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究竟是谁的责任）

关于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的探讨，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就存在着激烈争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按照党史界的传统观点，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或称“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所致，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1927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927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的探讨，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就存在着激烈争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按照党史界的传统观点，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或称“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所致。

近年来，对于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过去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有失公允。陈独秀曾经犯了右倾错误，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自身的理论准备不足有关。而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在陈独秀许多言行的背后，往往都潜藏着共产国际指示的身影。但与此同时，亦有人认为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根本没有责任，不仅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不对，甚至连“右倾错误”都算不上。

那么，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是否存在右倾错误的问题，如果存在右倾错误，其与共产国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陈独秀本人又有着怎样的思想认识呢?

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毫无疑问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作出的决定。1925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明确宣布:“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它的干预权利，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这样的“干预”，必然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积极的与消极的两方面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确实曾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力声援五卅运动，并且给予中共一定的经费支持，等等。但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导致它与各国党之间是上下级关系，这就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妨碍了其主动性和应变能力的发挥，使刚刚成立不久、还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很难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方针，特别是当时在处理复杂的国共关系问题上，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变措施。更何况共产国际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它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未必很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也就难免出现瞎指挥。实践证明，由一个国际指挥中心遥控各国革命的办法并不成功。

对于加入共产国际，起初陈独秀并不是那么情愿。他曾对张大雷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但中国共产党当 时毕竟还很弱小，不但没有革命的经验，也缺乏革命的物质条件，而这些恰恰是共产国际可以在一定程度所能提供的，因而陈独秀很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就提出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问题。孙中山对共产党与他合作是欢迎的，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但人数不多，而且在全国的影响也远不及国民党，因此孙中山一方面同意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又不愿与共产党平起平 坐，而只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

对于这种并不对等的合作条件，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表示不能接受。当共产国际表示要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的时候，党内最初几乎是一致的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军阀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倘加人该党，则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社会信仰全失，永无发展的机会。因此，即使要合作，至少要平起平坐。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年轻，人数也不多，但不少人觉得国民党人数虽多，但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之类混迹其中，无甚朝气，也无多少革命意味，不过一资产阶级政党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国共合作事宜。会议过程中，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提出异议，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见状便说明“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这样一来，会议自然“一致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刚刚遭受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挫折，党内对国共合作的阻力大大减少，大会作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国共两党也由此正式开始了合作事宜的接洽，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先后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1924年1月，改组后的国民党召开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共产国际为什么极力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呢? 主要因为共产国际虽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但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在中国革命中不能发挥国民党那样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绝对不要为此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因为许多人“害怕共产主义”，并且会“削弱俄国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共产国际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现时的任务，主要是帮助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只有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中国发展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工人阶级有了八小时工作制，有了罢工之类的自由，届时才可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即革资产阶级的命。因为俄国革命就是这样搞的，先有与资产阶级合作、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然后进行革资产阶级的命的1917年十月革命，因此，中国革命也只能走这条路。

这个观点很快被陈独秀所接受。在党的三大上，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案中承认: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党的三大通过的宣言，更是明确宣布“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所以，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当蒋介石争夺领导权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步步退让，思想根源就在这里。因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方面认为，蒋介石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留在革命阵营里，先把北洋军阀打倒，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然后再同蒋介石分手，去搞属于自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同国民党合作，老老实实地给人家帮忙，如将自己联系到的优秀青年介绍到黄埔军校，派共产党员到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帮助国民党建立各级党部，就是不去争夺领导权，更不懂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要靠斗争才能取得。这在对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将中山舰派到黄埔军校附近一事，大做文章，下令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解除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拘押保卫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等。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竟对蒋介石采取了完全妥协的态度。共产国际认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苏联顾问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主要表现在苏联顾问的过度越权和对中国将领们的过分监督。现在共产党人还没有能力承担起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因此应对蒋介石作出让步以赢得时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也于3月29日给广州党组织发出指令:“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这样一来，蒋介石并未因中山舰事件而受到任何制裁，反而刺激了其野心的进一步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