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蔽是训练思想的第一先决条件(去蔽是训练思想的第一先决条件)

需要以智慧去笼罩学问、透视学问、运用学问。

去蔽是训练思想的第一先决条件(去蔽是训练思想的第一先决条件)(1)

罗家伦

(1897—1969)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是蔡元培的学生,民国年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代表作品《新人生观》、《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观》。

学问(Learning)与智慧(Wisdom),有显然的区别。学问是知识的聚集(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是一种滋养人生的原料,而智慧却是陶冶原料的熔炉。学问好比是铁,而智慧是炼钢的电火。学问是寸积铢累而来的,常是各有疆域独自为政的。它可吸收人生的兴趣,但是它本身却是人生的工具。智慧是一种透视,一种反想,一种远瞻;它是人生含蕴的一种放射性;它是从人生深处发出来的,同时它可以烛照人生的前途。  

去蔽是训练思想的第一先决条件(去蔽是训练思想的第一先决条件)(2)

罗家伦家族(1935年)

 有人以为学问就是智慧,其实有学问的人,何曾都有智慧?世界上有不少学问渊博的人,可是食古不化,食今亦不化,不知融会贯通,举一不能反三,终身都跳不出书本的圈子,实在说不上智慧二字。这种人西洋便叫做“有学问的笨伯”(A learned fool),在中国便可称为“两脚书橱”或“冬烘先生”。反过来说,有智慧的人也不见得都有很好的学问。有一种人,读书虽然不多,但他对于人情事理,都很通达,凭借经验,运用心得,这样的人,你能说他没有智慧吗?  学问是不能离开智慧的;没有智慧的学问,便是死的学问。有许多人从事研究工作,搜集了很多材料,但往往穷年,找不到问题的中心,得不到任何的结果,纵有结果,亦复无关宏旨——这便是由于没有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则不然,他纵然研究一个极小的问题,也能探骊得珠,找到核心所在;其问题虽小,而其映射的范围,却往往甚大。譬如孟德尔(Mendel)研究豆子的交配,居然悟出遗传的定律,奠下了遗传学和优生学的基础,就是一个例子。再说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在达尔文以前,何曾没有富于学问的生物学家,看见过海边的蚌壳、山中的化石、类人的猩猿、初民的种族?何以不能发现物竞天择、最适者存的天演公例?等达尔文发现以后,赫胥黎慨然叹曰:“这个道理,傻子都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于是他奋身而为达尔文的“牛头狗”(Bulldog),为他张目。当代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有人称他为牛顿后第一人,他的相对论是科学上一个稀有的创获,但是他自己却对人说:“我的发明其实很简单,只是你们看不见罢了!”他能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便是他的智慧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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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

  世间不但有缺乏智慧的人,而且也有缺少智慧的书。我们可以把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智慧的,一类是无智慧的。有智慧的书,是每字每句,都如珠玉似的晶莹,斧凿般的犀锐,可以启发人的心灵,开辟人的思想,有时可以引申成一篇论文,或成一本专书。这就是英文中所谓“灿烂的书”(“Brilliant book”)。无智慧的书,往往材料堆积得和蚁丘一样,议论虽多,见解毫无。纵然可以从他得报导,却不可以从他得启示,在著者是“博而寡约”,在读者是“劳而无功”。这就是英文中所谓“晦塞的书”(“Dull book”)。然而这类的书多极了,读者要不浪费时间,就不能不精为选择。须知著书固要智慧,读书也要智慧。“读书得闻”就是智慧的表现。“鞭辟入里”,“豁然贯通”,都不是容易的事。若是像讽诵高头讲章的读法,则虽“读破五车”,有何用处?  学问固然不能离开智慧,同时智慧也不能离开学问。有学问的人,虽然不一定就有智慧,正和有智慧的人不一定有很深的学问一样,但是智慧却必须以学问做基础,才靠得住。无学问的智慧,只是浮光掠影,瞬起瞬灭的。他好像肥皂泡一样,尽管可以五光十色,但是一触即破。惟有从学问中产生出来的智慧,才不是浮光,而是探照灯,可以透过云层,照射到青空的境地。惟有从学问中锻炼出来的智慧,才不是瞬息幻灭的肥皂泡;他永远像珍珠泉的泉水一般,一串串不断地从水底上涌。也唯有这种有根底的智慧,才最靠得住,最为精澈,最可宝贵。  若把学问譬做建筑材料,那智慧便是建筑师的匠心。有木、有石,甚至有水泥钢骨,决不能成为房子;就是懂得材料力学、结构原理,也只可以造成普通的房子,而决不能造成庄严壮丽的罗马圣彼得(St.Peter’s)或巴黎圣母(Notre Dame)教堂。这种绝代的美术作品,是要靠艺术家的匠心的。但是材料愈能应手,匠心愈能发挥;构造的原理愈进步,艺术家愈能推陈出新。材料与技术对于作风的影响,整个美术史,尤其建筑史,都可以证明。所以学问与智慧是相辅为用,缺一不可的。我们不但需要学问,而且更需要智慧——需要以智慧去笼罩学问、透视学问、运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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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应如何去寻求?智慧又如何去浚瀹?更应如何以智慧去笼罩,透视,并运用学问?这是思想方法的问题。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而是有严格纪律的一种意识的训练。思想当然不是别人所教得来的。没有思想的人,别人不能强他有思想,正如西洋古语所说:“你能引马就水,但不能教马喝水”(“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but you cannot make him drink”)。然而思想是可以启发的。教育的最大功用,就是启发人的思想。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承认思想有启发的可能。思想应如何去启发呢?当然非有训练思想的方法不可。我现在先提出中西两大哲人关于训练思想的指示来。中国的孔子讲学时,曾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个戒条。无论经学家如何诠释,我们拿近代思想方法的眼光来看,可以得到一种新的领悟。毋意可以释作不可凡事以意为之。没有根据先有论断是要不得的。这就是成见(Prejudice),成见与科学探讨的精神不相容。毋必是不可武断(Dogmatic)。武断是虚心的反面,往往以不完备的知识,不合的见解,据为定论。毋固是不可固执(Obstinate),拘泥胶着,拒绝新的事物,新的假定。堕入樊笼而不自解,钻人牛角心里而不自拔。毋我是不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我为出发点(Egocentric predicament)。妄自尊大,正是所谓我执。这种胸有所蔽的看法,在逻辑上不能允许,在认识论上也不能容。必须破除以上各蔽,乃能清明在躬,洞烛万象。必须如此,才能浚瀹智慧。必须如此,才能役万物而不为万物所役。为学求知应当如此,就是人生修养,也应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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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罗家伦(左立者)与冯友兰(右立者)等人在纽约合影

近代西洋的大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在他所著的《学问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一书中,讨论思想错误的原因,可说精辟极了。康第拉(Condillac)曾说:“世人了解思想错误的原因者,莫过于培根。”培根以为人类思想的错误,乃是由于有四种偶像(Idols)。这种偶像,佛家称为“执”,我们称为“蔽”。

第一是“部落的偶像”(Idols of the tribe),可称“观感之蔽”。就是说对于一个问题,先按照自己的意见决定好了,然后才去寻找经验,再把经验团捏揉搓得和自己的意思相合。这无异手提着一个蜡人再向他问路。这是一般人最易犯的错误。现在有些大学生做论文,往往先有了结论,然后去找材料,好像药店里打好了装药的抽屉,安放得整整齐齐,再待把药材分别填塞进去,就算完事。他不是从材料里去逐步寻求真理,乃是把他的所谓真理去配合材料。这种工作,是白费的。

第二是“山洞的偶像”(Idols of the cave),可称“自我之蔽”。这与个人性格有关系。每个人因为他性之所近,常常在意识里形成他的一个所谓“洞”或“窠”。这种“洞”或“窠”,常把自然的光线屈折或遮蔽了,于是一个人就像带上颜色眼镜:带了蓝色眼镜,便说一切是蓝;带了黑色眼镜,便说一切是黑。结果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这种“洞”,人的思想一跌进去,便是不容易爬出来的。

第三是“市场的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可称“语言之蔽”。这是从人与人的接触之中而生的。人与人相接触时,不得不用语言来交换思想,但语言所用的字句,常以群众所了解者为准,所以字意常不确定,或不完备,而真理遂被湮没。人类思想的错误,很多是由此而来。逻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确定每个字的意义,而使其有一定的内容,以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政治煽动家说的话,大都是极漂亮而动听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有几句是确定可靠的?庄子说“言隐于荣华”,其实这种语言是和无花果树一样,以它的叶子隐盖着它无花的羞辱。

第四是“戏院的偶像”(Idols of the theatre),可称“学统之蔽”。人类有些思想上的错误,是由于传统的信条或对事实错误的证明而来。古今来各种派别的哲学系统,往往不啻是戏台上一幕一幕的戏剧,各人凭其主观的想象而编成的。如果有人堕入彀中,深信不疑,便很容易固执偏见,抹杀其他。中国过去的学派之争,如所谓朱陆异同的聚讼,都于不知不觉中犯了这个毛病。我们根据这两位哲人的指示,就可知道要训练思想,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是去蔽。去蔽是训练思想的第一先决条件。必须能够去蔽,然后才能透视一切,大彻大悟,达到智慧最高的境界。必须去掉孔子的所谓“意”“必”“固”“我”,必须去掉培根的所谓四种偶像,然后才可有虚明豁达的心胸,接受一切的真理。否则阴翳在心,障碍在目,欲求真理,真理愈远。苟子有《解蔽篇》,说得很痛快。他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执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然则虚也者谓毋若数子之蔽于所已臧之一隅,而害所将受之道也。”我们要知道智慧所烛的,决不仅是道之一隅!第二是分析。分析可分两部分讲:一是事物的分析。宇宙的万象,交互错综,复杂极了,要全部加以研究,自为事实所不许可。所以生物学家只抽出一部分有生命的现象来研究,地质学家只抽出一部分无生命的现象来研究。这便是以类别来分析的办法。二是观念的分析。譬如语言文字所包含的意义,若要论事穷理,便非先弄清楚不可。不然,就生许多误解,许多枝节,许多争论。哲学争论之中,尤多文字涵义之争。从前黄远生‘冼生有一篇文章,叫《笼统为国民之公敌》。这“笼统”二字,是中国人思想上最大的病根,不知误了我们多少事。我们要国民有清晰的思想,非把许多语言文字里所包含的观念,先行“刮垢磨光”一番不可。第三是综合。综合就是将分析所得的结果,组织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综合的最大目的,就是在求思想的经济(Economy of thought)。科学的公式,必须能以简驭繁,就是要把最简单的公式,解释和驾驭许多繁复的现象。无综合头脑的人,常觉得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不是各不相关,就是紊丝一团;而在有综合头脑的人看来,则觉得处处关连,头头是道,可以从中找出一个整齐的头绪,美丽的系统。第四是远瞻。讲艺术要注意远景,讲科学何独不然?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因为研究专门的东西,最容易囿于一个狭小的范围,而把大者远者反遗忘了。专家的定义是“一个人在最小的范围以内,知道最多的东西”。所以专靠专家来谋国,是可以误大事的。蒋百里先生,在他的《日本人》中,形容日本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情形,有一段话最足发人深省。他说:“日本人很能研究外国情形,有许多秘密的知识,比外国人自己还要丰富。但正因为过于细密之故,倒把大的,普通的忘记了。譬如日本人研究印度,比任何国人都详细,他很羡慕英国的获得印度,但是他忘记了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是在大家没有注意时代用三百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日本人却想在列强之下三十年内要成功。日本人又研究中国个人人物。他们的传记与行动,他很有兴会的记得,但他忘记了中国地理的统一性,与文字的普遍性,而想用武力来改变五千年历史的力量,将中国分裂。他又羡慕新兴的意大利与德国,开口统制,闭口法西斯,但他忘记了他无从产生一个首领。”这一段话,我不厌求详的写下来是因为他不但是给日本人一顿严厉的教训,也有可供我们深思之处。我们所理想的科学家与思想家,不应钻在牛角心里,而应站在嘹望台上。以上四点,都是值得每个研究社会或自然科学的人加以深切注意的。黄梨洲说,“无速见之慧”,智慧是要努力才能浚瀹的。我们要努力求学问,我们更要努力求智慧!唐人高骈有一首诗道:“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这是一首很有哲学意味的诗。哲学最早的定义,就是“爱智”,也就是对于智慧的追求(Pursuit of wisdom)。它对于宇宙和人生是要看整个的,不是看局部的;对于历史是要看全体的,不是看片段的。一时的便宜,可以酿成终究的吃亏。穷兵黩武的野心家可以造成无数战场的胜利,而最后得到的是整个战局的失败。这是缺少智慧的结果。现在的世界,学问是进步了,专门的知识是丰富了,但是还有这种悲痛、残酷、黑暗、毁灭的伟大悲剧表演出来,这正是因为人类智慧贫乏的缘故!想挽回人类于空前浩劫的人,在这阴翳重重的世界里面,只有运用慧剑,才能斩除卑狭私伪,骄妄怨毒,塞心蔽性的孽障,才能得到长久的和平。希伯来古话说得好,“快乐的是能寻着智慧的人,是能得着了解的人。”(“Happy is the man that find the wisdom,and the mall that get the understanding”-“pro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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