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延安的地位(抗战时期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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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少雨苦旱、地瘠民贫,高原性干燥寒冷气候,年降水量仅400~600毫米,1940年代,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农业提出的目标是“耕三余一”,即争取做到耕种三年能积蓄下够吃一年的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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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财政仍十分困难,中共机关所在地杨家岭-——二百人左右的伙食单位,吃粮不足,瓜菜也不能保证供应。毛主席和群众同甘共苦,在一段时间里一天三餐喝小米稀粥。

1、从打土豪到二五减租

红军刚入陕北,还是“打土豪经济”:

办法还和以往一样,由部队的政治机关和供给部门共同组织打土豪,抓到地主,就一批一批地罚款,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同时没收地主家的布匹﹑粮食和盐等物资。我们把布匹分给部队,准备给战士做单衣,没收的粮食,除了留下部队吃的以外,其余都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

南方苏区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短期内虽能有效动员一部分贫农参与。但暴烈政策毕竟缺乏持续性,至多见效于一时,难以坚持于长久。红军到达陕北后,虽然最初还只能依靠“打土豪”维持生计,1936年2月20日~5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率红军东渡黄河。发动“东征”,既有扩张军政影响之目的。更有“搞经济”之内涵。

根据地停止“闹红”后的经济政策、土地政策,改为相对缓和的“减租减息”,即“二五减租”——北伐时期国民党一路实行的土地政策。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入湘鄂,为取得农民支持,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制订“二五减租”政策,列入《最近政纲》。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25%,简称“二五减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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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减租后,各类地租一般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0%,最大不得超过45%。南京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二五减租”,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租不得超过所租收的40%,所有苛例一律取消,佃农对所耕地有永佃权。

1937年,我党明令废止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不再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改为减租减息。

1939年冬,各根据地相继实行“二五减租”,既改善佃农生活又保证佃权,借贷利息减至一分。晋察冀边区的彭真:“这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息还重,但已比高利贷降低了。”

1938年5月晋察冀根据地,彭真发表《广泛进行抗战的财政动员》:

过去边区没有正确的财政政策……财政的来源专靠向富有者征收或募捐……因此才筹款极少而摩擦极多。

晋察冀在日寇控制的平津周围,种植的棉花不供给日寇,边区政府劝农民少种棉花多种粮食,日伪政权就是向农民发放棉花种籽,但也没多大用处,百姓甚至不愿到日伪城镇去赶集,竟发生日伪被迫用汽车载着百姓进城赶集,但成效并不大。聂荣臻:“敌人占去了我们的城市并不能控制我们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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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配土地后,陕甘宁边区人均拥地三垧(三亩/垧),每亩收粮三四十斤/年,每人每年收粮不过三四百斤。吃喝、种粮、牲口及其它一切用度全都指着这点收成。维持生活已不容易,还得缴“救国公粮”。

延安时期,除了经济政策“二五减租”,还大力垦荒、鼓励私有经济、改善劳资关系、注意调节税收;政治上“三三制”、统一战线、优待敌俘、民族平等、简政廉政;司法制度上,严格执法、优化狱政、保护外侨、保护私人权益;文化教育上,兴办学校、降低文盲、剧团下乡;生活上,官兵平等、共度时艰、优抚抗属、村村挖井、兴办福利;社会事务上,反对缠足、改造二流子、鼓励劳动、男女平等、保护妇幼;凡此等等,一时气象。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讨汪大会上宣布边区“十没有”: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抗日的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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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边区行政干部4558名,其中边区级干部仅367名,机构精悍,效率高强;社会正义,个性舒张,婚恋自由,离婚也自由。乞丐、娼妓、赌博这些社会的病态,这里几乎完全消灭了。贪污舞弊之事更已绝迹,所以大家还是愉快的苦干着。

2、来自赠款和国民政府的拨款

1936年4月9日晚,张学良偕王以哲、刘鼎等自洛川飞赴肤施(延安),当晚与周恩来、李克农一行会谈,次晨四时结束。除了军政协议,张学良赠送红军两万现洋,以后又送二十万法币。1936年8月,潘汉年奉命与张学良谈判,几乎每晚都与张学良深谈,无话不谈。张明确告知东北军中立,不打红军。边区给养困难,张学良先资助五万元,由上海拨款,并同意给红军做一部分冬衣。

国共合作后,根据地得到国民政府资助,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国民政府承认八路军三万人编制,每月拨饷六十八万元,子弹八百万粒。南方新四军,1937年10月21日,叶挺第一次从国民政府领取开办费五万元;此后每月经费至少6.5万。闽赣各省特委最低月需一千七百元,多至三千元,长江局仅批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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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局书记项英抱怨:

还不够闽西和另一、二个特委经费。目前新四军自身难顾,何能帮助分局,必须先设法增加一万元的经费才行。

东南分局向上级长江局与中央的报告中,多处要求拨款。1939年,叶挺夫人从家里张罗来一笔钱,从广东、香港购得三千六百支手枪,运抵皖南,这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大手笔。新四军手枪团因此成立。

1938年4月下旬,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敌后,叶挺见支队司令粟裕的电台机要员没有武器,送上自己的的左轮手枪,还细致交代:任何时候不得离开首长,身上必须保持干燥火柴,以便紧急时刻烧掉密码。

范长江《塞上行》(1937年4月):

1937年2月6日,他与博古、罗瑞卿同车从西安往肤施(延安)的车上,装的最重要的是从紫金山那里运来的几十万法币。

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对记者说:国府每月拨给八路军几(五)十万元经费。1940年6月初,陈嘉庚访延,朱德向陈介绍: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军队三万人编制,每月拨军政费68万元。步枪子弹每月供800万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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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留美硕士江文汉(1908~1984)率基督教访问团入延:

中央政府对边区政府似乎已经给予事实上的承认。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这一问题:民族救济委员会已给他们十万元的拨款,交通部一个月给他们十万元用于筑路。经济部在土地开垦的项目中也给他们以帮助。

1937年底,武汉市长吴国桢宴请周恩来等南开老同学,办了一桌三等晚宴(16元),周恩来还礼,几天后回请的是由银行分会大厨师料理的宴席(36元),当时汉口所能筹措的最贵酒席。周恩来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一位南开同学问起周恩来的收入。

周恩来答:月薪五块钱。同学们惊讶不已:“就这些?再问如何付得起饭钱?周恩来说:由我的党来付。又问:那你的皮衣呢?周恩来答:也是党提供的。又问: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党提供的呢?周恩来答: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36元一席已是天价了。

3、鱼多塘小的困境

1941年,边区政府脱产人员已是1937年9月6日成立时的五倍。1942年全边区脱产人员达到总人口的5.4%。1937年征收公粮1.4万石(一石150公斤),为边区粮产量1.28%,人均负担一升;1938年升至1.5万石;1939年6万石;1940年10万石;1941年20.167万石,占边区粮产量13.8%,人均负担1斗4升(合2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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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记载:

边区1939年总人口200余万,脱产人员4万多;1941年总人口缩至140余万,脱产人口近8万(因增加卫戍部队),国民政府1940年11月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粮饷,“鱼多塘小”矛盾更加突出。

公粮征收标准具体如下:

五斗起征,地主缴纳收入的25~35%、富农20~30%、中农9~20%、贫农9~12%、雇农种一点地的,缴纳3~5%。

干部、兵员超过供给极限,不得不精兵简政。中央机关2.4万人,要求减至五六千。1942年12月1日,毛泽东指令各根据地:“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由57万准备缩至2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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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当然最终打的是财政。根据彭德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1940年9月):

八路军兵员占根据地人口2%,每一兵员按1940年生活水平,每年约需470余元,根据地人均负担9元,加上其他杂费,每人负担为11元(支差等费在外);而政府、群众团体工作人员,“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一。”

彭德怀认为坚持敌后的长期战争需要强大兵力巩固根据地,不合理解决财政经济,就无法供给战争,影响敌后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

1939年1月,中共湘鄂赣特委工作报告中也谈到:

因为经济困难,整训队伍繁忙,对地方工作干部生活,当时特委没有注意照顾维持。引起一些干部的不满和消极,在干部问题上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要关心干部的生活问题。

4、生活在延安人群的工资待遇

据延安诗人艾青、卞之琳记述,1938年津贴标准为:

士兵(班长)一元、排长二元、连长三元、营长四元、团长以上一律五元,毛泽东、朱德也是五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四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五~十元。1938~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十元。王实味每月津贴4.5元,冼星海十五元(含女大兼课三元),鲁艺音乐系教员一律十二元,助教六元。发的是延安“边币”(白布盖印),一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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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 :

像贺龙这样的师长,每月的工资为中国币五元,朱德为五元,折合成美金连两个美元都不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通常工资的一个零头。

晋察冀边区实行薪金制,膳食、服装、应酬均自给自备。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每月生活费十八元,各县工作人员普遍十元左右。彭真叹曰:“相当艰苦的”。

1941年11月成立的中央办公厅,由任弼时制订待遇等级,分设大、中、小灶。高干小灶为四菜或二菜一汤、干部服;中层干部中灶;一般干部的小灶为高粱米饭或小米粥、大锅菜、粗布服。

差别仍不大,具体如下:

大灶:每月八次肉,每次四两;馒头每月四次;菜内增油四五钱;碾碎细米,米汤加豆。

中灶:饭以现在水平为准;每天三两肉。

小灶:菜维持现在水平;每日米面各一半,饭菜注意调剂变换。

1941年,延安中央党校80%以上学员住窑洞,洞高一丈余,长两丈余。洞前临窗靠墙一长坑,能睡十几人。文具每月发纸十张、墨水五钱、铅笔两支(或毛笔两月一支);《解放日报》一窑一份,清油灯一人一盏(煤油灯两人一盏)。高级班(地委与旅以上干部)中灶,午餐、晚餐一荤一素一汤;中级班大灶,小米或馒头,一菜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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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右眼失明的刘伯承,有段时间连左眼也看不到东西了。

军医一检查:“工作、学习过度劳累,上火了。买点白糖,多喝点白糖水,败败火就好了。”刘伯承问:“白糖多少钱一两?”军医回答:“五元(冀南币)一两。”刘伯承:“这么贵!白糖水不是我们喝的,不能买。多喝些白开水就行了。”

活动于皖北涡阳一带的新四军四师,从上海来的同志给师长彭雪枫带了些白糖,彭雪枫未留给孕妻一点,四等分送给政委邓子恢、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吴芝圃、《拂晓报》一位病员。

1939年,国军士兵月饷八元。阎锡山晋军士兵月十一元法币、少尉二十四元、中尉三十三元、少校九十六元。

胡乔木:

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一百八十元,边区的县长津贴仅二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五元,他们不是做做官发财的官老爷,而是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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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国民党上将月薪一万六千元法币,中将一万一千元,少将八千元,一等兵五十五元,二等兵五十元(仅能购三四包劣等香烟、火柴五六盒),高低极差320:1。

5、延安的物价

1936年8月,陕甘宁边区甘肃境内一只鸡二角钱,一头猪一元,一头羊三元,老乡用禽畜换钱买食盐、棉布、大烟。除此之外,钞票就似乎毫无价值了。

1937年4月16~17日,《申报》记者俞颂华(1893~1947),记载采访肤施(延安)所见:

盖愈是往北,人民的生活愈是苦,当地的人以灰色的面条或馍馍,和以红的辣椒酱及灰色的盐果腹。吃不起面的人,即以山芋或小米当饭,我们在路上常常以鸡蛋充饥,那边鸡蛋尚不贵,且到处可买,一角大洋可买六枚煮熟的。….我们由西安一路来到肤施感觉到陕北颇有些“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的样子。

抗战初期,各地物价仍廉,猪肉每斤二角,一角钱可买十来个鸡蛋。冀西根据地1938年八元可买一石多米。1938年4~10月,一一五师685团驻扎汾阳东南,杨得志外出侦察地形,肚子饿了,找不到东西吃,掏出一块钱请带路老乡买点鸡蛋,结果买来二十斤,两人吃了几个,剩下的带回给了炊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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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河南商丘一毛钱可买10~12个鸡蛋,一队来自陕北的干部感到“这里很富裕”,几个小伙子比赛吃鸡蛋,感到很享福。

曾志回忆录记述1940年涨价前的延安物价:

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太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延安人还有个习惯,不吃“猪下水”,因此猪的肝、心、肺、肠、肚就尤其价贱。

1940年,延安物价上涨300%以上,鸡蛋每枚由一分涨至三分,鸡每只由一角涨至四角。1938年香烟0.1元/盒,1941年2~4元/盒。1941年底的物价是1937年初的44.2倍。1944年,陕甘宁边币与法币的汇率:8.5:1;晋察冀边币与银圆的汇率:1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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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则有关物价的参照数值。延安整肃贪污的红线:1938年贪污两百元或受贿一百元者处死。1940年货币贬值后,贪污五百元以上枪毙。

5、各种经济事件

1938年,河北邢台县党组织缺乏经费,城南邓家庄交通联络站负责人,一位31岁女党员,衣着破烂、面黄肌瘦、披头散发、假装癜呆,为党乞募经费。村里人只知道她逃荒要饭,啃树皮、刨野菜,前年冬天差点死在雪窝里。但对上暗语接上关系后,她向组织交出几块银元,专门解决党组织迎来送往的经费。

1940年11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延安经济陷于困境。于是,恢复三边(定边、靖边、安边)盐业,三县有五处盐池。原有盐务机构,连年战乱,机构垮掉,盐业处于无政府状态。1941年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留守兵团决定成立定边盐务局,负责销售。1943年国民党要求盐贩不要上边区进货,提出“咸死边区”。仅仅半年,边区各口岸就囤盐十五、六万垛,卖不出去,边区经济更困难了。同时,西安食盐供应只能舍近就远,盐贩只能上青海、宁夏运盐。关卡多、土匪劫、风险大、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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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叶季壮、耿万福等人根据西安盐业供应现状,决定盐价不降反提,造成西安盐贩心理恐慌。提价20%后盐商要求按原价购买,盐务局坚持不降。盐商精算即使提价20%也比上青海、宁夏贩盐划得来,“到十四天头上,便一拥而上,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把存积的十五、六万垛盐抢购光了。边区也因此进了不少日用百货,使市场又有了生机。”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及南方局的经费一直较充裕,大部分来自外面转帐,各大银行都有户头,随时可提取大量现钞。由于是大户头,银行总是优先办理业务。1942年,南方局拨给桂林的南方工作委员会十万经费。

5月26日,南工委组织部长郭潜携妻领款,在广东韶关双双被捕。旋叛变,带领国民党“中统”特工到处抓人: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夫妇、弟妹、译电员、保姆等七人;粤北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后叛变),等四十余人被捕。

各根据地也有雇员职权大于雇主的现象,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不得不下文制止:

………过高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条件过多,如要雇主供给衣服鞋袜,要同雇主吃同等伙食,工人参加会议除工资照给,还要雇主供给饭钱?要求分得40%红利。及监督审查盈利数目,过高规定伤亡恤金,及强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

抗日战争延安的地位(抗战时期的延安)(15)

那会儿就有“引进外资”、“欢迎外商”的问题。1941年8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总结:

欢迎外商来边区经营商业,把商人统一战线扩大到敌占区去,这是繁荣我区市场的办法……只因我们过去在贸易政策的执行上犯了错误,所以外商不敢进来。......今天二层市场的形成,外商不敢进来是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欢迎外商来边区内部坐庄,这样我们易于争取主动,否则我们要找外商买货卖,?就要成为被动的,如何拉进外商来?

1938年,毛泽民夫妇赴俄养病,滞留新疆迪化(鸟鲁木齐),盛世才招待的伙食不错,餐后给几块糖或一个水果,毛泽民夫妇将糖块攒起来。托几天后从苏联回延安的许光达带给毛泽东。

1936年7月25日,红一军团一师在宁夏一带活动。进入回民区,怕引起民族矛盾,不能去打土豪,经费极度困难。师部要求全军捐出个人伙食尾子、零用钱。中央指令干部:你们是要钱还是要兵?三团政委肖锋(二十岁)捐出七块现洋及细软,该团集九百块现洋、三斤金子,足够全团一个半月生活。

1941年2月初,方志纯、马明方、张子意一行二十余人留苏三年回国,从生活费中节约下两百多美金,一到新疆,全交了公。

抗日战争延安的地位(抗战时期的延安)(16)

1944年5月,赵超构对延安赞誉有加:

论物质的享受,这里的确谈不到;但是,在这里,我初次见到所谓“精神”这一种力量。……这里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做官的印象。服装一律的是草灰布的中山装,横腰一条皮带,根本就和平民一样,也无所谓“平民化”。说话谈论,没有那种“然而……不过”的官腔。活跃于陕北政治舞台的,只是干部,并没有“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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