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氏后来改姓什么(原来拓跋慕容都不是姓)

拓跋氏后来改姓什么(原来拓跋慕容都不是姓)(1)

◎唐山

日本历史学者宫本一夫曾说,美洲发现之前,世界史如“板凳”,欧洲文明与东亚文明相对独立发展、各具特色,就像“板凳”的两条腿,而内亚文明如“板凳”盖板,将欧洲文明与东亚文明串联起来。只是两条“板凳腿”的史料多,人们更关注;“板凳盖板”的史料少,常被忽略。

此说提醒我们:只读东亚史,或只读欧洲史,难免认知偏差,会忽略多种传统互动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近年来,“内亚传统”成历史爱好者们眼中的热词,说明人们对“板凳盖板”的好奇心渐增,渴望补足相关的知识短板。

然而,想搞明白“板凳盖板”,绝非易事。

其一,名词太多。特别是人名,伊屠知牙师(王昭君的儿子)、拓跋什翼犍(北魏先祖)之类茫不可解,且在史书中,有多个呼韩邪、屠各、莫弗、乙伏等,让人凌乱。

其二,记载太少。研究内亚,离不开古代汉语文献,但相关记载模糊,比如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有的史书称他本名拓跋开,字涉珪;其他史书则说他本名拓跋什翼圭、拓跋翼圭、拓跋涉珪……这种模糊,造成“内亚人群是野蛮的,只能单方面学习中原文化”的刻板印象。

其三,历史发展逻辑模糊。内亚以游牧为主,地瘠民穷,可在历史上,新兴族群常能快速占据广阔领土,乃至颠覆中原政权,则“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的原因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读书,方知罗新先生《内亚渊源: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九色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的魅力。本书首版于10多年前,此次又加入5篇论文。对于能硬着头皮“啃”下来的读者,可得醍醐灌顶、眼界大开之乐。

读懂内亚史,需破两大误会

首先,不可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视为民族:它们本是一个个政治体,伪装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事实上,它们均由多民族构成,在文化习俗、统治合法性等方面,有传承性。

其次,不可用中原人的姓名方式看内亚。游牧民族多以“官号+职位(书中用词为官称)”称人,官号“或以形体,或以老少,或以颜色、须发,或以酒肉,或以兽名”,即“行能”。老上单于、乞伏可汗之类,犹如汉语中“胡子旅长”“秃头厂长”等。“官号+职位”有点类似于汉语中以庙号或谥号称呼人,如唐高宗、宋太祖,但死后才授予,“内亚传统”则用在生前,作用近于姓名。

由此可知,拓跋不是姓,而是“官号”(拓)与“职位”(跋)的组合。“拓”即国土,“跋”即主人。“跋”也被译成拔塞、俟斤、匐、发、弗、乙佛等,在内亚的不同时期均有,既非“姓”,也非“族名”。

同理,慕容也不是“姓”,而是官号莫护的另译。其先世慕容拔(莫护跋)曾任后燕将军,慕容本意可能是大河,也可能是富,慕容拔其实是“大河主人”(或“富主人”)。

用“官号+职位”称人,在古代社会是常态,埃及、暹罗、缅甸、古希腊均如此,印第安人也如此。王国维先生发现,中原早期也是“生称谥”(谥号在生前使用),他说:“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说明人类发展有共性。

草原贵族为何还有“字”?

遗憾的是,古代汉语文献遮蔽了人类发展的共性。

以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为例,他的多名中,什翼、珪、涉珪可能是同一个词,都是职位名,也译成乙旃、涉归。在史料中,慕容廆(前燕武宣帝)的父亲就叫涉归……其实,慕容廆的“廆”,就是拓跋珪的“珪”,都是职位。拓跋珪、慕容廆等可能压根没有汉语名字,他们的鲜卑真名被完全忽略了。

这些历史作者还有一大问题:将“内亚传统”硬性纳入中原的姓名传统中。

比如这些草原贵族都有“字”,是其本名的汉语音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便“字佛狸”。宋代辛弃疾的名句“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即出于此。其实,拓跋焘的“官号+职位”是佛狸伐,佛狸也译成符离,本意可能是“狼”,伐即跋的另译。汉化后,有时称为“佛狸”,有时称为“狸伐”,“狼主”的霸气尽失。

这种“汉化”,把不同传统的融合,塑造出“中原传统压倒内亚传统”的幻觉,给后人理解历史造成巨大障碍。

通过步步深入,《内亚渊源: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破除了古代汉语史料中的诸多“迷魂阵”、为阅读文献提供了方便。除此之外,还有三大价值。

看清历史的种种幽暗

古人同辈间可直呼名,至魏晋南北朝后,只能呼字,呼名被视为不敬。以往多解释成“古人质朴”,或“名只能给父母叫,让别人叫是不孝”,了解“中古北朝名号”,可辟谬说。

北魏孝文帝是“赐名狂”,比如将伏鹿孤贺鹿浑改名陆叡,石洛改名穆泰,可能是为改变当时洛阳“雅爱本风,不达新式”,不愿接受汉文化之弊。不仅如此,孝文帝还特别爱给汉人赐名,比如改杨延庆为杨播,改杨延椿为杨椿,改杨延祚为杨津……

这么改,源于“汉重单名”。此说出于《公羊传》,有“讥二名,二名为非礼也”。王莽时,要求匈奴各部单于改成单名,一些单于为讨好,果然起了汉语单名,在实际生活中并不使用。这误导了孝文帝,以为单名才是中原传统,赐单名可强化自己“中原文化守护者”的身份。

赐名太多,受赐者记不住,旁人亦不能尽知。受赐者将旧名变成字,由此才有了“以字行”。

正确理解历史发展规律

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R·瑟维斯将初民社会到国家分成“群队—部落—酋邦—原始国家”四个阶段:部落是选贤制,酋邦始世袭,进入国家,则需从“兄终弟及”转向“父传子”。

匈奴时的游牧国家是“帝制联盟”,战则共主,平时各自独立处理内部事务。进入中原后,临时战争变成长期战时状态,“内亚传统”的专制性增强,内部事务交中原式官僚机器处理。在“内亚传统”中,直勤(又译特勤、特勒等)制度曾是基石,直勤即皇族,在与中原传统的博弈中渐衰落。考察直勤兴衰,即知游牧国家的发展阶段如何,堪称是发展阶段的“晴雨表”。

以北魏为例,献帝邻以前的君主无世系,应属“群队”或“部落”阶段;献帝邻后,皇族兄弟轮流坐庄,进入“酋邦”阶段,重建了直勤制度;至道武帝改革,“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完成了从“酋邦”到“原始国家”的转化,直勤制度衰落。

通过北朝名号更迭,可见“内亚传统”自有积累,日渐成熟。通过阶段性传承,该传统也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游牧政权得以一次次压倒农耕政权。内亚地理环境特殊,“中原传统”难适应,只能依靠“内亚传统”,深入考察它,才能突破“游牧人缺乏文化,天生好战”式的偏见。

读懂世界史的大趋势

在《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把1405年视为全球化的开端,与此前人们更多聚焦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迥异。

约翰·达尔文认为,“君士坦丁堡陷落”使得欧洲到亚洲的贸易线被遮断,导致地中海商圈衰落,威尼斯、热那亚等国失去东方客户,走向衰落,而欧洲西缘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不得不开启大航海时代,引发工业革命和全球化。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夸大了“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作用:1405年,帖木儿大帝在远征明朝途中病死,东西方商路已断。

帖木儿之死是在“板凳盖板”上建立帝国的最后尝试。在历史上,在东西方夹击下,“板凳盖板”上的帝国两面受敌,资源消耗太大,无法长期支撑。蒙古帝国崩溃后,奥斯曼文明、俄国文明、欧洲文明崛起,争抢“板凳盖板”上的帝国留下的权力真空。它们在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成功扩张了自己。

在古代汉语史料中,“内亚传统”半遮半掩、若有若无。厘清北朝名号变化固然枯燥,似乎不是业余读者的“菜”,但历史进程中没有局外人,我们都注定生活在其中,会被它裹挟。所以读扎实文章,了解确定的知识,亦属人生诸多义务之一。毕竟,越了解历史,我们就越了解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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