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印度的美好与野蛮）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是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系列在8月出版的一本新书，该书2017年获得“爱弥尔·吉美亚洲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作者拉纳·达斯古普塔作为从印度移往英国的二代移民，透过一系列采访和个人的探索观察，描绘一个百万富翁与贫民窟并存，机遇和腐败共生的所在，呈现出一幅与资本主义相遇的德里城市肖像。

该书以印度首都德里为研究对象，讲述了这座在自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浪潮中迅速发展中的城市中的三种人群：官僚及权贵集团、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农民的不同境遇。前两类人自视为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者，但其中的“印度新中产阶级”与中美两国所称的中流砥柱的中产阶级不一样，这一群体在整个城市和社会中占比太小，因为当时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家庭在印度占比不到10%。

尼赫鲁在剑桥上学时，接受了费边社社会主义观念，在回国十年之后，开始了其政治生涯。1927年，他到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回国后即效仿苏联经济体制制定了一系列“五年规划”来实现增长和现代化。然后第二个五年规划即在现实面前一败涂地，然后被废弃。1964年尼赫鲁去世时，印度农产品严重短缺，众多行业停滞不前。此后的70和80年代，印度经济持续在封闭中低阶自循环。直到1991年，现行体制支离破碎，执政党国大党丑闻不断，党首拉吉夫.甘地（尼赫鲁之孙）被暗杀，发生经济危机，印度于是向IMF申请了20亿美元紧急贷款。贷款的前提就是以近七十吨黄金抵押并且立即进行自由市场改革。于是，自70年代以来的自由经济倡导者莫汉.辛格1991年就任新财长（此公2004年被任命为印度总理），并宣布印度开始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自此以后多年，印度经济每年的增长率基本均达10%。

“业务流程外包”（BPO）成为了印度全球化的新标志。基于现代通信，一个公司的不同职能可以被分配到全球各地，而运作不受影响。于是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把非核心业务转移到低薪酬地区以节省成本。90年代中期，大量新兴IT公司在印度南部迅速崛起，他们的优势不仅在于成本比美国同行低一半，还在于可以压缩时间：由于时差原因，印度程序员可以在美国上司睡觉的晚上工作，将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

这些公司主要都分布在首都德里外围毗邻首都机场的古尔冈新区,其中的领头羊即是通用电气。当时，金融服务已成为GE整个集团最大最赚钱的部门，GE集团试着将金融板块的全球后勤业务放到印度后，发现不仅成本比在美国本土低一半还不止，而且雇员质量也提升不少，从美国的辍学者升级为印度的大学毕业生。外包行业在印度雇佣了80万人，间接创造了40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创造160亿美元的收入，很大地拉动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在90年代经济自由化之前，工作机会很少，于是好多青年就在大学一直读到硕士，而毕业后的惟一出路就是去当私人家庭教师；而在外包行业兴起后，BPO公司们发现有很大一个大学生群体可供招聘，而年轻人们找工作也容易起来。

以外包产业的兴起为标志，1991年后整个资本主义的基础都需要建设，各个行业都有激动人心的工作。这就使得年轻人们离开家庭，脱离了父辈们古板平静的生活方式，转而以公司为中心寻找到生命的活力。而那批在80和90年代成年的中年人则也从高尚的尼赫鲁愿景中醒来，投身于利益至上原则之中。这些中年人或在官僚机构，或与官僚机构紧密联系，成为了经济自由化红利的主要受益者，一部分人迅速崛起。

经济自由化前，医疗以公立医院为主，医疗成本要低很多。但自由化以后，公立医院资源变得匮乏，中产阶级全都涌进新的私立医院。私立医院成为一门大生意，这些私立医院背后都是权力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他们有政府关系，能拿地拿补贴。而私立医院追求收入最大化，从而背离了医疗判断与伦理（与中国莆田系医院比较像）。例如，某公立医院医生被挖角去私立医院，年薪2400万卢比，涨了10倍，但要每年赚取1.2亿卢比的收入，手段就是多开化验单。

报纸把德里称为印度“强奸之都”，由于以性侵闻名，其他城市的女性都怕去德里。作者认为，印度的殖民地史使得男性不得不妥协并接受英国式生活，但女性则被视为留在家中的精神纯净的堡垒。印度文化中对完美家庭妇女形象的崇拜，但另一方面则隐含了对“公共”女性的憎恶。然而经济发展引起大量中产阶级女性的经济独立和走出家庭，于是就成为社会焦虑和不满的发泄对象。与普通看法相反，暴力的出现并非来自没有文化或价值观的男性，而恰恰来自最在意这些事的主流社会男人，例如警察、法官和政客。“失去对家中女人的控制是最可能激起北印度男性愤怒的事情之一。”

经济自由化前后，周边邦的农民进城务工，在郊区各定居点聚居，自己逐渐做好了街道和水电设施，定居达三四十年。而随着德里城市的扩张，政府想回收土地从中牟利，即将这数十万人定义为非法定居，赶到更远处，便却连基本的生活必需设施都没配备，大部分男性因此丢了工作，孩子们也因搬迁只能辍学。

在德里东南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有三亿人口平均收入为500美元。这些人没有享受到印度经济的繁荣，恰恰相反，印度经济的繁荣反而部分来自于企业对农村的占领。印度大多数土地都在小农手中，其对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在尼赫鲁时代十分稳固。然而经济自由化后，各种官僚及周边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形式的巧取豪夺，动用黑帮、警察，或直接利用政府人脉近乎无偿地收回重新分配。如此野蛮的征地自然带来大量牢狱、冤案甚至杀害，但也引起了此起彼伏的抗议，甚至还出现了一支毛派武装，到06年时已控制了印度五分之一的森林。而幸运保留了土地的农民也发现生态条件特别是水资源在快速恶化，扩张的城市抽干了方圆数百公里的地下水。而在政府强令推动下越来越商业化的作物种子、化肥、杀虫剂均在加速农民耗尽其土地和收入，再牵扯农村横行的高利贷，于是进入持续恶化的债务螺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每年都有1.5万名印度农民自杀，”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农村危机产生的大量难民涌向了城市，1991~2011年，德里人口增加了700万，大多来自农村。其中很多人成为了中产阶级的佣人或是工厂工人。在这一时期，工厂中工人的地位也大降低。最初，德里工厂约九成的工人都是永久雇工，有养老金和保险，且受法律保护；而到2000年，七八成的工人都是临时工，不受法律保护。并且不像中国，印度雇主对工人的生活设施投资很少。

印度每年有1500~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市场上没有那么多工作，唯一有可能吸纳如此多劳动力的是电子和纺织品制造业，但印度这两个产业的规模却不大。IT和BPO行业很发达，但却一共只雇佣了两百万人。

经过20年的一党统治，本已盛行的腐败蔓延成为一种流行病。尼赫鲁时期的模式是是企业向政党捐款换取影响力的”公对公“模式，继任的英迪拉.甘地禁止这一模式后，企业转而收买个人，“公文包政治”时代开始。作者称，80%的官员都腐败。印度官僚机构被列为亚洲最腐败，这实在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据称，海关和税务部门是肥缺，这些部门高官能敛财上千万美元。而各个岗位都有生财之道，例如北方铁路系统某调度岗位，“你只需要打开你的抽屉，就会有成捆的钱进来”。

典型的德里男人想要的都是开着豪车到酒店，然后在众人注视下走出来。因此可以说生活在德里，无论你愿意与否，始终都处于对财富的激烈竞争之中。

在经历了市场化这样的大潮后，当巨额财富在一片混乱中落到富人手中，连富人自己都无法解释财富是如何或为何到自己这里的，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此过程是多少的不足为外人道。他们获得财富靠的是几种要素的结合：运气、关系、暴力和诡计，这些都和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换成其他人也能行。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必须行贿，从体制中偷窃、恐吓别人、制造敌人，并且记忆一切不能帮你累积财富的事情。

中产阶级虽然是印度将穷人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受益者，但他们却也日益焦虑，因为他们发现：

（1）繁荣仍局限于受过教育的少数群体，大多数印度人的处境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仍然糟糕，自己孩子几乎不可能获得世界级的教育，官僚制度阻碍了所有的创业冲动。

（2）德里的社会很大程度是由一个隐蔽的集团在管理，而这个集团的利益与他们是不同甚至敌对的，并且这个集团在垄断城市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资源，即便是小如开咖啡馆或书店这样小的创业契机所需要的政治关系也不是他们能达到的。

中产阶级对未来社会希望是随着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前的丑闻破灭的。中产阶级本希望通过此大型活动来提升城市的基础设施，最终却大失所望。运动会筹备花费了7000亿卢比，是最初预算的40倍，其涨幅主要来源于各种勒索（一个著名例子是，为组委会提供的卫生纸每卷80美元）。而数十亿美元腐败资金流向德里的房地产，导致德里的地产价格随之上涨。这就使得中产阶级产生了一种幻灭感：财富这个词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完全随机的，辛苦工作没有多大意义，大家都对小概率、高价值的意外之财充满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