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种成圣的方法全集（成圣之路连载2829）

28、绝望

有一天父亲回来很高兴地说，学校同意给个房间临时住一下。当我与父亲一起搬家，在学校一楼走道，我用力推装有家具的板车时，突然一个激灵，啊！我这是犯精神病了，顿时我头脑清醒了，回到了现实中。

又一次犯了精神病，又一次“一枕黄粱”再现，这次还以为自己是毛的孙子等等，可笑、可怜、荒唐，我再次领教了这精神病的厉害。上次病好后，我就再三嘱咐自己，要时刻牢记自己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一个人。自己就是从小到大所认识的自己，现实世界也就是自己从小到大与其他所有人形成相同认识的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现实处境。一旦思想上产生了出格的、与众不同的、过去没有的、恍然大悟的想法，那就是精神病犯了，那就是疯了。我这次怎么还是相信了那些连做梦也梦不到、滑天下之大稽的想法，真是疯子、疯子。

当我清醒后，我告诉父母我这次又犯病了。父亲苦笑一下说：“明白过来就好，在家好好休息。”病好后，我已经没有再返回单位的勇气。在单位人们的眼中我是精神病患者，今后我在单位如何做人，别人会如何看我。父母也不放心我返回单位，他们对我的病情非常担心，认为我没有一个人在外地独立生活的能力。上次父母之所以让毛弟去随县下放，把我留在父母身边一起去枣阳，也是考虑我的身体状况。

父母对我说，他们要想办法让我回到父母身边。他们写信与我单位联系，单位回信说，我进单位已超过半年的试用期，退回原来下放的枣阳县，公社不接受，只能病好后再回单位上班。

此时毛弟毛妹皆因家庭出身的原因不能招工，还呆在农村，家里正在想办法托门路以病退的方式把他们弄回城。我调回武汉工作，比毛弟毛妹病退回城不知要困难多少倍。父母现在首先考虑他俩回城的事，认为我现在好歹还有个工作，每月还有点工资，以后全家再全力以赴解决我的问题。我不相信父母有能力将我调回武汉，我此时的心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悲观和绝望。

我现在是什么处境？一个在遥远山沟当泥水匠的精神病患者。身处远离家乡的山沟、全国流动的建筑单位；从事脏累危险、被人瞧不起的泥水匠工作；身患令人恐惧、无法治愈的精神病。这三点就像板上钉钉，使我深陷绝境，无法改变。

我既没有能力调回武汉工作，也没有可能改变精神病患者的身份。这个疯子、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一旦戴上，一辈子就算完了。这个帽子比反革命、右派份子帽子更可怕，一旦戴上就取不下来，无法平反，没有人相信你，失去了人的尊严。

我欲哭无泪，深深陷入绝望之中。

29、回到单位

我在家养病期间，每月去一次汉口六角亭精神病医院拿药和开病假条，医生一次开一个月病假，最少开半个月。单位领导路过武汉来过我家一次，同事家长也来过。我由于不想回单位，就假装精神仍不正常。父母也说我的病不稳定，时好时坏。实际上自从那天我突然明白后，就一直很稳定再未犯病。

我在家和毛弟毛妹一起学习裁缝，先对照书本用报纸裁剪，再给家里人裁剪缝纫衣服，后来我能够做一些小孩子和自己穿的衣裤。在当时计划经济年代，离开单位既不可能重新找到工作，也不可能自谋生路。

在家呆了五个月，我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硬着头皮回单位。父母也鼓励我回单位，并说：“全家要尽最大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把你调回武汉。”我知道从三线单调（即武汉市没有人与我对换去十堰市）进武汉这样的省会大城市，要有很大门路才能办成。我家所有亲戚没有一个是在国家机关和企业当官，连个科长也没有，都是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把我调回武汉是父母的心愿，是父母在安慰我，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单位许多职工都想调回家乡工作，这必须要单位同意放人。这事搁在其他单位可能不算什么难事，但在我们单位却是一件最困难的事，几乎没有比这更难办的事了。我也想调回家乡武汉工作，但在当时从小城市调进大城市，要武汉市同意接收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再加上还需要单位同意放人，那就是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我的父母和亲戚无权无势无门路，对于调回武汉我不敢奢望。

我毅然决然回到了单位。单位同事对我很尊重，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喊我精神病、疯子。我也努力工作，希望以此消除同事对我有精神病的不好看法，换来像对待一个正常人那样对待我。

父母在信中常提到全家人都在活动，找关系、人托人，争取把我调回武汉，我完全不相信父母弟妹有这个能力。父母在信中还说，我们家通过求人，将毛弟毛妹从农村办病退回到武汉，又找门路分到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现在就剩我一人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父母也是全家的一块心病，一定要把我调回武汉。

我却已经死心塌地在外地工作一辈子，找一个农村或者是小集镇吃商品粮户口的姑娘成家了却一生。每年利用探亲假回家的时间，父母托亲戚朋友在武汉附近的集镇或者农村为我找对象相亲。可能还是考虑到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对象，既没有粮票又没有工作，完全依靠我一人工资，经济上难以维持，最终都未谈成。随着我年龄增长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父母更加着急，要想法子把我调回武汉。

我调回武汉工作，一要我所在的工程大队、处、公司、局都盖章同意放我，其中最难的是公司；二要在武汉找一个接收单位，办理将我单调回汉的层层批准手续，其中最难的是武汉市劳动局或是市计委。二者加在一起，虽不能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也会让闻者唏嘘不已。

通过母亲同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十堰市革委会担任一般职务姓王的女干部。一方面，我经常在大休日到她家里去玩，拜托她去找她的领导出面，要单位同意放我。另一方面，我自己去找公司劳资科，恳求他们抬抬手放了我。照一般想法，我是一个有严重疾病的职工，我自己要求调走应该说对单位是求之不得的事。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当我去找公司管劳资干部请求调走时，他们公事公办地对我说，有病就应该医治，怎么能够调动，有病不是调动理由。当时单位是吃大锅饭，干好干不好一个样，对职工劳动能力、贡献大小无所谓，却对不轻易放走一个人，稳定人心看得特别重要。

毛弟病退回武汉做临时工时结识的同事，通过人托人终于为我找到了接受单位。每次父母在信中要谈武汉办接收的进展，我回信要谈单位放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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