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自己的一生（人人天生想做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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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塞缪尔·麦科德·克罗瑟斯

翻译来自网络

1

几年前有个青年拿着一份手稿来到我书斋，希望我评论一下。

“这不过是我的一篇小作，”他谦虚地说，“不会耽搁你很长时间的。实际上它只是第一章，我在这一章里对宇宙作了解释。”

我想我们每个人曾经都突然得到过启示，想到自己已对宇宙作出了解释；我们觉得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明白为何先前就没有做到呢。我们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某种想法，充满无所不知的朦胧预感。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想法，普通的想法只解释存在的一小部分，而它则解释一切。它不但证明一件事，也证明与之相反的事。它解释事物为什么是目前这个样子，假如结果并非如此，它也会对这一事实予以证明。按照我们伟大的想法似乎混沌也是合理的。

这样的想法通常在早晨4点钟左右产生。我们对宇宙作出解释之后，又酣然入睡。几小时后我们起床时，竟对那个解释疑惑起来。

然而，在这些作出高度解释的想法当中，某一个时而会在我们醒着时仍然带给我们以慰藉。这便是我在此要抛出的一个想法，它无疑在早期的某个时间曾出现在我的很多读者身上――即人人天生想做他人。

这并没能解释宇宙，但却解释了我们所谓“人性”中的令人费解的部分。它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本来很明智的人，虽然善于处理一些事情，但在对待同伴朋友时却弄得一团糟。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与陌生人相处得不错，与朋友就不能相处得更好。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说人们好听的话时他们常会生气，而说难听的话时他们倒会认为是一种赞美。它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要与自己性格相反的人结婚，并且从此过上幸福生活。它还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不是这样。它解释了办事是否圆通所具有的意义。

办事不圆通的人按照科学方法对待他人，仿佛此人是一件东西。瞧，在对待一件东西时，你必须首先弄清它是什么，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但在对待一个人时你必须弄清他的情况，然后把你发现的事实小心地对他隐瞒起来。

但不圆通的人对此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为自己实事求是地对待别人感到自豪，却没意识到他们并不希望受到那样的待遇。

他两眼直盯住明显易见的东西，让人对此引起注意。年龄、性别、肤色、国籍、服役及所有人口调查者关心的事实，他都看得清楚明白，其谈话也以此为基础。遇到某个比自己年龄大的人时他则对此念念不忘，并客气地极力让别人注意到这种年龄上的悬殊。他有着一个念头，即当人生到了某个阶段时自己将会受到最崇高的敬意，被从一把椅子请到另一把可能更加舒适的椅子上。他没想到有些情趣仍然是不需要坐着去获得的。另一方面，他看见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时，又对这个明摆着的情况抓住不放，以致让对方对自己大为反感。因为说来奇怪，这个青年宁愿让人说他是一个早熟的人。

拘泥刻板的人，注意到许多人三句不离本行，便理所应当地认为他们喜欢谈论本行。这是一个误解。他们这样做是由于这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而他们也不喜欢让人注意到自己的局限。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必然与他天生的才能或最大的意愿相吻合。当遇见高级法院的某个成员时，你会以为他天生具有评判断事的头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只具有这样的头脑；当他不经法院听审私下对你直言不讳时，也不一定意味着其中包含着评判断事的头脑。

我对于王族成员的了解局限于他们拍下的一张张照片，它们看起来颇具有家庭生活的气息。这似乎让人觉得王族成员所从事的工作，长期坚持下去也会变得令人乏味，于是他们在拍照时便极力显得像一个个普通人――而通常也装扮得很像。

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当被认为有从事另一职业的本领时总会感到欢喜。对你的牧师试试吧。别对他说“你今天上午的讲道好极了，”而要说“我听见你把理说得那么中肯时，心想你做律师一定会非常成功。”这时他就会说：“我的确想到过从事法律职业。”

假如你曾经是腓特烈大帝的属下，称赞过陛下如何能打胜仗，那么证明你的确是一个糟糕的廷臣。腓特烈知道自己是一位普鲁士将军，但他也想成为一位法国式的文豪。如果你希望博得他的好感，就应该说在你看来即便伏尔泰也不如他。

我们并不愿意让别人对自己的现状引起过多关注，它们本身也许已经很不错；我们还会想到某种更适合于自己的东西。我们要么有过更好的日子，要么期待着这样的日子。

假定你去了厄尔巴岛拜见拿破仑，试图讨得他的欢心。

“陛下，”你说，“这是你的一个美丽的小帝国，又舒适又宁静。你处于现在的境况，正适合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这儿的气候太好了，到处都是安宁的。在这里一切都为你安排好了，所有具体事情都有人去做，作为一位统治者一定感到惬意。我来到你的领地时看见一排英国军舰护卫着海岸。处处都可看到人们对你关心体贴。”

你对于拿破仑的这种赞美并不会讨得他对你的喜欢。你把他当作厄尔巴岛皇帝在和他说话。在他自己眼里他就是皇帝，虽然在厄尔巴岛。

任何一个成人，当他的处境被当作衡量其个性特征的尺度时，上述误解就会使他恼怒。

拘泥刻板的人总是在不断表演着“错误的喜剧”。那可不只是两个多罗米欧的问题，而会有半打之多，虽然都戴着一顶相同的帽子。

人们在作介绍时多么随便啊，好象让两个人认识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你的朋友会对你说，“这是斯提弗莱克先生，”于是你说真高兴认识他。但你们有谁知道隐藏在斯提弗莱克这个名字下面的謎吗？你或许知道他的长相、住处和工作，但这一切都是现在时。要想真正了解他你不仅必须知道他现在的情况，而且要知道他过去怎样；他过去常自以为如何，假如他十分努力又应该出现怎样的情景。你必须知道如果某些事情是另一番模样他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必须知道如果他是另一番模样又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对于自己有着朦胧的认识，而所有这些复杂的情况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使他对于自己远比任何人对于他要关心得多。

我们正是由于意识到缺乏上述了解，才在主动要帮助别人时感到很为难。别人心里会接受帮助吗？

当年斯坦利千辛万苦地寻找利温斯顿博士，当他终于在中非的一座湖边找到博士时，两人真是尴尬。斯坦利伸出手干巴巴地说，“你就是利温斯顿博士吧？”这之前斯坦利勇敢地穿过了那片赤道地区的森林，一心要找到利温斯顿并把他带回到文明社会。可利温斯顿并不很想被发现，并坚决拒绝被带回到文明社会。他想要的是作一次新的冒险。而斯坦利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利温斯顿，直到最后他才发现这个老人像他一样有着一颗年轻的心。这两个男人开始计划进行一个新的探险，要找到尼罗河的源头，只是在此时他们才算彼此认识了。

2

人人天生想做他人这一现象，说明了为什么生活中会有许多让人烦恼的小事。在社会这个完善的体系当中，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并维护好它，但人人天生想做他人却阻碍着这一体系。既然想做他人，我们就会去从事严格说来不该自己做的事。我们谁都有着太多的本领和才能，无法在我们狭小的职业或工作领域里彻底施展。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大材小用，因此一直做着神学家们所说的“份外事”。

办事认真的女佣不满足于只做让她做的事，她有着过剩的精力。她想成为整个家庭的改革者。于是她来到主人的书桌前，对书桌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她按照自己对于整洁的认识把那些文件书信收拾一番。可怜的先生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熟悉亲切的一大堆乱东西，竟弄得虽然整齐但却让人讨厌，于是他便造反起来。

某家公共汽车公司的一本正经的服务员，并不满足于廉价舒适地运载乘客这一简单的职责。他还想在某个道德文化机构里担任一名讲师。当被运载的受害者拉着车上的吊带摇来晃去时，这个服务员却读着一篇材料，敦促对方要有基督精神，待人礼貌，而不要推来推去。可怜的人思考着他关于至善的劝告，真想像朱尼厄斯回答格拉夫唐公爵那样说：“大人，伤害或许可以得到补偿和原谅，但侮辱却是无法弥补的。”

一个男人走进理发店时只想修一下面，但他遇到的却是一个另有热望的理发师。这个严肃认真的理发师对于人们的幸福并不满足于做出一点点贡献。他坚持还要让顾客洗头、修指甲、按摩、洗桑拿、吹电扇，这期间又得为顾客刷皮鞋。

人们只为了避免伤害职业工作者的感情――这些人总想提供更多服务――竟然能忍耐着让他们对自己做出许多并不喜欢的事情，难道你这种忍耐从未觉得惊奇吗？在一辆普尔曼式卧车里，当某个乘客站起来让人替他把衣服刷干净时，你注意到他脸上会露出斯多葛派式的那种表情。他很可能并不想让人为他刷衣服，宁愿让灰尘留在上面也不想被迫把它吞到肚里。但他明白别人指望自己要怎样。这是旅行当中的一种庄严的仪式，这仪式先于捐献之前。

人人想做他人这一现象，也说明了为什么艺术家和文人学士们会有许多反常的举动。画家、戏剧家、音乐家、诗人和小说家，也具有女佣、公共汽车服务员和搬运工一样的人性。他们希望“尽可能地用所有办法对所有人做出所有有益的事”。他们对于习以为常的方式厌倦了，想要试试新的工作方式，结果老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一个从事某种艺术的人，却极力想做出本该别的艺术产生的效果。

于是一个音乐家想做画家，好象把他的小提琴当作画笔。他是想让我们看到他正画着的那种落日的光辉。而一个画家又想做音乐家，画出交响乐来，但他因缺乏修养的听众听不见他的画而感到苦恼，尽管其色彩确实互不协调。另一个画家则想做建筑师，好象他的画是用方砖建成的。它看起来是一座砖建筑物，但在一般人眼里并不像是一幅画。一个散文家厌倦了写散文，想成为一名诗人，于是他每一行开头都用一个大写字母，而写出的仍然是散文。

你带着单纯的头脑走进剧院，像莎士比亚那样认为戏剧表演是很重要的。然而剧作家却想成为一名病理学家，因此你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可怕的诊所。你本来天真地想松驰一下，但你并非是个蒙上帝选定的人，而是到了一个现成的地方。你得把这件事坚持到底。虽然你有自己的麻烦，但这并不能成为要求获得豁免的充分理由。

或者你拿起一本小说，以为它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但作家却另有意图，他想要成为你的精神顾问。他得为你的想法做点什么，得重新调整你的基本观点，得抚慰你的灵魂，把你身上彻底打扫一番。尽管你并不想让他打扫和纠正，但他仍然要为你做那一切。你并不想让他对你的想法做出什么，那是你干自己的事唯一需要的想法。

3

但如果人人想做他人这一现象，说明了为何人们在行为上有许多离奇古怪的举动，在艺术上有许多非同寻常的表现，它也不能只当作喜剧范畴的东西而轻率地予以排除。它必然有其自身的由来。人人忘不了自己曾经是他人那些时候，这便是每个人都想做他人的原因。我们所谓的个性是一个极为变化不定的东西――大家在看老照片、读旧信时便会明白这一点。

即使现在活着的最老的人，脱离那种并无明显差别的生殖细胞也不过几年时间，此种细胞是可能发展成任何东西的。最初他是一个具有种种可能性的人。每种发展而成的实际存在，意味着在众多的可能性中有一种被减少。既然成为了一种东西，它就不可能再成为另一种东西。

做男孩的乐趣在于他仍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觉得自己想做什么都行。他意识到自己有一些潜力，可以当上一名成功的银行老板。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吸引，想去南海从事冒险生涯。躺在一棵面包果树下，让果子掉进自己嘴里，使围聚在周围礼貌的野蛮人不无钦佩，这岂不令人快乐。他或许可以做一名圣徒――不是要干杂务、参加讨厌的委员会会议的普通现代圣徒，而是人们在书中读到的那种圣徒，他一遇到乞丐就把自己富贵的长袍和钱包施舍出去，然后无忧无虑地穿过森林去转变那些有趣的强盗。他觉得只要父亲给他提供拿去施舍的钱，他就可以采取那种并不科学的慈善行为。

但不久以后他明白要在银行业取得成功，与远足到南海，或者当一名更为别致、非同寻常的圣徒存在着矛盾。假如他要从事银行业，就必须像别的银行老板那样去做。

父母和老师们齐心协力要使他成为一个男子汉，就是说使他成为某种特有的男子汉。一切无用的思想变化都必须被压制下去。他们忠告的要点在于他一定要专心致志，而这也恰好是他正在做的。他正专心致志于各种大人们没有注意的事情。他一方面在教室的凳子上毫不安分，另一方面却专心致志于发生的事情。他注意到教室外面的情况，看到同学们的弱点，计划着如何对他们进行讨伐；他还不无高兴地注意到老师的一个个怪癖。再者，他又是个年轻有为的艺术家，所写的关于生活的文章在同代人中间悄悄传阅，让他们高兴不已。

但老师会严厉地说：“孩子，你得学会专心致志，就是说心里一定不要想着太多的事，而只想着一件事，即第二种词形变化。”

瞧，第二种词形变化是教室里最无聊的事情，但如果他不专心致志地学习就永远也学不会。为了提高效率，教育上就要求我们别分散精力。

一个人如果对特定的学科专心致志，他就可以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或房地产商，或药剂师，或教会执事济贫助理。但他不可能同时成为这些人，必须作出选择。面对自己所立下的证言，不管好坏他都必须坚持下去，把所有其它学科放弃。其结果是，他40岁的时候成为了某一种人，能够从事某一种工作。他获得不少极其正确的有用想法，但这些想法并未正确得超乎寻常，以至于影响到工作。邻居们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他们不需要乘上精神的电梯，他就在底楼工作。他获得了实用性的东西，但却失去了趣味性的东西。

昔日的预言家声称说，年轻人产生梦想，老年人看见幻象，但他对于中年人却只字未提。中年人们不得不一心为工作奔波。

但是工作时间内责任重重的人，也像他显得的那样颇有变化吗？他在谈论工作时是否也“专心致志”呢？我并不这样认为。他的身上隐藏着难以捉摸的个性。在古老的天主教人家那些杂乱的房屋里，有着通往“司铎秘密藏身处”的隐秘镶板，家人们由此获得精神安慰；同样，在最成功的人心里也有秘密空间，那儿隐藏着他失败了的冒险事业，他那浪漫的雄心，他未能履行的诺言。所有他梦想着可能的东西都隐藏在心灵深处。他无论如何都不愿让众人知道他多么关心自我――这个自我尚未得到恰当的机会表现出来。你只有在明白一个人曾失去了大西岛，并且仍然希望扬帆奔向乌托邦，你才会了解他。

当道格贝雷声称说他那副身子“像美西拿任何人的一样好看”，说他“有两件长袍，身上不乏漂亮东西”时，他便在指出自认为显而易见的事。而当他夸口说自己“是个曾遇到一些损失的人”时，其口吻就显得更加隐秘了。

裘利·凯撒乘着凯旋车穿过罗马大街时，其桂冠在平民百姓眼里便象征着他当时多么伟大。但人们私下传说凯撒那个时候还渴望自己更年轻些，因此在出现于大众面前以前他对桂冠仔细作了一番整理修饰，以便不让人看到他也有所损失。

大人物常被认为显得骄傲自负，他们之所以如此，多因害怕暴露出那些为普通百姓所具有的感情。当雅各的儿子们看见自己所恳求的那位伟大的埃及官员转身而去时，他们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而约瑟却动了手足之情，急着找个地方去哭。他进了自己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强自忍着。”约瑟并不想成为大人物，他想做一个普通人。而要强自忍着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

4

我们儿童时代那些失去的本领，青春期那些失去的胆大无畏、雄心勃勃的行为和富有浪漫精神的令人赞美的事怎样了呢？那些让我们觉得自己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着亲密关系的同情心怎样了呢？早期我们对于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事所具有的好奇心怎样了呢？我们如此问着，正如圣保罗问加拉太人：“起初你们做得不坏，是谁阻拦了你们？”

其回答也并不完全使我们丢脸。我们并没有充分发挥自己所有的天性，因为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沃尔特·惠特曼也许为“自发的我”欢欣鼓舞。可谁也不会为自发的你支付报酬。一个自发的扳道工对于广大的旅行者可是一个威胁。我们更喜欢一个性情稳定的人。

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工作越来越专门化，在任何公认的职业里谁也无法自由充分地发挥其所有天生的才能。那么其它的自我又如何呢？回答一定是，在日常工作的范围以外必须为它们提供活动的场所。由于工作日益要求人们全神贯注，不可分心，因此也更需要人们对于获得认可的闲暇时间予以密切护卫。

古希伯莱圣贤宣称：“智慧产生于闲暇时机。”这并非说智者一定属于我们所谓的闲暇阶层，而是说假如某人只有一点自由的时间供自己支配，那么他必须用这点时间让隐藏的自我获得新的活力。假如无法拥有24小时的安息日，他也必须学会如何让短暂的休息时间神圣不可侵犯，哪怕10分钟也好。在这段时间他什么工作都别做。只认可和保护工作及挣得工资的那种自我是不够的，世界一定得因为我们别的自我而变得安全。《独立宣言》不是说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吗？

昔日的牧师，在长篇大论地对信徒告诫一番之后，常转向一个为了说教而为大家所知的“反对者”，对他讲出自己最为煞费苦心的辩论。此时我似乎觉得那样的“反对者”就在眼前。

“你所说的那一切称赞自己最喜爱的老话，”他评说道，“真是正确过了头。但所有这些与战争有何关系呢？这些日子只有一件事才值得我们思考――至少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思考的事情。”

“我同意你的看法，礼貌的‘反对者’。不管我们的出发点在哪里，大家都要回到这一点上：这场战争该怪罪于谁呢？它是如何暴发的？我们用以解释的观点与目前这个问题直接有关。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者们对于事实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但对于人性却不予重视。他们这种不得体的表现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们把人像东西一样对待。他们对待事实严肃认真到极点，毫不关心感情。他们把间谍派往世界各地，让其报告所有能够看到的事情，可对于不能够看到的却毫不注意。所以，当他们精确严密地对待那些明显的事实和势力时，人们心中一切潜藏的力量却正把矛头对准他们。普鲁士精神高度强调要有专门化的人，这样的人不得让任何同情心影响其办事效率。在有了一种标准尺度之后，所有的变化都得压制下去。而我们之所以打仗，就是为了反对这种极力压制人性中各种变化的行为。我们不希望人人都变成一种模式。”

“但是那个德国皇帝如何呢？你的那套理论说明得了他吗？他也想做他人吗？”

“亲爱的‘反对者’，我承认这对于他大概是个新思想，不过他最后会那样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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