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 例子（日记中的春秋笔法）

初读鲁迅日记，你也许会觉得单调无味，但你若知道许多日记背后的故事，你就会发现，鲁迅日记的写法是很有味道的。在不露声色的简单记载中，其实隐含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用一句老话叫做“春秋笔法”。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对袁世凯的记载。1913年10月10日：“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这虽似很客观，但其实也可以是含有讽刺意味的。到1916年6月28日的记载就有意思了：“袁项城出殡，停止办事。”冷冷数字，显示了对这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的独夫民贼的蔑视。

有时对一些权势者，鲁迅并不直接贬抑，就以当时教育部的几位“总长”也即部长的记载：1912年9月6日“……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甚怪”二字当然不是什么好话。1913年2月5日：“范总长辞职而代以海军总长刘冠雄，下午到部演说少顷，不知所云。”“不知所云”四字就更语含讥讽。1913年4月20日：“得本部通知，云陈总长以中央学会事繁，星期亦如常视事，遂赴部，则无事，午后散出……”记述很简单客观，但也就把一个颟顸、专断而惯于作秀的官员嘴脸都描绘出来了。1916年6月9日：“得二弟信，三日发，经绍卫戍司令部检过，迟到。”虽是完全客观的记述，却透出强烈不满。同样，1925年12月1日：“午后往女师大开会，后同赴石驸马大街女师大校各界联合会，其校之教务长萧纯锦嗾无赖来击。”“嗾无赖来击”五个字语气平静，但褒贬尽存其中了。

对有些事，由于不加说明后来会无法解释，所以鲁迅会稍为详细记载：1934年9月10日：“下午收靖华所寄《十月》一本，《木版雕刻集》（二至四）共叁本，其第二本附页烈宁像不见，包上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邮政检查委员会验讫’印记，盖彼辈所为”（“烈宁”就是列宁），既清晰准确记载事件真相，同时一句“盖彼辈所为”就极愤怒地揭露了当局的邮件检查方式。

但另一种情况，内容可能更加复杂。例如对于兄弟反目的记载。1923年7月14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事实上，这里记载了鲁迅兄弟从“兄弟怡怡”的融洽关系到“兄弟参商”形同路人关系的突变。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单独吃饭，他只用“此可记也”四个字记述，可谓五味杂陈。因为与弟媳妇的冲突说来不足为外人道，但是实在使他极为郁闷。这里到底有些什么故事，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尽管还没有与周作人直接冲突，但是冲突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所以这四个字隐藏了这个千古之谜的全部秘密。过了五天（19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这里，又以一个客观的记载表明了自己的无辜。

鲁迅善于用一个词语来点出褒贬，这正是“春秋笔法”的神髓所在。1928年8月24日：“立峨回去，索去泉一百二十，并攫去衣被器十余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就是所谓“义子”的故事。鲁迅在厦门大学有个学生叫廖立峨，追随鲁迅到广州，再到上海，还带了女朋友。鲁迅就收留他们借住。这个学生对外自称鲁迅的“义子”。但是第二年“革命文学论争”发生，创造社、太阳社猛攻鲁迅，他怕了，于是决定返回广州去。他对鲁迅说：“人家说我跟这样的人住在一起”。临走，要路费，要衣被用具，鲁迅只好资助他一百二十大洋和衣被。在日记中，鲁迅用“索”和“攫”两个字，就把对廖的鄙视彻底写出来了。

有时候鲁迅也并非什么都要说透，只是做一个“立此存照”的客观记载：1930年4月29日，“上午得上海邮务管理局信，言寄矛尘之《萌芽》第三本，业被驻杭州局检查员扣留。”只是做个记录者，却也显出隐藏的情感色彩。又如1926年3月25日“上午赴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当时他悲愤交加，但他不多写一字，尽在不言中。

1926年11月17日“下午校中教职员照相毕，开恳亲会，终至林玉霖妄语，缪子才痛斥”。这是在厦门大学发生的故事。内中其实也是有故事的。原来，林语堂的二哥林玉霖当时是厦门大学的学生指导长，他在恳亲会上说：“我们的老校长（指林文庆）好比家长父亲，教员好比年长的大哥，同学好比年幼的弟妹，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高等学府老师，竟然宣扬这种封建伦理观念，鲁迅几乎立刻跳起来指斥。谁知理科教授缪子才实在听不下去，先鲁迅一步站起来予以痛斥说：“我们都不是妇人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比喻呢？”鲁迅明显是赞同缪的意见的，所以用“痛斥”一语。

还有一种，是在客观记载时暗含褒贬。1933年1月11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访三弟，即同至中央研究院开民权保障同盟[会]，胡愈之、林语堂皆不至，五人而已。”说胡、林“皆不至”已经含有贬义，再加上“五人而已”，就更明显地表明了对两人“皆不至”的不满。

又如1936年7月7日：“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在提到陈仲山时，特别加一个“托罗茨基派也”，虽然只说他是某派人，但实际上是很严重的一种贬责。1916年5月7日：“周友芝来，多发谬论而去。”发了什么谬论，没有交代。但是用了“谬论”二字，是非也就跟着定了格。（王锡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