏林共产党的会议上就英国在远东地区的罪行发表演说，为世界革命干杯。不久之后，诺里斯秘密离开柏林，但是一转身威廉就发现这位先生开始了又一次奢侈的生活：他重新理了头发，剪了指甲，换了更加奢侈的假发和配饰。紧接着诺里斯使冯·普雷尼茨男爵和情报贩子范·霍恩搭上线，借此来赚得情报费。虽然这次情报交易最终事败，男爵先生最后自杀，但是这次活动对于诺里斯先生来说，只是平常的一次划算买卖。

小说到最后，诺里斯先生出卖情报的事情败露之后，威廉才作为一个朋友知道这个纨绔子弟的钱财到底来自何处——靠着出卖别人的情报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但是这一切在诺里斯先生眼里不过是很普通的，“这么多钱放在这里等着人去捡，这可是很奇怪的事情。”

诺里斯先生开始这种捡钱的事业是在他23岁放弃学业开始。现在这个人50多岁。这三十年正好是一战开始到希特勒上台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这个没有政治信仰，一心只想赚钱的人，无所不用其极，浑水摸鱼，大发横财。甚至他手握大笔钱财的时候依然非常委屈——“我究竟是干了什么，竟该遭受这样的折磨？”

威权扩张主义（人们以适应性的名义）(3)

二战时柏林街上的坦克与行人

末日景象

或寻欢作乐，或浑水摸鱼

最初，借由威廉的眼光看到的诺里斯，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好人或是有坚定政治信仰的人，但是这样有着优雅的仪态和渊博的知识的人怎么也不会是一个投机分子吧。但是这种美化也是伴随着困惑。随着困惑一层层被解开，随之而来便是愤怒：这个威廉当做朋友的人，怎么能够为了自己过上奢侈的生活而出卖别人呢？而且因为男爵先生的自杀和身败名裂，这些情报换来的钱其实也沾上了鲜血。但是愤怒过后尤其是在读完诺里斯断断续续寄过来的信件之后又会感到可笑：这样的一个人根本不会觉得出卖情报浑水摸鱼有什么不好，这仅仅是赚钱的手段而已。

威廉这个人物裹挟读者一起参与着小说的情节。没有威廉，读者绝无法产生同感共鸣——这正是作者伊舍伍德的意图：读者和威廉到最后都会不自觉地问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在当时的柏林风生水起？

一战战败后的德国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德国人对此的抵触情绪相当大。数额较大的赔款让德国人觉得无法生存，被逼无奈之下，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纳粹以推翻《凡尔赛条约》为旗号，逐渐兴起并且发展迅速。小说主要发生在1930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段时间。这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已经十分严重，通货膨胀无法得到解决。所谓资本主义并不能取得胜利：海因里希·布吕宁也好，弗朗茨·冯·巴本和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也罢，都无法挽救德国的经济颓势。这时的德共也在尽力挽救危局。但是1933年的国会纵火案却被纳粹党扣在了德共的头上。德国进入紧急状态，希特勒借此当选帝国总理，纳粹党由此上台，并且开始专政，清洗国内政敌。

换言之，这是一个乱世。没有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柏林街头的内乱，遍地的刀子、鲜血和尸体，满报纸的案件，到处随时都有人在死亡。

人们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逃避，去寻欢作乐，沉迷于酒会和性爱，做一场末世的狂欢，要么就带着小情人离开是非之地；或者简单地参与到这场动乱之中，去像诺里斯一样趟一趟浑水，借着混乱发财，像拜尔一样，为自由而奋斗（虽然他最后死于残忍的清洗）。

很多人则是像书中威廉见到的一样，希特勒上台了，天气也跟着暖和了。哪管外面翻天覆地，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小日子。他们其实挺能适应各种各样的政权，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纳粹极权。这种可笑的滑稽的众生相只有借助威廉这位局内人的角度才能跃然纸上。

威权扩张主义（人们以适应性的名义）(4)

如今的柏林

人间万花筒

窥视希特勒上台时的绝望场景

同样的内置镜头也是《别了，柏林》的主要手法。这本书主要由《柏林日记》（1930年秋）、《萨莉·鲍尔斯》、《吕根岛上》（1931年夏）、《诺瓦克一家》、《兰道尔一家》、《柏林日记》（1932年冬——1933年）各自独立的小说构成。

这六篇小说在轻描淡写中轻易就勾勒出柏林在1930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的人间万花筒：这里面有贯穿六篇小说的“我”——伊舍伍德，或者因为读音有误经常被人称为伊赛伍先生。这位客居异乡来自英国的年轻先生以家教为生，试图创作小说。这里面有之前过着小康生活，有保姆，有夏日海滨假期的女房东施罗德小姐，而现在只能自己打扫房间卫生，靠出租房子讨生活。这里面有从英国来到柏林的天真烂漫但是同时也自甘堕落的歌舞剧演员莎莉·鲍尔斯。这个到处炫耀自己新交的情人的女人最后还是被一个冒充好莱坞电影人的小混混骗走了钱财。这里面还有出身工人阶层的诺瓦克一家。这一家五口挤在一处小套房里面，但是还是要挤出一张床来出租，补贴家用。女主人操持家务，心力交瘁，积劳成疾。这里面还有成功的犹太商人兰道尔一家。男主人伯恩哈德睿智友善，但还是在最后莫名其妙因为心力衰竭过世，公司财产也被没收。这其中，有病态、有暴力、有绝望、有愤怒。这就是柏林。但是问题在于，这六个故事仅仅是简单地并列吗？仅仅是时间线上的先后而已吗？

很显然，伊舍伍德绝不愿意简单局限于一个故事合集的形式。这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伊赛伍在英国家境殷实，在刚到柏林的时候单纯得就像是一张白纸。而小说的六个小故事则像是柏林这个欧洲大陆的另类大都市的一种别样极端体验写入的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我”——伊赛伍——可以算作是魏玛共和国后期乱世初现之时的偷窥者，像记日记一样写下自己的体验、把见到的人和听到的谈话记录下来，没有加工润色和剪裁滤镜。这些观感则成为了将来小说的原材料——不管怎样，这个“我”还是成长中的作家呢。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最初的故事情节是发生在施罗德小姐的出租公寓。这座位于诺兰多夫大街的公寓声名显赫，极富传奇色彩。虽然单个的出租公寓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场地过于狭小，但是好在伊赛伍先生经常会往返于柏林和北海海岸城市。这就使得故事情节之间的场景转换有了可能，例如伊赛伍在吕根岛的假期以及后来租住在诺瓦克家中，都为小说的空间转换提供可能。正是这种转换使得读者的视线跟随着伊赛伍的目光，不仅仅是局限于一方斗室，而是将柏林的乱象架构在整个德国的背景之下，更具层次性，而不是仅仅就事论事。

威权扩张主义（人们以适应性的名义）(5)

“太阳照耀着，希特勒成了城市的主人；太阳照耀着，可我的几十位朋友，我在工人学校的那个学生，我在国际工人救援会遇见的男男女女都进了监狱，而且可能已经死去。”

——《别了，柏林》

不祥之兆

灿烂阳光下，城市里彻骨的寒冷

这种转换只是看起来比较随意，实则不然。不同的空间环境在文中互相补充，最后构成逐渐增强的回声效果。起先，那些伊赛伍眼中的不祥之兆仅仅是随口一提：比如，在吕根岛的度假沙滩上低矮的沙墙上内嵌的文字：“瓦尔德斯鲁家，瓦尔特家，钢盔，希特勒万岁”；比如不经意间碰见的一个扛着万字旗，唱着“德意志至高无上”的小男孩。纳粹的标记仅仅是随处一瞥就能看见。而在银行关门的那一天，在等待中逐渐绝望的人群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到了一个正在表演的男孩儿身上。此时，群体的暴力已经不言而喻了。在小说结尾处，伊赛伍的内置镜头又拍摄了一张相当荒诞的场景——这就像是肺结核疗养院里面濒死的病人才会有的一种冰冷到令人颤抖的观察体验——在灿烂的阳光中，魔鬼——希特勒终于来到人间；在温暖的阳光下，依旧会继续有人欢笑，继续有人享受；在温暖的阳光下，伊赛伍的朋友和学生进了监狱，面临死亡。

这其中最令人无法接受的，便是在灿烂无比的阳光中感受到这个城市彻骨的寒冷，以及在别人以生命为代价为自由奋斗的时候，已经适应极权的大众已经淡忘了死亡和恐惧，开始了新一段人生和享受。之前，伊赛伍在和犹太人兰道尔一家打交道时，曾在伯恩哈德的一处乡间别墅参加过犹太人的一次夏季晚宴。

宴会中觥筹交错，可惜大多数人的心思却在当时布吕宁政府的公民投票选举上面。当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所有人都松了口气——资本主义得救了。可是事实证明，这种幻想很快破灭。

希特勒很快上台，伯恩哈德是一位成功的犹太商人，在最后莫名死于心力衰竭，而公司财产被纳粹没收。这就像他生前的感慨：“我们那公司，那座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塞满了我们积累的财富的庞大建筑，除了在我的想象里，还有没有真实的存在？”这种虚无之感其实可以算作是伯恩哈德对自己未来的预感。这个位于纳粹统治阴影的城市已经散发出恐惧、压抑、疯狂和暴力嗜血。

麻木的城市

极权来了，人们却适应得很好

伊赛伍在小说的开始可以说是一张空白胶卷，读者也一样。他在观察柏林的过程中，是在阅读柏林这个城市。随着观察和经历的深入，他会反思：为什么来柏林呢？和伊赛伍一样，读者也在不断思考。伊赛伍的答案从很直率地觉得“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很有意思”，换成已经有些作假的“主要是来学德语”，再换成觉得柏林已经厌倦了他。这是一个参与者的眼光，读者将自己藏在镜头后面，和伊赛伍一样去思考。

小说最后的伊赛伍已经不再是一个一心想要在柏林生活下去的英国绅士，而是一个已经对柏林的死亡和暴力产生恐惧的年轻人。他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对于死亡的无动于衷。就像是在《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中的描述一样，威廉在最后看见的也是这种“哪管这世界天翻地覆，有钱人还是马照跑，舞照跳；穷人还是有穷人的活法儿”。

在《别了，柏林》中的伊赛伍看见，不管之前如何拼死反对，等到极权真的来了，大家依旧能够适应得很好。这种被动地适应，就像是动物到了季节就会脱毛一样。动物性的悲哀，透过一部照相机的镜头更显残忍。更加残忍的还是这种被动的拍摄——电影中的乔治，故事中的威廉·布雷德肖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都没有选择余地。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个人喜好而选择去记录美好。他们无能为力，毫无办法。不管乔治如何伤心痛苦，周围人的生活依旧；不管纳粹如何镇压，社会如何动荡，像诺里斯先生那样的人依旧可以投机摸鱼，像拜尔那样的共产主义民主斗士却被残忍地杀害。

有人为了自由和民主失去生命，但依旧有人漠不关心。就好像是命运在裹挟着人们往前走，而前方真的有路吗？“十年以后我自己又会到哪里去了呢，我自己？肯定不会在这儿了。要到达那遥远的日子我还得渡过多少海？走过多少国境线？”……这是一个孤独人的乱世寂寞之旅。

威权扩张主义（人们以适应性的名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