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琮是什么朝代（5000年前良渚贵族多有权）

框哥说：“琮，一种外方（或弧方）内圆的筒状玉器，早在《周礼》中便被记载‘以黄琮礼地’，在中国古代的权力谱系中占据着显赫的象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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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奚牧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

供图：北京大学“权力与信仰”展览项目组

乾隆皇帝对古玉琮情有独钟，他曾将玉琮制为笔筒，“几陪清供，兴怀静赏余”。然而乾隆皇帝并不知道，他手上这件他自以为来自汉代的上古瑰宝，其实诞生之日比横跨前后公元之交的汉代，还要早上大约三十个世纪。如今，这一华夏大地之上、五千春秋之前权力世界的缩影，已由考古学家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并因其发现地浙江良渚，而得名“良渚玉琮”；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新晋开幕的《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便带我们走入了以玉琮为代表的良渚权力时空。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

展厅实景

既已秉持“事死如事生”观念的良渚先民，对于玉之重器琮，自然要将其当作“王”墓中的禁脔。在此次“倾墓参展”的迄今出土玉石随葬最多、最齐全，代表良渚最高等级墓葬的反山20号墓中，就有三件玉琮出土于墓主右手边，一件出土于墓主左手边。贵贱来源于比较，中间等级的文家山墓地墓主与最低等级的卞家山墓地墓主，就根本无权在随葬品名单中加入玉琮这一品类。

从良渚早期至晚期普遍出现于如反山20号墓这般最高等级墓葬中的玉琮，已然成为良渚“权贵圈”通行的权力名片。不仅如此，与后世的“镇国大鼎”类似，良渚先民还会在一整片权贵家族墓地中刻意选择、制作、埋葬仅一件最为巨大沉重的“琮中之琮”——“琮王”，作为展现全家族至高无上威严的“家族重器”。

现今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良渚玉器中最闻名遐迩者，即是反山墓地的琮王；而良渚另一最高等级墓地瑶山墓地的墓主人，同样为了选取一件重硕无朋的玉料以制作琮王，甚至连玉料部分边角的凹缺都不再在意依旧雕造，最终让这件现在在本次展览中展出的瑶山琮王，成为迄今于良渚遗址群发现的玉琮体量亚军。

反山20号墓（下为头向）

反山20号墓出土玉琮之一

反山20号墓出土玉琮之二

反山20号墓出土玉琮

反山20号墓出土玉琮展厅实景

瑶山琮王

良渚玉琮大多精湛绝伦，那么它们到底是如何制做而成的呢？本次《权力与信仰》展览为我们展示了一件极为难得的玉琮半成品，定格了玉琮制作工序中的一个瞬间。已被切割成四方形状的玉琮半成品，中间的圆孔也已管钻（用竹管等工具在水和砂的帮助下磨出钻孔）、打磨完成，但尚未用“减地”（剔去外部凸出中间的纹饰）与“细线刻”（用细线阴刻出纹饰）法雕刻与精修纹饰。仔细观察，在其两端面还留有阴线刻出的“打样线”，明确指示着完成接下来工序的匠人需按这些细线进行加工。

考古学家推断，之所以这件半成品会存留到今天，很可能就是因为其既已完成的工序和将要完成的工序非同一（批）匠人完成，这件“可怜”的玉琮就被永远遗落在了工序转手的时刻。此外，在本次展出的反山23号墓中也有一件玉琮半成品出土，不过有别于其他放置于墓主手臂边的玉琮，它被放在墓主的脚边，与其他玉璧混于一起。这似乎在说明，虽然作为半成品的它无以和其他成品玉琮为伍，但出于玉料的珍贵，良渚先民还是不舍得将其弃置，便姑且将它放入了玉璧当中。

到了良渚晚期，因为玉料资源的逐渐紧张，另外一种同样出于精打细算考虑的现象也开始广泛出现：本次展出的多件文物就证明，为了凑够葬制规定的玉琮数目，良渚先民会干脆把已经制成的多节玉琮拦腰切成数段，再一齐放入墓中；现在考古学家将这些玉琮前后相接，接口仍能严丝合缝。由此可见在良渚先民的权力语境下，玉料的占有最为重要，葬制的遵守也不容怠慢，至于随葬品的形态与位置，则可以容许变通。

本次展出的半成品玉琮及其拓片

反山23号墓出土半成品玉琮

本次展出的切割琮

萦绕在良渚玉器之上的另外一大神秘魅力，即是其上每每出现的、为良渚先民所独有的纹饰形象。这些微雕纹饰巧夺天工、呼之欲出，似乎在邀请着我们走入其代表的良渚先民的信仰世界。以此次《权力与信仰》展览展出的编号为“瑶山2号墓1号器物”的冠状器之纹饰为例，我们可以了解到母题最齐全的良渚纹饰，包括人、兽、鸟三部分，被称为“神人兽面纹”。其中神人在上，兽面在下，人与兽皆双目狰狞，嘴鼻凸出，眼鼻间有冠；而鸟身与兽眼刻法相仿，但不会单独出现，只罕见地对称出现于高等级玉器之上，作为人兽图案的“助力”。我们现今在良渚玉器之上看到的各式各样“神人兽面”图案，其实都是人、兽、鸟三大母题的变体。考古学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各时各地神人兽面图案的相同与不同加以了整理研究。他们发现，神人兽面纹饰虽在良渚遗址群内可与多种器类搭配，但在良渚遗址群外它便只能发现于玉琮之上；如果将各地良渚玉琮按照时序排队，我们就会看到良渚玉器的兴衰在良渚玉琮之上得到了鲜明的展现：纹饰从唯有兽面开始，发展至人兽皆有帽子的精细刻画，最终衰落至仅有简化的神人形象；玉料也由高质的黄白料降为了低质的青蓝料，良渚先民只得通过增加玉琮的节数体现玉琮的权威，例如现今藏于国家博物馆的那件19节青玉琮，就是既已发现的玉琮节数之最。虽然对于诡秘的“神人兽面纹”到底是神像、图腾还是族徽，学者尚且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出现作为信仰的标识，为玉琮等带有明显权力意味的良渚玉器提供了有力的加持，让良渚玉琮本已显赫昭彰的地位更加登峰造极。

瑶山2号墓1号器物纹饰

试想，如果乾隆皇帝能够泉下有知，了解到良渚玉琮悠久的年代与深厚的意蕴，他会不会捶胸顿足，为何自己如此轻易就将其制成了笔筒？的确，如果我们潜心挖掘，其实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尘封着一段段曾经鲜活动人的历史剪影；正如玉琮虽小，但良渚先民却将社会与信仰的重大议题灌注其中，以之昭示着中华文明那源远流长、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权力。正因为此，虽然与良渚玉琮的相逢跨越了五千年的岁月，我们依然能够在凝视它的瞬间，体味到“古即为今”的亲切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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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kuangdili（江湖人称“小黄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