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10年代的十年扰乱了一切：21世纪10年代的十年扰乱了一切

在21世纪10年代，民主和经济危机时有发生，气候恶化和贫困、国际关系和国家认同模糊、隐私和技术这些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的危机，现在一个都没解决，同时还产生了许多新的危机，其中一些是受欢迎的，比如旧的等级制度正在瓦解，而另一些则是灾难。

所有这些危机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21世纪10年代似乎比此前的20年还要长得多。有时，一天的事件——英国脱欧、弹劾特朗普——比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的整整几年都更戏剧化，同时也更让人筋疲力尽。

英国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稳定、最渐进的民主国家之一。然而在这个十年里，政党匆忙地改变了他们的领导人和政策，甚至连整个政党的指导哲学也改变了。12月12日的大选是十年来的第四次大选，而此前的30年也才选举了4次。

对于英国而言，这十年仿佛是一场灾难。21世纪10年代，一个世纪以来几乎一直在增长的平均预期寿命停止了增长，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比拿破仑战争以来的任何十年都要慢，还有100多万父母有工作的儿童陷入贫困，露宿街头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21世纪初，伦敦的圣潘克拉斯车站（St Pancras station）是典型的英国公共场所之一：经过翻修后有漂亮的新商店、熙熙攘攘的食品销售点，还有通往欧洲大陆的火车。然而自2010年以来，经过修复的维多利亚式凉亭里住满了睡在睡袋和帐篷里的人。

同时，在某些方面，21世纪10年代的英国比以往的任何一个年代更可怕。过去，恐惧更多的是来自精英阶层——政治家、商人——而非普通民众，他们仍在享受着战后英国相对平等主义和社会稳定的最后时光。如今，这种恐惧几乎是普遍的。过去15年里社交媒体网络的诞生，以及传统媒体向不间断新闻服务的转变，让民众无法错过任何一个可怕的事件。

美国社会评论家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2016年写道：“我们所经历的变化，无论是美好的还是可怕的，都是惊人的。”21世纪10年代带来的冲击、叛乱和极端主义取代了中间派政治家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无多数议会、掌权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对政客的人身攻击、俄罗斯对西方选举的影响、年长的左翼分子激励着年轻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十年前几乎不可想象的情景如今已变得司空见惯，几乎在意料之中。

同时，气候危机让世界更加暗淡。在今年的许多启示类书籍中，也许最令人恐惧的是威尔斯的《无法居住的地球》（The Uninhabitable Earth）。它的章节标题包括热死、饥饿、溺水、垂死的海洋、空气污染、野火、瘟疫、经济崩溃、气候变化。这本书预测了地球不久的将来，它将使读者们从自满中清醒过来。

在这十年里，包括著名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在内的一群作家开始提出相反的观点，他们声称，自21世纪初至今，世界各地的生活实际上和以往一样好——在健康、财富、便利设施和普遍的和平方面都是如此。他们给出的许多积极的图表都是令人信服的，但数据通常是2015年之前的，在那之后，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数在下降，死于战争和恐怖主义事件的人数正在上升。作为新乐观主义者最喜欢的消息来源之一，我们的数据世界（Our World in Data）网站今年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数据表明，世界正在变得更糟。”

应对混乱的一个方法就是接受它。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句简短而平淡的句子在英国人的谈话中随处可见：“It is what It is.”通常，它的意思是：“我正在学着接受一些消极的东西。”这是一个期望越来越低的时代的箴言，许多人不再像战后的前辈那样，认为自己会比父辈更富有，能生活在一个更复杂、更公正的社会，生活在一个更友善的星球上。

另一种应对机制是逃避。21世纪10年代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是看电视这一休闲活动的“火爆”。把自己关在家里，看着一部以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时代为背景的电视剧，电视里有足够的情节让人沉浸其中。在这个收入受到挤压的时代，电视剧可能是可以廉价探索世界的好办法。

但更昂贵的逃避现实的方式也很受欢迎。剧院的作品承诺让你置身于奇观之中，从而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这是这十年来最受欢迎的宣传用语之一。昂贵、耗油的运动型多用途车（SUV），在21世纪10年代的销量迅速增长，这可能是因为司机们越来越希望被“抬高”，与街道隔离。与此同时，伦敦的奇尔特恩消防站（Chiltern Firehouse）等高档餐厅越来越像舞台布景，它们的设计和编排如此完美，以至于用餐的人暂时可以不用面对外面的世界。

衣服变得越来越像茧：巨大的羽绒服、小毛毯大小的围巾、羊毛帽子。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衣服和轮廓更瘦、更正式——紧身西装、紧身裤——似乎人们希望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在21世纪10年代，社会流动性似乎已经停滞，许多人习惯穿着温暖、随意的衣服，要么呆在家里，等着别人告诉他们要干活，要么在寒冷的天气里出门拿外卖。

在一个需要在亢奋工作和闲得发慌之间快速切换的工作世界里，咖啡因是一种重要的“药物”。21世纪10年代，咖啡馆取代了商店和酒吧，成为最繁忙的室内场所。

另一种方法是疯狂提升自己。广受欢迎的《饥饿游戏》系列小说和电影在2008年至2015年上映，讲述的是一群残酷的中年精英强迫年轻人互相竞争直至死亡的故事。“事情越糟糕，”美国散文家托伦蒂诺（Jia Tolentino）写道，“一个人越被迫优化（自己）。”

还有一个现象是用于收集个人数据的新型消费设备兴起，如2010年首次上市的Fitbit追踪器，意味着这种自我优化可以被测量，并与他人的努力进行比较，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过程创造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只有在如此关注自我提升和自我表现的十年里，“运动休闲”才可能成为一个时尚类别，健美的手臂才可能成为那些从不需要体力劳动的人的有力身份象征。

过去十年为新的政治运动开辟了空间，其速度之快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未曾见过的。其中一些运动，如“我也是”（MeToo）和“黑人的生命很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是对由来已久的不公正的反抗，随着新的数字网络的出现，这些运动被无限加速、放大了。而其他更右翼的运动，如英国脱欧运动，部分是由怀旧情绪驱动的：一种回到更慢、更简单的英国的渴望。

21世纪10年代的所有新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已经改变了数百万人的思维方式，无论是运动内部还是外部。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还不知道这种变化会有多持久，有多大影响。在女权主义的长期斗争中，“MeToo”可能成为众多遭到强烈抵制的运动之一，也可能彻底改变男女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对自己的看法。英国脱欧运动可能是一场短暂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可能是一股长期复兴保守党的力量。

这些运动大多带有一种焦虑的、千禧年的性质——一种重大变革即将来临的期待。这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的政治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更悄无声息的是，21世纪10年代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到文化是政治性的——几十年来，大多数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和文化评论家都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今，文学奖和艺术奖通常颁给那些作品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人，比如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或者更微妙的，比如建筑团体Assemble，他们在2015年因帮助重建利物浦一处破败的地方而获得特纳奖（Turner prize）。

近年来，一些竞赛开始受到关注，因为它们对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的敏感性。尽管奖项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但人们也越来越期望它们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平等。这是20世纪90年代政治的一个矛盾特征：人们对许多社会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时也更愿意纠正这些不公正现象，但与此同时，个人主义也在增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自我认同，尊重每个人的特定生活经历。这些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能否长期共存是十年来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我们生活的许多领域，21世纪10年代的变革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大。2011年，音乐评论家雷诺兹（Simon Reynolds）出版了《追忆狂：流行文化对自身过去的沉迷》（Retromania： Pop Culture’s Addiction to Its Own Past）一书，该书讲述了21世纪初怀旧的力量。他认为，数字技术非但没有激发更多的创造力，反而让艺术家的创作变得更加困难，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现在，他们可以在互联网的无限数据中漫游，而不是想出新点子。

自从雷诺兹的书出版以来，21世纪10年代不断增加的危机使得回避现在而选择过去变得更有吸引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文化，如温馨的电视剧《老友记》，再次大受欢迎。在我们这个经常向后看的社会里，“时间本身似乎变得迟缓，”雷诺兹写道，“就像一条河流开始蜿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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