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缓（曾国藩宽严相济）

每个管理者在使用人才时都想用一些能人，而这些能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智者多诈，勇者多怒”。

要想使人才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做到“宽严相济”，既怀之以德，又严之以法，使他们扬长避短，各尽其用。在这点上，曾国藩运用得最为娴熟。

曾国藩善于识人、用人，自有一套笼络人心的办法，而这些办法不外乎是给他们官做，给他们钱花，给他们名誉和地位。

在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就教导弟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

他说：“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所以，对于这些人，既要讲究宽，又要做到严。

“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

“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讼告者，必当剖明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

一方面，曾国藩主张对降将许以高官厚禄，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则采取“礼文疏淡”，“情不可密”，而严之以礼义，与其保持一段距离。

他认为，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则避免一旦降将“旧病复发”而自身反受牵累；二则“临之以庄”，保持一种庄严感，使他们知威从命，不敢犯上。

这种既宽又严、宽严相济的做法，不仅对降将有用，对于许多人而言，都有着借鉴意义。

士气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一般说，军心稳定，士气高涨，部队容易打胜仗；反之，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则必然要打败仗。

曾国藩在信中提到，左宗棠认为曾国荃的兵不能够打野战，而曾国藩认为只要有军心，就没有打不赢的道理。

湘军是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从老家招揽的农民军队，这些农民大多没有文化，也没有实战的经历，队伍的整体素质可想而知。

对于这些从未参与过战争的农民们，要让他们放下锄头，拿起枪支，还要赢取战争的胜利，肯定要经过一番刻苦的训练，才能提高战斗力，才算是一支正规的军队。

对于农民军而言，需要训练的不光是对部队作战、日常军务的熟识，刀剑枪支的技能操练，还要对湘军的凝聚力进行整体构建。

为此，曾国藩编写了歌谣《要齐心》：“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一人不敌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我们如今定主意，大家齐心共努力……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一双手。”

正是这些通俗易懂、入脑入心的歌谣，让农民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了人心，唤醒了斗志，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合力，也铸就了英勇善战的军心。

军心，对于军队来说非常重要，它是军队的灵魂。湘军正是有了士兵们的万众一心，才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势如破竹，战无不胜。

“忠义”二字历来密不可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在君主与军队统帅、主帅与部帅之间，如果缺乏了“忠义”，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南宋年间，名将宗泽领兵抗金期间，俘虏了金将王策。王策原是辽的将领，辽灭亡后成为金将。

宗泽亲自为他松绑，劝他说：契丹本来与宋是兄弟之国，如今金掳掠我徽、钦二帝，又灭掉了辽国，我们应同心合谋报仇雪恨才是。

王策一听感动得落下泪来，表示愿意参加抗金战争，于是他们制订了大规模的抗金计划。

宗泽又联络北方义军头领王善、杨进等人以及八字军、忠义军等，与他们协同作战，连连告捷，金兵闻风丧胆，听到宗泽的大名都噤若寒蝉，称他为“宗爷爷”。

正是这些类似的众多历史事实启发了曾国藩，使他深深认识到“忠义”对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性。

“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患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

我们之所以虚名在握，为众人推崇，都要归因于我们对朝廷和皇上的忠义。不忘朝廷和皇上叫做忠，不失信于朋友叫做义。

对于曾国藩的这一观点，蔡锷感慨道：“右列各节，语多沉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节之不振也。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

“须其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反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百难，不难迎刃而解。”

“若吾辈军人将校，则以居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泉矣。”

心存忠义，不管对上级，还是对身边的人，都是十分友善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像关羽等忠义之士能够被人们广为称颂、世代流传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