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尊孔复古主义的批判 李大钊对尊孔复古主义的批判

李大钊对尊孔复古主义的批判

——为纪念李大钊英勇就义90周年而作

李大钊是中国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李大钊生活在民族危亡、社会剧变、新旧思想激战的革命时代。他短暂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多方面的宝贵精神财富。批判尊孔复古主义，冲决历史桎梏，涤荡历史积秽，解放思想，阐扬创新精神，为中华民族再造复兴呐喊，无疑是他留下的重要精神遗产之一。他与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中坚，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流的思想家”。

今天，在纪念他英勇就义90年之际，重温李大钊批判尊孔复古主义的犀利、深刻、矫激的文字，学习和弘扬他的批判精神，这对我们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毫无裨益的。

一、批判尊孔复辟逆流，宣传民主主义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有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幼稚和软弱，政权便很快地落到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封建军阀的代表袁世凱手中，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人民在共和政体之下，备受专制之苦。不仅如此，袁世凱妄图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思想准备不充分，忽视了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忽视了对广大的群众作思想启蒙，人民不觉悟，以至赶跑了一个皇帝，又来一个皇帝。

曾是资产阶级改革派首领的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堕落为一个狂热的尊孔复辟派。1912年夏，他的弟子陈焕章成立孔教会，出版《孔教会》杂志。他在为《孔教会》杂志写的序中说：“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义纲纪，云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1]733“无论何人，孔子之道不可须臾离也。”[1]732他又说：“夫中国数千年之经义、典章、法度，乃积中国数千年无量数之圣哲为之，皆行之久远，宜民宜人者也，国之所以立者在此。”他认为，辛亥革命后“天坛不祀，孔庙停祭”，学校“圣经不读，中国数千年之教化扫地”，“行共和，言自由平等”，“破纪纲，坏伦纪”，结果“上无道揆，下无守法”，“中国四万万人丧失其身形魂神”。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废除辛亥革命以来的新法令，恢复尊孔读经，还中国之魂[2]。1913年11月，他连连致电袁世凯，要求袁“尊圣卫道”“亲拜文庙”“令学校读经”。袁世凱为了复辟称帝，也正需要孔子作为叩响故宫大门的敲门砖。袁政府在《祭孔告令》中公然宣称：“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唯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同年袁政府教育部正式下令学校恢复读经、祭孔。针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补辛亥革命缺思想启蒙之课，以促进中国人民伦理的觉悟、思想的解放，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

李大钊痛陈迷信古人、崇拜孔子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障碍。他依据中外历史指出：“远稽列国，近证宗邦，知民彝之絯蔽，自由之屈束，每于历史传说、往哲前贤、积久累厚之群为尤甚焉。”[3]273历史愈久，圣哲前贤愈多，传统愈厚，“其政治趋腐败也弥深”。他认为，释迦生于印度，既是印度之幸，亦是印度之不幸，释迦生而印度亡；耶稣生于犹太，既是犹太之幸，亦是犹太之不幸，耶稣生而犹太灭；孔子生于吾华，既是吾华之幸，亦是吾华之不幸，孔子生而吾华衰。为什么？在他看来，孔子、释迦、耶稣确实是古代各自民族的伟人圣哲，对各自民族的发展有伟大贡献，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但他们在身后逐渐被神化了，成为盲目崇拜的对象、统治者的工具。结果，“民之具秀逸之才、操魁奇之资者，日维鞠躬尽礼、局促趋承于败宇荒墟、残骸枯骨之前，而黯然无复生气。膜拜释、耶、孔子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使命也；风经诂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膜拜古代圣贤，风经诂典，必然导致社会趋于停滞衰败。针对康有为们“无孔子，无中国”的谬论，李大钊则提出，崇拜孔子的结果，国民只知有孔子而不知有自我，“人人尽丧其为我，而甘为圣哲之虛声刼夺以去，长此不返……若吾华者，亦终底于亡耳”[3]274。把吾华兴衰简单归之于孔子，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但李大钊对迷信古人、崇拜圣人危害的分析是深刻的。确实，人类历史表明，无论是崇拜古代圣人，还是迷信现代伟人，都将导致失却自我，使个人和社会丧其创新力和新鲜活泼的生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政治趋于专制腐败，社会趋于停滞衰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是值得引以为自豪的。和当时的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李大钊在肯定中国历史悠久有其光荣的一面的同时，反复说明旧的思想、旧的传统、旧的习惯势力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作用，一再发出冲击历史网罗的呐喊。他指出：吾民族思想之固执，终以沿承因袭，踏古习常，不知不识，安之若命。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义必取于《诗》《礼》《春秋》，历史之尘积，为势绝重，为力綦宏，而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则“绳之以往圣前贤之经训，迟之以宗国先君之制度。锢蔽其聪明，夭阏其思想，销沉其志气，桎梏其灵能，示以株守之途，绝其迈进之路，而吾之群遂以陵替”[3]275。窃国大盗袁世凯则“饰迹于祭天尊孔之典、匿身于微言大义之辞，以图压服人心，钳制人口”。而耳食者流，起思古之幽情，掀复古之潮流，遂为黠狯奸雄所利用[3]276。面对历史传统的积尘重压和层层网罗的束缚桎梏，李大钊号召青年们，“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他又指出：孔子为圣人之权威于中国最大者，孔子也是思想解放的最大障碍。“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而在欧洲，自我之解放，乃在脱耶教之桎梏；其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5]404李大钊这些话表明，新文化运动批判尊孔复古，其本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犹如西方发生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这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中国人民就不能从孔子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就没有尔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尊孔复古思潮并没有停息。1916年9月，康有为屡屡致电当时的总统、总理，继续鼓噪只有孔子能救中国，“半部《论语》治天下”，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拜跪明令”[6]957。他甚至胡言：“若弃孔教，则荡佚为禽兽，国将灭亡。”“国民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6]958 1916年9月公布的《天坛宪法草案》中竟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对于这种尊孔之举，李大钊与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一起从诸多方面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抨击。

李大钊从民主主义出发，阐明“尊孔，专制复活之先声”。他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将为束制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也；将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非为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之宪法也。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7]他进一步分析说：“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之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 “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8]429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尊孔与复辟、尊孔与专制的内在联系和新文化运动批孔的真实社会意义。

李大钊指出，将“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列入宪法，以孔子偶像“锢禁青年之神智，阏国民之思潮”[5]403，削弱了国民自我之权威和活泼之思想力，其结果“率至为世界进化之潮流所遗弃，归于自然之淘汰而已”[5]403。针对康有为们讲“天赋我此膝，不拜跪何用”的胡言，他痛切地指出，这等于说“天赋我以思维，不崇信孔子何用？”这是国家将亡发出的奇音怪响，“若社会而犹附和其说，则莽莽神州无复人生之足与语者矣，不其痛欤！”[5]404

李大钊批孔并不否认孔子在历史上是伟人，有其历史价值，而旨在说明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他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时代之道德。”然而，社会发展了，时代变迁了，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迟早要淘汰，归于消灭。但李大钊并不是坐等其自然淘汰的宿命论者。他说：“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企于自然进化之程，少加以人为之力，冀其迅速蜕演，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8]429这一誓言，充分反映了李大钊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批判孔子之道的决心。

李大钊还从认识论上批判对孔子的神圣化、绝对化。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真理是对宇宙本相的认识。因此，他称真理为“自然之真理”。他认为，宇宙万象森列，一个人只能认识其一部分、一方面，世上无智察一切的圣人。他相信科学，相信真理，反对迷信圣人，迷信宗教。“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不如信真理。”[9] 他认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真理是从世运而变迁的，世上没有一成不变、天经地义的真理。为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断头流血，在所不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宣传民主主义新思想，打破对孔子的迷信，摧毁旧思想、旧传统的束缚，解放人的思想。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子，虽然在突出文化的时代性、变革性时，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继承性的一面，有过激、过火的缺点，但它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和传统文化。李大钊在批尊孔复古主义时不仅充分肯定孔子的历史地位，而且注意儒家的创新精神。他指出：儒家的“日新”思想，“宜悟儒家日新之旨”[3]287。他的民彝政治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融合的产物。他将西方的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变易”“日新”思想融合成青春哲学，以激励青年创造青春之中华、青春之人类。他指出，现在许多人尊孔，并不是真正忠于孔子，发扬孔子精神。他认为孔孟并不否认自我。孔子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均“示人以有我”。他说：“真能学孔孟者，真能遵孔孟之言者，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以行己立身、问学从政而已足。” [3]274他又说：“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 [8]429他反复申说，崇仰古人，学习古人，就是学习古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秘契先民创造之灵，而以创造新国民之新历史，庶以无愧于先民”[3]277。李大钊的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孔子、学习先人不无启迪。

在对旧思想的批判时，李大钊虽然说过“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10]这样的激愤之语，但总起来看，他能以理性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孔子，对待传统文化，对待西方文化，不赞同东西文明犹水火不相容的绝对对立的观点。他在比较东西文明时指出，东方文明主静，西方文明主动，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主张以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文明之短，时时创造，时时扩张，以期尽吾民族对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11]。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充满期待。

中国传统的封建纲常名教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开始崩溃，孔子被批得“羞不得出口”（梁漱溟语）。守旧顽固派为此痛心疾首，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甚至为传统的本位主义的废弃而沉湖殉节。如陈独秀所言，梁漱溟是以此“来提倡中国的纲常名教，救济社会的堕落”[12]。有的人则想尽种种办法，甚至通过写小说，影射攻击、漫骂新文化运动，企图借用反动的政权来镇压新文化运动，由此激起了“新旧思潮大激战”。李大钊发表了《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指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顽固派，“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失去了理性。他揭露了守旧顽固派想靠“强暴的势力”“来铲除这（即新文化）刚一萌动的新机”的阴谋，正告守旧顽固派靠“强暴的势力”来摧残新文化是徒劳的。“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新青年的精神断不能被摧残[13]。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气势磅礴，有力回击了守旧顽固派的攻击。不过，在这篇文章里，他仍然以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新旧思潮的激战。

二、批判复古思潮，宣传唯物史观

李大钊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便用刚学得的崭新思想武器——唯物史观，解释近代史思想的变动，进一步批判尊孔复古主义，批判循环退落的历史观。

在新旧思潮大激战时期，守旧顽固派散布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守旧道德观，为尊孔复古主义辩护张目。他们说，别的东西或者有新旧，但道德可没有新旧；物质上需要开新，道德上则需要复旧。针对上述观点，李大钊在吸取考茨基、界利彦的相关思想基础上撰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阐述道德的本质和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关系。他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旨指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的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14]134他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分别论述了宗教与哲学、风俗与习惯、政策与主义等都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他尖锐地批评把封建道德绝对化、永恒化的形而上学道德观。他说：“就物质论，只有开新，断无复旧；就道德与物质的关系论，只有适应，断无背驰。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的，因为道德的要求是适应物质上的社会要求为成的。”[14]140-141他针对尊孔复旧论说：“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为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而且是必然的变革。……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的发生。……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键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14]145-146此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虽然还只是初步的，并非完全纯正，但他对道德复旧论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有说服力的。

在新旧思潮大激战中，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声称他到北京大学，“除去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作旁的事”，述说中国及世界未来应走孔子的道路，而梁漱溟所依据的是意欲决定文化的唯心论。有的守旧顽固派则把新思潮的兴起归之于陈独秀、胡适等少数几个人的提倡，因而对陈、胡等个人横加攻击，以为这样可遏制住新思潮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形，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的长篇论文，说明代表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孔子主义的崩坏和适应新时代的新思潮、新伦理的兴起的必然性。

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然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15]185他进而对中国近代由经济变动而引起的思想变动的历史过程做了大略的分析。他指出，中国以农业立国，大家族制度是中国农业的组织，也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是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它的表层构造。“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5]186 “孔门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的上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15]187到了19世纪，时代变了，西洋的动的工业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西欧各国对中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一天甚似一天。“孔门伦理的基础根本动摇了！”中国的大家族制度首先陷入崩颓粉碎的命运，随着的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李大钊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和由西方列强入侵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说明虽然还是十分笼统的（这种科学的说明大致到上世纪30年代才得以基本完成），但他正确指出了孔子主义崩坏的历史必然性。他总结说：“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的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上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播‘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15]191李大钊的这些分析有力地抨击了尊孔顽固派。他的上述言论对当代的新尊孔者也是当头棒喝。

李大钊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经济的变动产生了新的劳工阶级和劳动运动。“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中国受到世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的劳工阶级日益觉醒，中国的劳动运动日益发展。“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 [15]192李大钊把打破旧的孔门伦理，产生现代新伦理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才能担负起完成建设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我国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史学思想。在历史观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即发展的、前进的史观，抑或是循环的、退落的史观。李大钊是名重当时的史学大家，主张崇今的、进步的、唯物的历史观，批判复古的、退步的、唯心的历史观。他指出，一部整个的中国史，全为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历史观所支配。近代以降，循环的、退落的历史观受到冲击。但这种旧的历史观，“本来很盛，根深蒂固，不可拔除，至于今日，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16]453。论坛权威章士钊、梁启超尤为代表。针对退落的、循环的历史观，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讲课和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宣传发展的、唯物的历史观和向上努进的人生观，以抗辩旧的历史观。

为了批判退落的、循环的历史观，他写作了《时》一文，从哲学上以时间的唯一性来论证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而不是退落的、循环的。他指出，“时是无始无终的大自然，是无彊无垠的大实在。”[16]450 时间与空间不同。空间可以直往，亦可逆返。至于时间，则今日之日，不可延留，昨日之日，不可呼返。“时是有进无退的，时是一去不返的，循环云者，退落云者，绝非时的本相。”历史的发展自然不是直线的，有停滞、曲折以至暂时的倒退。他吸取法国历史学家鲍丹（Jean Bodin）的有关历史的发展是螺旋状的进步的观点，指出：历史前进的循环，“亦是顺进的，不是逆退的，只是螺旋的进步，不是反复的停滞”[16]454。 他在《史学要论》作了进一步论述：“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前进的，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前面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17]。李大钊的有关历史观、人生观的论述不仅从正面宣传了唯物史观和人生观，而且也是从根本上对尊孔复古思潮的抗辩和批判。

李大钊用刚学得的唯物史观解释近代思想的变动和批判复古主义自然只是初步的，有的也未必完全准确、精当，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研究思想文化变动的方向及思想武器。他的后继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并把三者结合起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他明确地提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不能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而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8]。往后，他更全面地阐明了对待历史文化的理论和方针。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他们向前看。”[19]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三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在西方取得实践上的胜利，而倒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发生自然有诸多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因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大国。即使是最好的种苗也难于在贫瘠的荒漠长成参天大树，思想文化的交往、移植也是如此。灿烂辉煌、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开花和结果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除了马克思、列宁“老祖宗”外，还有中国自己的孔子、老子、墨子……孙中山等“老祖宗”，两个“老祖宗”都不能丢。我们要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成果，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李大钊提出的为世界文明作出第二次大贡献的宏愿。

三、批判尊孔复古思潮的现实意义

在李大钊生活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主要是被看作社会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障碍，不批孔，就不能前进，人们所关注的是文化的时代性、变革性，忽视了它的民族性、继承性。在李大钊英勇就义9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与先烈生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在今天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儒学被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更多的是要从中发掘、提炼出积极的、有价值的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新儒学的推动下，国内的儒学复兴思潮由隐到显逐渐发展，以至今日儒学再次成为显学，尊孔成为时尚，国学甚至成为某些人牟利的手段。如何看待儒学？看待儒学复兴？这是值得国人深思的问题。

笔者在《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一文指出，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如何对待孔子、儒学，决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要密切关注儒学复兴思潮的发展方向。在主张或提倡儒学复兴的学者中，对儒学复兴的内涵、途径、方式和目标各有所见，甚至根本对立。大致可分三类。

一类是竭力把儒学政治化、宗教化。公开主张“儒教立国”，“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提倡中小学“读经”，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排斥西方学说。这种极端主张，公开赞成者不多，公开反对者不少。

一类是认为儒学经过吸取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进行创造性转换，由“内圣”开出“新王外”，实现现代化，希冀重新取得昔日独尊地位，以他们阐释的新儒学救中国、救世界。这类学者崇信孔子及儒学，竭力全面复兴儒学。其中公开标榜自己为新儒家者不多，但思想上认同者不少，其社会影响日增。如有的论者所言，“今天主张儒学作为指导思想的人大有人在”。

一类是主张把儒学作为一个学派加以复兴，从学术层面上继承和发扬儒学中的积极内容，为振兴中华民族服务，但不赞成恢复儒学的独尊地位，认为它只能是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

笔者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早已失去其经济基础，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已经终结，决无复兴的可能。但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则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复杂的体系，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儒学中作为应世、救世的具体主张和观念自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过时，失去其价值。但儒学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凝聚的民族智慧、美德、精神、传统，却有着普遍的、永久的价值。这方面计其大者有：（1）统一团结，独立自由；（2）自强不息，刚健有为；（3）厚德载物，民胞物与；（4）经世致用，实事求是；（5）多思審问，知行合一；（6）和而不同，执两用中；（7）革故鼎新，与时俱进；（8）内省修养，止于至善；（9）公而忘私，心忧兴亡；（10）民贵君轻，以人为本；（11）协和万邦，爱好和平；（12）天下为公，大同理想；等等。这些思想、观念、精神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绵五千余年而不中断的最基本的民族精神，它们将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存在两千多年，对中国历史文化作出过伟大贡献，至今仍有珍贵价值和巨大影响的儒学，决不能因社会主义而中断。因此，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经过自我变革，创造性转化，则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但它决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

随着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的上升，思想文化领域中复旧势力乘势泛起，令人堪忧。我们应始终警惕复古主义思潮。有文章指出，在国学热中要警惕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警惕一些人宣扬鼓吹把儒学立为国教，用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警惕有些人以弘扬国学为幌子，抵制人类文化优秀成果；警惕封建迷信借国学热死灰复燃；警惕对传统文化的粗暴利用，办各种各样费用高昂的企业国学班 。该文切中国学热中存在的问题，引起网上的热烈反响。

在复古思潮的推助下，教育领域（尤其是小学教育）里出现的读经热更令人堪忧。据《光明日报》报道：“一些私熟学堂，在小学阶段完全专注读经，不涉及科技知识。”有的学堂的教学方式是“读背经书”，“在小学阶段，每日定下任务，如《学庸论语》（按：笔者推测为《大学中庸论语》）领读27遍，最终目的是全本背诵，称为‘包本’。”中学阶段，“《老子庄子选》180遍领读，最终‘包本’通过后，开始学《诗经》，150遍领读《诗经》并‘包本’后，学习50遍《书礼春秋选》及80遍《黄帝内经》”。报导中有位家长称，有的私塾学校，“完全复古型，不但学习的东西一味复古，连一些礼数也遵从古制”[20]。这类私塾书院自然只是极少数，能存在多久也很难说，因为现在毕竟已是21世纪。不过这种复古倒退思潮还是应引起我们的深思。现今社会上让年幼的孩子读经、读《三字经》《弟子规》一类封建时代的启蒙读物的不在少数。笔者始终认为，从小孩起就接触一些传统文化是可以的，但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内容和方式。让年幼的孩子去读经，背记《三字经》《弟子规》一类封建时代的启蒙读物则是一种倒退，决读不成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个性和创新能力的、生动活泼的现代少年。

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和习惯势力是一种顽固的、巨大的保守力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深入到人们的灵魂和人格。如李大钊以及近代以来的诸多启蒙思想家所指出的，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最大的弊端是将人教化成、修养成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失却自我的人，结果国民“惰性太深、奴性太深”。为现代新儒家所推崇的熊十力也告诫人们：古代统治者“移孝作忠”“奴化人民”。“吾国帝制久，奴性深，不可不知。”[21]“唯上、唯书、不唯实”的思维方式等的存在，以至有时盛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人们普遍不同程度存在着奴化意识，独立自主个性未完全确立。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大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造成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另一方面则出现了某些深层的封建旧思想以新的形式、甚至以革命的形式的泛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痛定思痛，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我们仍有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封建主义旧残余在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依然存在。

以上一些资料旨在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虽然取得了前无古人，也令世界瞩目的业绩，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还存在着封建主义残余和小生产习惯势力。李大钊所批判的迷信孔子、风经诂典的复古主义依然存在。李大钊对尊孔复古主义的批判依然有现实意义。

在纪念李大钊时，不忘学习和弘扬李大钊的批判精神！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孔教会序一[M]//康有为政论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康有为.中国还魂论[M]//康有为政论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926-928.

[3]李大钊.民彝与政治[M]//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李大钊.青春[M]//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13.

[5]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M]//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04.

[6]康有为.致北京书[M]//康有为政论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

[7]李大钊.孔子与宪法[M]//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23.

[8]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M]//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李大钊.真理（二）[M]//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27.

[10]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M]//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2.

[11]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M]//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11-315.

[12]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M]//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19.

[13]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M]//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4]李大钊.物质变动与精神变动新旧思潮之激战[M]//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5]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M]//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6]李大钊.时[M]//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7]李大钊.史学要论[M]//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67.

[18]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534.

[1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708.

[20]姚晓丹.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私塾书[N]光明日报,2016-10-12.

[21]熊十力.致刘静窗[M]熊十力全集:第8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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