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旗主的变迁（清初八旗旗主拥有极大的权力）

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及太宗皇太极时期，汗权并非是至高无上的，后金政权建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八旗旗主拥有很大的军事、经济能力。皇太极刚即位时，面临的也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共掌国政的局面。虽然此后八旗旗主的权力受到削弱，但整体来看在入关之前，八旗都是由各贝勒直接控制，他们对麾下的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的自主权远远超出了战场之外。

​尽管努尔哈赤倡导兄终弟及的规则，但他死后导致八旗王公相互倾轧，政治清洗使许多人退出了政坛。当舒尔哈齐试图与兄长争夺最高权力的时候，努尔哈赤就把他处死了（1611年）。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因“谋叛”罪死于狱中。努尔哈赤的4个兄弟在征战中都屡立战功，但其中有两个不再是王公贵族家庭。

努尔哈赤共有16个儿子长大成人，其中一半或者被处死、被牵连自杀，或者因后来的经济犯罪被剥夺继承权，或者便边缘化。皇太极有11个儿子，其中8个儿子或者没有子嗣，有子嗣者也没有出名人。这种情况为后世的皇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后的数十年中，皇帝不断削弱八旗旗主的权力，逐渐集中皇权。

​顺治朝，皇帝巩固了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的控制，使这三个旗成为“上三旗”。在下五旗，牛录连同爵位继续由父亲传给儿子，王公仍然拥有对牛录的传统权力。在17世纪和18世纪，旗兵对旗主的忠诚因八旗的扩大化而被淡化。创建新牛录的一个重要办法是皇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后让他们到下五旗任职。爵位递减之法意味着这些牛录最终将归于皇帝的上三旗，但这个过程需要传承几代才能完成。

在平定三藩之乱（1673年-1681年）的过程中，被委任为统帅的王公表现拙劣，这使皇帝得以乘机剥夺了旗主指挥自己军队打仗的权力；5位王公失去了爵位，另有1位被罚俸一年。

​在后来的战役中，康熙皇帝拥有了委任统帅的权力。在平定蒙古首领噶尔丹之役中，康熙帝的兄长裕亲王福全、弟弟恭亲王常宁和皇长子都在统率八旗军队的王公之列。在第二次亲征时，康熙皇帝的5个儿子各统率一支八旗军，而他本人则统率主力部队，八旗旗主们基本被排除在最高权力圈之外。

八旗管理体制的官僚化也在皇帝战胜旗主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过程开始于皇太极赋予八旗官员各项新权力，并鼓励八旗管理体制官僚化。八旗管理权不再由八旗贝勒一人掌握，而是被逐渐稀释，转移到了皇帝委任的都统和副都统手中。

​1718年，康熙帝委任他第七子允祐在带兵打仗期间管理正蓝旗事务，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又委任第十子管理正黄旗事务，委任第十二子管理满洲、蒙古和汉军正白旗事务。后来皇十二子成为满洲镶黄旗都统。其后，皇十七子允礼从1724年到1733年先后出任满洲镶红旗、汉军镶蓝旗和蒙古镶蓝旗都统。虽然这些皇子都有亲王衔，但他们不是八旗的世传旗主，相反，他们只是管理者，代表皇帝行使管理权。

雍正时期，八旗旗主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他限定了八旗王公控制的旗丁数量，并扩大皇帝的监督体系。八旗王公原来拥有的裁决争端和惩治旗人的权力被转移到中央政府各部。皇帝也分散了对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的控制权。

​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雍正皇帝剥夺了安亲王岳乐的爵位传承权，把岳乐所属的牛录交给了弟弟允祥，并谕旨警告八旗王公：“国无二主。”雍正以后，皇帝真正实现了对旗务和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八旗旗主的地位也走向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