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一代越剧宗师王文娟先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第三章 好风来时篷才张

初露头角（1942—1947）

一、尝试“单飞”

1942年歇夏时，剧团里有一位类似总务职位的人叫王惠章，他把团里的二三肩演员以及我们这些小学员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临时的演出班子去杭州、嘉兴以及上海郊县的剧场演出。这是我头一回出去“跑码头”，可以说是我“单飞”前的第一次“试飞”。在这个班子里，我是二肩花旦，头肩花旦凌喜娟，小生筱素娥，老生筱湘麟。

初次离开老师，生活和演出上碰到的问题都要靠自己来解决。第一站在嘉兴的寄园剧场，条件比较艰苦，我们住在简陋的后台，生活上诸多不便，因为在上海时，我习惯了跟着老师有单独的化妆间。但这些小麻烦和我们终于有机会独当一面的喜悦和兴奋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二肩旦意味着第二女主角，我平日的勤学苦练终于有了一次全面“实战”检验的机会。

在“寄园”的打炮戏是《盘夫索夫》，我演赵婉贞。戏是熟戏，赵婉贞的戏份也不重，照理是不难演的，但此时我却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我平日学戏时，包括看其他老师的演出，通常只注重头牌角色的台词和表演，而对配角的戏不怎么留心，看的时候也只是粗略带过。如今到了真正要上台演的时候，才发现很多具体的地方似懂非懂，印象模糊。

随团学员和科班学戏有很大的差别，随团学员什么行当都要学都要会，从龙套到主角，靠勤奋看机遇，是一个自下而上，优胜劣汰的成长过程。在科班学戏，往往一开始便由老师根据学员的天赋、资质分派行当：生旦净末丑，分派给你什么你就学什么，有的幸运儿一辈子没有演过配角，出科便唱主角。应该说，这两种学制各有长处，通过这次舞台实践，我发现了自己学戏的“盲点”，于是赶紧及时“补课”。

幸好凌喜娟在剧团时就是二肩旦，我碰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随时请教她，她也毫无保留地热心教我，在细节上一一指点。比如赵婉贞去严府拜寿经过花园时，要用到哪些赋子；严兰贞前来索夫，哪些时候婉贞不便直言，应由丫鬟玲珠出面解释等。

回头去看，这段从六肩旦龙套一步步唱到头肩旦的学习经历，既锻炼了我塑造不同身份、性格人物的能力，更培养了我在舞台上的整体意识和大局观念。等到自己演上主角之后，我也习惯于拿到剧本，先整体通读几遍。最好要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口气把剧本读完，有条件连看几遍，把最能感动自己的地方抓住，而不是只看自己角色的戏，只读自己的台词。排戏的时候，不仅关心自己的表演，也注意给配角演员留出足够的空间。戏剧是一门整体的艺术，只有每个在舞台上的演员，都能充分展示他们的光彩，这个戏才是真正成功的作品。

在“寄园”，首先获得观众肯定的是我在《沉香扇》中扮演的丫鬟兰香。那天演完戏，王惠章的妻子乐滋滋地跑来告诉我，刚才在观众席里听见大家都在说，“演兰香的小姑娘勿错，蛮活泼可爱的。”我听了也很高兴，但心里明白，这并不全是我的成绩。《沉香扇》是姚水娟老师的拿手戏，她戏路宽广，善于独辟蹊径挖掘戏份，一人兼演两角，前半场演丫鬟兰香，后半场演小姐蔡兰英。我在“偷师”时，把这两个角色一并学了去，这回正好派上了用场。在演兰香这个人物时，重点是表现出她与小姐之间情同手足的主仆关系，表演上可以略微夸张一些，显示她机敏、热心的性格特征。比如小姐和书童蔡安（徐文秀）在书楼相会，此时小姐的哥哥忽然上楼来，她“啊呀”一声，顿足搓手，围着小姐急得团团转，本来替小姐打着扇子，情急之下，倒给自己先扇了起来。

二肩旦的角色范围比较宽，除了丫鬟之外，还要演一些正旦角色，如《碧玉簪》中的李夫人、《玉蜻蜓》中的张氏大娘等。碰到这类角色，我演起来就比较吃力，我那时才十六岁，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身形又单薄，宽大的戏服穿着直晃荡，根本撑不起来。大姐们笑我，活像是小孩子偷穿了大人的衣服。上台前，凌喜娟大姐关照我，扮演中年女性，你得把步子迈大一点，嗓音压低一点，动作放慢一点，抓住这几点，基本就能过关了。

1940年代中期，剧照

同时，当看到头肩旦的表演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也会将平日的学戏心得告诉喜娟大姐。如《碧玉簪》“三盖衣”一场，王玉林醒来发现身上披...

这种把人物内心潜台词说出来的手法，是姚水娟老师在表演中常用的技巧。又如《沉香扇》中“书房会”一场戏，徐文秀恳求表弟（女扮男装的蔡兰英）让他去河南招亲，蔡兰英却要他在自己面前下跪才肯答应。文秀无奈只能依从，下跪前念道：“小姐啊小姐，我为了你的终身，表弟要我跪在他的面前，你在绣楼之中可曾知道啊？”姚水娟在一边用水袖挡脸，俏皮地接了一句“我早已知道来！”每次演到这里，台下观众总是笑声四起，我在台旁也不禁暗暗叫好。姚水娟的表演擅从细节处抓人心，一句台词既增添了喜剧气氛，也不损害人物性格。我后来重排“书房会”一折时沿用了这段表演，许多观众或许不知道，“原版”正是出自这位前辈老师。

又如在“盘夫”中，当严兰贞进了书房，以“背书”为名，要复述她在门外听到的曾荣身世时，曾荣冷淡地表示：“你只管背，我是掩耳不听。”姚水娟老师在这里为严兰贞接了一句念白：“怕你不听？！”这句台词符合严兰贞娇生惯养的强势性格，并凸显了戏剧冲突，我后来也沿用了这个处理。

类似的表演细节我都会向喜娟大姐提出，她也乐意接受，马上在演出中改进。我们相互帮助，合作得非常愉快。回到上海后，我大多数时间依然跟着老师竺素娥辗转于各家戏院，有时也到别的剧团短期搭班，在上海“民华楼”等处演出，观众的反响都不错。

1944年6月，我随老师进了天潼路的河北大戏院，成为王杏花的二肩旦。从学徒时期，王杏花大姐就是我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这次同台演出，更是观摩提高的好机会。王杏花有一出拿手好戏叫《叶香盗印》，原名《七星剑》，是个传统老戏，她将上下两本浓缩为一本，故事主线集中在丫鬟叶香身上，“盗印”一场精心设计了整套身段动作。每次演到这一场，我都到台侧仔细看，将表情、身段和舞台调度默记在心里。后来我扮演《信陵公子》中的如姬时，“盗符”一场也借鉴吸收了王杏花大姐的表演。

王杏花大姐虽然是前辈，但在我这样的后辈演员面前十分虚心，不耻下问。《叶香盗印》里我演小姐谢素珍，她化完妆反复端详了几次，又看看我，问：“我这个丫鬟是不是显得太高大了？你帮我看看怎么上了台能显得更小巧一些，更像你这个年纪的小姑娘？”

1944年年底，王杏花大姐结婚离开河北戏院。老板为缺少头肩花旦发愁，找我老师商量，老师说：“不用找别人，文娟可以顶上去。”老板担心地问：“王文娟？她能挑得起这副担子吗？”老师说：“挑得起，我有把握，你如果不放心，她的包银从我的薪水里扣，我保证她能够胜任！”见老师如此坚决，老板同意让我试一试。

老师后来对我说，她之所以这么有把握，一是我在河北戏院唱二肩旦的这段时期，已经小有名气，积累了一定的观众基础；二是老师知道我这些年勤学苦练，会的戏已经不少，就是还缺少演主角的机会和信心。老师平常虽然话语不多，却一直默默关心关注着我的成长。

这是我第一次演上头肩旦，又是和老师这样的名小生合作，心里非常紧张。老师不断地鼓励我，为我打气，说：“你可以做到的，不要怕，不会的我教你！”她夜戏下来，就给我说第二天的戏，对一些重点场次如“写状”、“归宁”、“三盖衣”等，她都仔细替我抠戏。要求我一招一式一字一音，都要与人物的思想感情联系起来，细致入微地刻画角色的内心世界；并一再叮嘱我，每场演出务必要做到一气呵成。讲完戏，我一个人继续排练至深夜，总要老师反复催促才去休息。躺在床上，再把老师指点的关节默想上几遍，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1949年与徐玉兰合演《贩马记·写状》

我和老师合作的第一出戏是《贩马记》，我演李桂枝。这出戏我并不陌生，老师和其他名旦演出时我经常看。开场前，老师又将人物的感情、身段动作反复一一指点，我自认为都已经烂熟于心了，可是到了台上，我眼睛里看出去的赵宠，依然还是我的老师，而不是戏中那个新婚的夫君，怎么也入不了戏。比如桂枝要丈夫替她写状，赵宠故意推托，桂枝激他说：“我知道你是不会写的！”赵宠说：“写是会写的，只是无人磨墨！”趁机要求妻子替他磨墨。等他写完状纸，桂枝说：“状子是有了，可是我不会告状呀。”赵宠说：“我来教你！”拿过状子顶在头上，单脚跪下叫了一声：“大老爷，冤枉呀！”此时桂枝一把拿过状纸，学着丈夫的口气说道：“来呀，带去收监，明日早堂听审！”转身调皮地用食指点了一下丈夫的额头，掩口一笑下场。这一场戏，除了要表现桂枝替父申冤的苦情外，还应该在细节中体现新婚夫妻的亲昵甜蜜，但我怎么也演不出来这一点，语气身段都显得生硬。下了戏老师找我谈，一语说出了我心中的顾虑，她说，上了台便不分老师和学生，只有角色和人物，演戏时一定要做到心无旁骛，才能够全力投入。她觉得这是我舞台历练不够的表现，演出实践多了便会改善。

我在台上演戏时，老师一边仔细观看，一边记下演出中的问题。比如演完“三盖衣”，老师对我说：“你在第一次盖衣时，不要一拿到衣服就表现出害怕的样子，此时你的第一反应是担心王玉林会受凉，本能地想拿衣服替他盖上。所以前面几步路你要走得快一点，等到走近时，想起他平日对你的冷淡态度，脚步才不觉放慢下来……”这些细节上的提点，让我体会到名师大家的名不虚传，如果不是这样的密针细缕、精雕细刻，戏又怎么会好看呢？老师把自己总结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我，令我受益终身，后来无论我演什么戏，扮哪类角色，想起老师教我的表演心得，常有一种温故知新，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河北大戏院的这段时间，我和老师演出了《盘夫索夫》、《沉香扇》、《碧玉簪》、《梁祝哀史》、《贩马记》、《玉蜻蜓》、《孟丽君》等戏，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越剧传统名剧。那时我才刚满十八岁，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还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演完几场后，在后台遇见老板，他笑呵呵地对我说：“王小姐，这几个戏演得勿错，观众反应蛮好。”那时的剧场不比现在，喝彩和鼓掌都很少见，老板这几句话，也算是我得到的一种肯定，我心想，总算是没有辜负老师的信任。虽然只是临时顶替一回头肩旦，但这一次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

1945年4月，我跟着老师进了同孚戏院，成为小白玉梅的二肩旦。小白大姐性格开朗，待人豪爽热情，她的嗓音亮、戏路宽，演戏不拘泥名分地位，很爱演反派角色。演《贩马记》时，她喜欢演二路角色继母杨三春，把主角李桂枝让给我演。又如演《妻党同恶报》，她演继室田氏，让我演主角柳氏。她总说：“妹妹，这角色我不爱演，你演吧。”她觉得正角不如反角、泼旦豁得开。我既有机会演正派主角，又能观摩她反派角色的表演，一举两得。很感谢这位直爽开朗的前辈。

我的1940年代

二、南翔惊魂

1945年歇夏，有个叫小凤仙的班主邀我去南翔演出一个月，我担任头肩旦，小生邱桂芳，老生宣月琴。那时正逢抗战胜利前夕，日本侵略军即将投降，也是狗急跳墙最为疯狂的时刻。

一天夜戏开场前，有个汉奸翻译递了张条子到后台，点名要我演“来富敲腿膀”，这是一出诲淫戏。我说：“这种戏我不会演，从来没有学过。”见我坚持不肯演，剧场老板发话了：“这种戏都不会，还算什么头牌花旦？”我说：“那你另请高明好了！”说完就要卸妆走人，小凤仙连忙出来打圆场：“你走了，场子里的观众怎么办？算了算了，今天还是先演你的《沉香扇》。”夜戏演毕，我收拾行李准备连夜回上海，小凤仙见我要走，急道：“戏班和剧场是订了合同的，你一走，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办？你不想演那种戏，不演就是了嘛！”我心里也很矛盾，老板可以不理，同台的姐妹却不能不管，我走了必然会影响她们的生计，想了想还是决定演到合同期满。

隔了两天，日戏开场前，我正在后台化妆，一个兵痞模样的人进来，开口就问：“谁是王文娟？”大家都默不做声，我说：“我是。”那人走到我跟前打量了一下，说：“哦，是你。我们队长说了，今天晚上让你和那个小生去唱堂会，你们演完戏就过去！”我听了心里一紧，常听说一些姐妹被叫去唱堂会，遭了暗算被人霸占，我立刻拒绝说：“两场戏演下来很累了，我不去。”那人掏出手枪“啪”地往我面前的桌子上一放：“这是我们队长的命令，不去也得去！”我心想，就是打死我也不会去的，光天化日之下，你开枪试试。僵持了一阵，那人气呼呼地收起枪，临走恶狠狠地撂下话说：“你们都听好了，今天晚上一定得去，不去的话后果自负！”

他一走，大家都慌了神，让小凤仙出面去调停。我哪里还有心思演戏，好容易熬到演出结束，不料小凤仙开口就说：“晚上你还是要去！”我一听跳了起来：“我不去！我现在就回上海。”她一听也急了：“日本人得罪不起的呀，你可以来去自由，我们走不掉，你一走我们肯定要遭殃。”说着眼圈都红了。见她这样，我也有点于心不忍，何况事关全体班底的性命。我冷静下来想了想，说：“去也可以，你答应我三个条件：第一，你亲自带队，多带点人；第二，同去同回；第三，若是中途撇下我，闯出祸来你们负责。”小凤仙满口答应。

夜戏散场后，我和小生邱桂芳、老板娘、六个乐队总共九人出发了。走在一个很深的巷子里，曲曲弯弯的，我一边走一边记地形，脑子里就像是过电影一样，心里盘算怎么才能最快地逃出来。七拐八弯终于到了目的地，房子在巷子最深处，我飞速扫视了一下，只见一间狭长的房间，放了两张床，离地面较高处有一扇小窗户，窗户上罩着铁丝网。见里面无路可逃，我心想，绝不能进屋子，示意乐队师傅在门外坐成一排，我和小生邱桂芳拿了条板凳抵在开着的房门处坐下。那两个汉奸翻译官见我们不肯进屋，便说：“两位小姐进来坐吧。”我们不动，佯装没听见。小凤仙说：“长官还是赶快点戏吧，时间不早了，唱两段我们就走，明天还要演戏。”一个汉奸摆摆手说：“既然这样，就不要唱了。你们先回去，随后我们送两位小姐回戏院。”我一听急了，拽住老板娘低声说：“不能走，你们走我也走，要死就一起死！”这小凤仙倒也讲义气，她说：“这个不可以，我们既然一起来，就要一起回去。”汉奸不死心，装模作样同我们攀谈，问我们家里有多少人，家累重不重？说小姑娘出来唱戏太辛苦，叫我们别唱了，家里的开销他们给。任他们怎么说，我们只是板着脸不理。僵持了很久，或许是自觉无趣，他们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算了算了，不要唱了！都回去吧！”我们顿时松了口气，一阵风似的离开了那里。

一场风波刚刚平息，没过几天又遭遇一次惊吓。那天夜戏演完，剧团里很多人出去散步，我们几个小姐妹在剧场门口乘凉，突然看到远处有两个日本兵朝我们奔来，嘴里叫着：“花姑娘，花姑娘！”吓得我们转身就往里跑，大叫：“日本人来了！”剧场是用毛竹搭起来的，也没有锁，两个鬼子追到剧场里，站在台上朝观众席张望。整个剧场里只有舞台上有一盏昏暗的顶灯，底下一片漆黑，鬼子看不见我们，我们却能看见他们。我们躲在座位下面，屏息敛气，一动也不敢动。鬼子看看四下无人，只好悻悻地离开，直到他们走远了，我们才敢出来。

在南翔演出的这一个月里，真是担惊受怕到了极点。虽然最后有惊无险，回到上海后，我再也不敢出去演戏了，还是在老师身边安全。但无论我怎样留恋老师温暖的羽翼，终究还是要面临真正“单飞”的那一天。1945年下半年，老师结婚逐渐淡出舞台，意味着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即将失去靠山，在越剧舞台上独自奋斗。在学艺生涯里，我的老师不仅悉心传授我表演技艺，更是我人生的“庇护伞”，替我遮风挡雨，让我免于在这艰难乱世中沉浮飘零。对这位“阿姐老师”，我始终心怀感恩。

我第一次正式“挑大梁”是在1945年8月。当时，同孚戏院邀请我作为头肩花旦，与邢月芳大姐合作演出。邢月芳师承男班艺人马潮水，她的嗓音宽厚，传统戏功底扎实，对我这个小妹妹颇为照顾。团里的编导林健、闻钟等先生，善于挖素材写故事，新戏题材古今中外包罗万象，如《茶花女》、《汉明妃》、《西太后》、《时代青年》、《杨乃武》、《女皇秘史》等。因为观众看戏讲究新鲜感，戏码更换频繁，老戏新戏交替演出，有时每隔两三天就要换一出戏。那时的编导制度还并不完善，导演有时只是给你一个大纲几段唱词，简略地说一点戏，具体怎么演怎么唱，更多还是要靠演员自己去发挥，基本上属于“半路头戏”。

同孚戏院位于石门一路，相比当时其他闹市黄金地段的剧场，位置略偏，在业内被认为是一个不容易唱的场子。我在1945年至1947年，前后三次进同孚演出，票房却一直很好。这和时局也有一定关系，随着抗战胜利，越剧演出市场日渐繁荣。这一时期也是我艺术生涯中的积累期和上升期，在连年累月的演出实践中慢慢站稳脚跟，在观众中逐渐有了一定影响。当时有报纸评论说，短短几年，我从一个六肩花旦（其实就是龙套）飞升到头肩，进步之迅速，令人刮目相看。其实，从学艺算起，我在舞台上也已经摸爬滚打了六七年，差不多等于一个初中生念到大学毕业。

大学生要有一技之长，在当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想坐稳头肩位置，也必须掌握一定的艺术才能。首先，必须会演众多传统老戏，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沉香扇》、《盘夫索夫》、《玉蜻蜓》等，还有一些应时戏，如端午演《白蛇传》，中秋演《阴阳河》，七夕演《牛郎织女》等。另外，头牌演员还要有属于自己的拿手戏（或称看家戏），所谓“名角必有名剧”，如王杏花的《秦雪梅吊孝》、《叶香盗印》，竺素娥的《投军别窑》、《武松》、《剖腹验花》，姚水娟的《沉香扇》、《孟丽君》、《貂蝉》等。

我演戏不大会耍噱头，相信认真用心的表演才经得起观众的审视和回味。以前在学艺阶段，只是简单地模仿老师们的唱念做打，后来戏演得多了，逐渐悟到一些表演中的道理，能够举一反三，融入自己的体验和设计，也有了几出自己比较拿手的戏，如《沉香扇》、《三看御妹》、《孟丽君》、《盘妻索妻》、《白蛇传》等，这些戏都是在前辈老师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丰富，感觉演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比如在《沉香扇》“书房会”一折中，姚水娟老师过去的演法是，她故意戏弄徐文秀说，我要到河南与蔡小姐拜堂成亲，等到第二年我们生个儿子，说着她作双手抱孩子状，一只脚抬得高高的，眼睛瞟着徐文秀，像是在刺激他，看我多么幸福，如何肯把小姐让给你呢？我在演出时，根据剧本的变动，在吸收姚水娟老师表演风格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发挥。当徐文秀要求让他去河南招亲时，我唱道：“小姐的终身……”唱到“终身”二字时，我故意压低声音拉长音调，引得徐文秀喜出望外：“这么说来你是答应了？”此刻我却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提高声音唱道：“我不依——”把水袖用力向两面甩开，右脚往左边一抬，冲着徐文秀得意地一笑，把个老实书生气得无计可施，观众看了也乐不可支。另外，对于“书房会”中两人的出场，我也做了一些改动，原来是蔡兰英走在前面，徐文秀跟在后面，我改成蔡兰英拉着徐文秀的手快步出场，这样更能体现两人少年得志的意气风发，尤其是蔡兰英与金榜夺魁的未婚夫重逢时的欢喜与兴奋。

应时戏如《白蛇传》、《阴阳河》等，是每逢端午、中秋节各家剧团必演的戏码，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体现了演员的艺术个性与创造力。《阴阳河》的情节比较简单，演员一般都在“挑水”的技巧中大做文章。支兰芳对这出戏下过苦功，她用的那根扁担，做得软而轻，水桶边上装饰一圈彩球和电珠，桶内装有干电池。演出时台上灯光齐暗，顿时将一副挑水担子衬得光彩夺目，配上圆场步、雀步、云步、鹞子翻身等，边舞边唱，可谓满台光影流转，令观众目不暇接。我的表演在学习支兰芳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身段技巧。这出戏除了考验演员的功力，还很消耗体力，光是一副担子就有二十来斤重，演出时载歌载舞，非常吃力。

《白蛇传》的演法更是各人不同，擅唱的多加文戏，擅打的武戏出彩。我的老师以武功见长，在她的严格要求下，我的幼功还比较扎实。比如“盗仙草”一场，我肩背双刀手拿拂尘，在幕后唱着导板出场，走圆场快步找仙草，望见仙草在山顶，连翻三个虎跳上山。采得仙草后遭遇鹤鹿二童子拦阻，无奈只能与他们打斗起来，我用了双刀枪、小翻、虎跳、十字马等武打身段，这时台下观众常会发出阵阵惊叹声，我意识到哪些段落观众喜欢看，以后在演出中就会保留。

那段时间，我的生活重心除了演戏还是演戏，十八九岁的年纪，按理正是女孩子爱玩爱打扮的时候，我的心思却全都放在了舞台上。虽然身在繁华的十里洋场，根本没有时间玩乐或考虑其他事情，似乎神经总处于紧绷的状态，整天想的都是今天的戏演得怎样，明天哪些地方可以提高，下一个新戏是什么角色，服装又该如何解决……那个年代有不少女演员唱出些名气之后，便趁年轻结婚退出舞台，曾经也有不少人来给我提亲。跟着老师演出时，有个富商托人来说：“这个小姑娘我要背回去的（意思是做小老婆）。”被我老师当场严词拒绝。在杭嘉湖演出时，有一些人看完戏觉得这个小花旦不错，托人来做媒，在同孚时期也有不少观众写信要与我交朋友，都被我拒绝了。我暗暗下了决心，在把家里安顿好、培养两个弟弟念完大学之前，绝不考虑自己的婚嫁。

三、回乡探亲

1946年初，我在老闸戏院天红剧团搭班。演完《父母之爱》后，中间有近半个月的空当期，我正好趁这个机会回一次家乡，恰巧有个同乡也要动身，我便与她结伴而行。

自从1938年夏天离家来上海学戏，我已经有七年多没有回去了。学戏期间，每年都有较长的歇夏期，那时没有钱作路费，年纪小也不敢一个人回去。等到满师后能挣一些包银了，那几年总要与师姐妹组班去外地演出，锻炼的机会也不想轻易放弃，外加老板调兵遣将频繁更换搭档，每天忙于演出生计，回家的事就一直搁下了。

这些年，我只能通过同乡带的口信了解家里的情况。有时候母亲会腌制一些家乡特产如糟鸡糟肉，托人带给我，每当吃着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更想家了。那时候通信不便，传话的人有时以讹传讹，还闹过不少笑话。有一次家乡有人来，说我父亲得病去世了。我信以为真，当场大哭了起来，每天要演出又不能回去奔丧，只能在住处设一个小小的灵位，每日焚香祭奠。过了几天，又遇见另一个同乡，见我戴着孝，便问起来，我说：“我父亲过世了。”那人大惊，说：“我刚从乡下上来，前几天见你父亲还好好的呢。”后来才知道，前一阵父亲生病，去镇上就医，不知怎么就被误传成他病逝的消息。

有一次，一个自称是家乡来的人找我，说我母亲托她带口信，家里急需钱用，让我把钱交给她带回去。我深信不疑，陆续给了那人两次钱。后来家里人告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这才知道遇上了骗子。过了一阵，那人居然又来了，被我揭穿后，她央告说，自己也是生活所迫，现在身上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我念在同乡，又给了她一些钱。

那时虽说抗战已经胜利，但时局还是不稳，我们尽量避开大路，选择水路坐船回家。临行前，我带了一枚金戒指给妈妈，买了一些吃的给弟妹，另外还准备了一点礼物给家乡的亲朋。那枚金戒指我怕路上丢了，特意缝在内衣的口袋里，想着这样便能万无一失。经过一路车船奔波，终于回到了这些年来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坑边村。

还没到家门口，远远地就看见了母亲的身影，她正在收拾晾晒的衣服，我快步跑上前叫了声：“姆妈！”母亲回头看见是我，惊喜地叫了起来：“彩娟，是你么？你回来啦！”说着眼泪已经溢满了眼眶，拉着我的手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母亲带我走进了一间小柴房，原来自从我走后，家乡闹过几次土匪，我们家原来的房子都被土匪放火烧了，好在家人都平安无事。

1947年剧照

母亲拉着我问长问短，忽然想起说：“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烧年糕去。”七年多了，母亲做的年糕只能是我梦境里的美味，吃着眼前这碗母亲烧的油菜年糕汤，望着她瘦削的脸爬上的细密皱纹，虽然年糕汤依然如同记忆中那么好吃，我的心里却满是酸涩。

两个弟弟长高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记得我离家时，最小的弟弟才五岁，抱在母亲的手里，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大男孩了。一开始弟妹们对我还有点陌生，怯怯地望着我，我拿出礼物分给他们，说起小时候带他们玩耍的趣事，他们渐渐对我热络起来，“姐姐，姐姐”的叫个不停。

父亲在外乡教书，没有见到。晚上等弟妹都睡下后，母亲跟我聊起家里近年的情况。几次匪乱后，家里除了三间柴房，什么都没有了，连吃饭的米、替换的衣服都是问别家借的。村里有的人家更惨，只能长期住在祠堂里。说着说着，我忽然想起那枚金戒指，可是翻遍全身却怎么也找不到了。那只戒指是我身上唯一贵重的东西，是准备送给母亲的礼物，偏偏就弄丢了。我心里又急又痛，母亲也很难过，说：“你怎么这样不当心呀！”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家里的生计艰难，一枚戒指或许能抵上一段时间的家用。我忙安慰她：“姆妈别难过，以后我给你买更好的。”这次回乡让我了解了家里的困境，回去之后，我找到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亲戚，通过他的办事处每月给家里寄点钱，父母也可以常来上海看我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把家里唯一一只生蛋的母鸡杀了，说要给我补身体，还跑去十里路外的黄泽镇买了我爱吃的菜。望着母亲忙碌却满足的身影，弟弟欢喜天真的笑容，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家的温暖。

回家的第三天，我去了父亲教书的村子，他见到我，似乎并没有显得很高兴。我和父亲一起吃了晚饭，他默默地看着我，总在那里叹气。我隐约觉得，他对当年同意我去上海学戏的事依然无法释怀，为自己没有能力抚养子女而内疚。吃完饭，父亲淡淡地问了一句：“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得还好吗？”我说：“阿姐很照顾我，一切都好。我现在可以独立了。”父亲点了点头，似乎安心了一些。

1940年代末，剧照

转眼假期将满，我必须回上海了。父亲不放心我一个人走，他给学生放了几天假，执意要送我回去。第二天清晨，我和父亲离开家。步行了二十多里地，父亲怕我走不动，在县城里给我雇了顶藤轿，他自己却坚持不肯坐轿，跟在后面走。到三界镇已经是黄昏了，父亲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让我先休息，他说要出去走走。

没多久，父亲带着一个陌生人回来了。那人对我说：“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是这里剧场的管理人，今晚我们这里有个戏班要演出《孟丽君》，想请你来客串一下。”我犹豫地说：“那怎么行？这里的剧团我不熟悉，再说时间也来不及，戏马上就要开演了呀。”那人说，你只演后面半场，来得及的。碍于父亲的面子，我只得答应。

一进剧场，就看见台上醒目地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今晚特邀回乡省亲的上海名旦王文娟小姐登台表演，机会难得，切勿错失！”其实当时我在上海越剧界还只是一名崭露头角的新秀，可能在这小镇里，人们觉得大上海来的演员都是了不起的角儿。消息一出，大家都争相赶来看戏，冷清的剧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我急忙走进昏暗的后台准备化妆，戏班里的演员们都围了过来，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一口一个“文娟姐”。我只好微笑着点点头，定定神准备上场。

老戏《孟丽君》的情节和现在大不相同，后半场是孟丽君已经露出女装，金殿上皇帝欲封她为贵妃，孟丽君拒绝，皇帝大怒，下旨立刻斩首。皇甫少华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历数孟和皇甫两家的功劳，要皇帝赦孟丽君无罪。皇帝只得假装同意，实则圣旨上仍写着“立斩无赦”。少华不知情，兴冲冲拿了圣旨赶到法场宣读，念到：“午时三刻立……”顿时念不下去了。眼看午时三刻将到，众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最后还是太后和皇后及时赶来，救下了孟丽君，孟丽君和皇甫少华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剧情可知，后半场孟丽君的戏份并不多，只有“抗旨”和“法场”两场戏，又是一出熟戏，我很轻松地演了下来。演出结束后，许多热情的观众涌进后台来看我，我在包围中匆忙卸了妆正准备离开，猛然间在人群里看到了父亲的身影。虽然他只是微笑着递给我一个鼓励和欣慰的眼神，可是那一刻却让我感到无比幸福。父亲的神情告诉我，他终于改变了对我学戏的看法，他是以我为荣的，这比所有的掌声和喝彩都更让我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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