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研究观点评析（优秀毕业论文赏析）

盛唐边塞诗人的审美趣味与边塞风情

摘要：在盛唐诗歌园地中，边塞诗可谓为一朵奇葩，它以其独特的短材和风格，在盛唐诗坛

上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人们都不约而同的对之叹为观止。但纵观整个诗歌发展史，我们却

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盛唐诗的其他题材作品都可追根溯源，下寻余脉，唯独边塞诗兀然独立，虽然此前不乏此类题材作品，此后也有许多拟作，然均非盛唐边塞诗风貌，甚而至于

一提到“边塞诗”，人们便自然想到盛唐，似乎其他时代就不存在边塞诗似的。这一文学现

象的出现，固然与“盛唐气象”有关，但如果细细研读具体作品，我们还可以从诗歌本身所

蕴含的审美意蕴，更切近地解释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盛唐；边塞诗；审美

一、引言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边塞诗歌在其创作的动机、创作过程和创作效果上,身体力行地先行了后世所归纳的崇高的精神,从四个层次验证了崇高的品格规范。即:在人生理想实现中的投笔从戎的慷慨、激越美;在边塞生活中雪原大漠的奇特、萧瑟美;在建功事业中的穿越异域的从容、悲壮美;在现实悲怆中思乡恋土的人性、豪迈美。可以说,边塞诗歌以其崇高的特质,反映出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特征。民族的自豪感内在地制约着国家的命运,拓土扩疆的国策又暗和民族的开放和扩张的意识,

二、投笔从戎的慷慨

边塞诗歌是儒家知识分子人生价值实现的完美体现,是儒家“兼济天下”理想的人格写照,是理性精神与自我意识的酣畅挥洒,故其充满人生价值的理性光环。在人格精神上“如登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的慷慨与激越有别于山水田园诗人内心自省、“独善其身”的忧郁、淡泊的内敛,而处处折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外敛意识。他们或大处以国家、社稷为重,开疆拓土,戍边御辱;或小处以人生、仕途为念,建功立业,激扬人生。“这条道路首先似乎是边塞军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蕃、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边塞诗的盛行,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背景。中国的文人,大都关乎天下,关乎国家的命运,关乎民族的前途,关乎民生的疾苦。儒家“兼济天下”、“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的思想愿望和拯物济世的政治理想,造就了唐代诗人独特的人格倾向。以天下为己任,是共同的潮流和趋向。兼之政治开明,科举取士,废除九品中正,以明经、进士等常科及其他的制科考试来选取官吏,为中下层文人提供了较为宽广的前途,激发了他们对功名的种种幻想,也使当时的文人极具进取的胸怀。文化上儒释道三教鼎立,百家争鸣,各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不断交流,又使人文精神更具深厚的内涵。

“遍观百家”、“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成为文人追求的风尚。因此儒家入世情怀,奠定了文人忠心报国精神的基本走向。而不甘儒生寂寞,不甘穷经皓首的理想,又使纵横家的风范盛行一时。游侠“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人生态度,成为当时文人至真的追求,建功立业似乎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由之路。于是,国力强盛的时代,便出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种激越昂扬、达观进取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培育了文人慷慨的热情和理想,而从军戍边便为于科举之外的另一种实现自身抱负、理想和价值的时尚和选择。更为重要的是,边塞诗人大都蔑视科举的碌碌庸俗,共同选取边塞建功这一悲壮的宏图伟业。他们歌颂唐王朝的非凡武略,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的慷慨与激越,表现出“庄严伟大的思想”,以奋发激昂的崇高美,显示人生的伟岸和悲壮。

“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高适《塞上》),“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愿为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李白《塞下曲》),“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宴”(李白《永王东巡歌》),“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杜甫《后出塞》)等,反映出当时文人对边塞的积极向往和建功立业的不悔选择。

“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塞下曲》)

“圣主赏勋业,边城最辉光”(岑参《东归留题太常徐卿草堂》)

从两个最富盛名的边塞诗人的抱负中,我们不难看到文人慷慨激越的理想。以万里不惜死的代价,去博取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的成功。而在盛唐这个傲视群雄的时代,最能体现蓬勃精神实质的就是“圣主赏勋业,边城最辉光”这条边陲建功、开疆御土的道路,其中之达观、进取是汉民族自信意识和强大国力升华的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心中,纵横沙场才是人生最富人格精神和理想的舞台,投笔从戎才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不二抉择。于是,穷经据典、科举文士便成为他们大笑和嘲讽的对象。他们不屑于儒生平凡的人生,嗤鼻于书斋的庸碌考据,将自己人生的理想投射到更为宏伟的事业中,“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军旅生活,才是他们报效国家,激越人生的写照。故其慷慨与悲壮可略见一斑。

三、雪原大漠的奇特

边塞的奇异风光,雪原、大漠的自然景象,以不同中原山水田园的清新而显示奇特的严酷。诗人在幽僻、荒凉的境界中极写边塞意象,以奇特、萧瑟寓意景色的悲凉壮观与边塞的艰苦卓绝。因而,边塞风物就如同康德所说“形式无边,且变化多端,不但我们的理解力把握不了,而且我们的想象力也把握不了,我们只有凭借超感官的理性,在心灵的想象中来把握。”诗人的心灵为它所震慑、所占有,进而转化为一种敬佩和惊叹的情感。于是,诗人注目于边塞壮丽辽阔的奇异景物,抒发他们驰骋疆场、杀敌御辱的豪迈情怀。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岑参的诗歌,浩瀚的荒漠,卷石的狂风,火山的烈焰,热海的蒸腾,以及异域的长云、霜雪,气势恢弘,格调深远,精神豁达。从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的两方面,以新奇的、不同于中原的风物而作为诗歌的描写对象,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描写边塞景物的浩瀚无垠,新颖独特和充满野性,给诗人和读者造成恐怖和可怕的同时,也引起人们的崇高和敬佩的感觉,从审美的层次达到博大、雄伟的气势及强烈的情感震撼,趋向于崇高的把握。从而给人回肠荡气的审美感受。“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就是这飞鸟绝迹的残酷环境,征夫却要千里跋涉。“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却肥。”(《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则以西域流传的神话故事,经过自己的加工,刻意渲染了一个浪漫奇异的境界:飞鸟不敢在海上翱翔,鱼儿在沸腾的海水中游弋,中有鲤鱼长却肥以丰富的想象勾画异域的风光。此外,诸如“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异域阴山外,孤城雪海边。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首秋轮台》)、“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今夜未知何处宿,平沙茫茫绝人烟”(《碛中作》)等,似乎都在以苍凉的笔调描写边塞的荒凉、严寒和寂寞,但处处都飘溢着新奇和豁达,充满着浪漫主义的乐观情趣。王维也有许多边塞风物的描绘,“十里一走马,万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陇西行》)专注于关山飞雪、烽火无烟。“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祖咏《望蓟门》)、“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其五)、“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高适《燕歌行》)、“血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高适《塞上听吹笛》)等,以“积雪”、“曙色”、“大漠”、“翰海”、“狼山”、“黄昏”、“明月”、“羌笛”、“戍楼”、“狂风”等意象构筑了边塞独有的自然景物和气象,在描摹边塞的艰苦和残酷的同时,以时代的责任抒发着达观、自信和悲壮的感怀。借助热情的想象和高度的夸张,表现一种雄奇、粗犷与浑厚的境界。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晋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诗歌写塞外八月飞雪的奇景,塞外的寒冷,北风的萧瑟,漫天的飞雪,以“春风”使千树万树的梨花盛开为喻,把异域的风物赋予浓浓的春意和蓬勃的气息。胡天飞雪的变幻,增添了诗人的惊喜与好奇。而“千树万树梨花开”则透露着边塞风物的新奇和壮美,极具浪漫的气息。之后,描写八月军营的寒冷,极尽冰天雪地之能事。接着,抒写送别宴会的情景及天山壮别的宏厚诗意。全诗“充满奇情妙思。作者用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捕捉边塞奇观,笔力矫健,有大笔挥洒(如‘翰海’二句),有细节勾勒(如‘风掣红旗冻不翻’),有真实生动的摹写,也有浪漫奇妙的想象(如‘忽如’二句),再现了边地瑰丽的自然风光,充满浓郁的边地生活气息。全诗融合着强烈的主观感受,在歌咏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表现了雪中送人的真挚情谊。诗情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对于崇高的理解,并不只是新颖奇特,而是以更多的惊叹或崇敬来描摹边塞的雪原和大漠,来渲染深含其中的奇特、萧瑟之美。

四、穿越异域的从容

边塞诗人大多都有入边、戍边、使边的经历,在边塞的境界中感慨国家的命运,报国的热情,杀敌御辱的决心,并以此作为“神圣的事业”。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将唐帝国的强盛概括为“文化的优越、产业的优越及军事的优越”,军事上对东部及东北部诸族如高丽、奚、契丹,西部及西南部诸族如吐谷浑、吐蕃,北部及西北部诸族如突厥、回纥等进行征服和镇压,并使之臣服,其地域也逐渐纳入了唐朝的版图,故疆域辽阔。唐“尝于缘边要地,设置都护府,以控制新得之地,并镇压边地居民。”由于不断地拓边、屯边、戍边,盛唐诗人大多都有入边、游边和使边的经历。当时“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初、盛唐的著名诗人们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入边即是入幕,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论述:“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皆是。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就辟外幕和因缘幕府是两种文人入边的不同概括,前者以国事为重,后者以仕进为图;游边“同唐代士人的漫游之风有关,但游边也并非都同于具有旅游性质的一般漫游。由于入边幕是盛唐文人仕进的一条途径,所以有些文人游边也兼带着寻找入幕机会的目的。”[7]如同李白一游巴蜀。二游走遍大半个中国,希望“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因而“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是漫游并求仕的时期。三游于洛阳遇杜甫,于汴州逢高适,然后三人同游梁园、济南,分手后,李白又南游江浙,北涉燕赵,往来齐鲁间。唐代文人漫游之风可略见一斑。于是,盛唐诗人便有高适北上蓟门,漫游燕赵,岑参北游河朔,王昌龄游历河陇,无不以报国求仕为目的。而燕赵、蓟门、河朔、河陇等地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生存空间的分水岭,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西部、北部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就是当时的边塞;使边也是盛唐诗人出入边塞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肩负着特殊的军事、政治、外交的责任,他们或赴边宣旨,或交割任离,或解运粮兵,或巡视边陲,或交流异族,或沟通西域,使命不一。高适任封丘尉时,曾送兵到边塞而著有《送兵到蓟北》、《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等诗篇。王维也以监察御史之职出使河西、榆林、新秦郡等地,写有《使至塞上》、《出塞作》、《榆林郡歌》、《新秦郡松树歌》等。最著名的使边诗歌莫过于他的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以“三叠”之曲寄予使边安西的元二。

此外,边塞的情况要及时奏知朝廷,便有频繁来往于京城与边塞之间的使者,岑参《逢入京使》中的“入京使”即如是。无论是由京使边,还是由边入京,都以特殊的使命接触了边塞。在唐朝蓬勃的帝国时代,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重任,以守土御边、建功立业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边塞诗人,无不以边塞作为刻画自身仕途和前途的中心,热情的理想守望着苍凉的疆域,奋发的使命寄托于浩瀚的大漠。远赴边陲的从容,透露着整个时代的刚强与悲壮。崇高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慷慨激昂的感情”,这种感情源于唐王朝国力强盛,富有开放和扩张的时代氛围,汉民族的优越自豪感、爱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结合于一身,在边战频繁的边塞,人们投身于儒家的功名理想,歌颂战争所带来的激动和悲伤。在严肃、庄重的的热情中领略边塞所有能给人奋进的感怀。岑参的诗歌大量地描写了经历边塞的生活,展现出慷慨激昂的热情,以忠君报国和建功立业的的激情,笑对荒凉的大漠。其《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等都以赞叹友人的辉煌战绩为主,兼之描写军营艰苦的生活,表达自己勤劳王事的决心和激情,字里行间绝无丝毫的的哀怨,透露的是入边的慷慨和激昂。“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的态度,使崇高成为人们当时的共同的心理走向,而在这个蓬勃的时代中应运所产生的是崇高的审美情绪。

殷璠《河岳英灵集》中说:“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崔颢诗歌“忽变常体”是他在开元后期北上入河东军幕时创作的边塞诗。其边塞生活,使前期诗歌的狂放和轻薄变为边塞的风骨凛然,如《赠王威古》、《古游侠呈军中诸将》等,在诗中极显豪侠气概,“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

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雁门胡人歌》)

其诗气格雄健,描摹边境如在眼前。戎旅生涯则更具阳刚之气。可见,盛唐诗人的入边、游边和使边,使出塞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气。他们共同经历边塞生活,体验不同于中原的异域风光,以自己直接的经验或间接的感受描绘长河的落日与大漠的孤烟,并由此感悟人生的壮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儒生品格,拯物济世的政治理想,纵横御辱的时代责任,下“忧黎元”的人格风范。使他们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和标志,成为“盛唐气象”和精神的完美体现。

五、思乡恋土的豪迈

边塞诗人以国事为重,以建功为怀,处处透射着理性的责任与梦想。在抒发慷慨激越的立业的强烈意识之外,又不乏缠绵的儿女情长,这就是边塞诗歌中所表现的大量思乡恋土情结。表面上看,边塞诗人所追寻的是儒家的“治国,平天下”层面的人生境界,以“兼济天下”为至真至美的理想,因而,对国家的忠诚和责任使他们不能过多顾及家庭。“修身,齐家”作为一种基础,支撑着他们人生和前途的信念,对亲人的思念,绝非世俗的朝思暮想,而是“忙里偷闲”的深情关注。边塞诗人和山水田园诗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着重点不同。尽管山水田园诗人也经历了“修身,齐家”层面的准备和积累,也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但由于仕途的坎坷和艰难,他们大部分都以绝望的心境放弃儒家最高的人生追求。于是,道家的无为和佛教的参禅便成为他们思辩的中心,在人生的轨迹上又回归“修身,齐家”层面的人生反思和回味。注重人生锤炼的个体内敛意识是山水田园诗人的标志,和边塞诗人注重群体外敛意识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边塞诗人在诗歌中极尽“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挥洒豪迈的理想。但同时又以平常的人性表达思乡恋土的人之常情。重要的一点在于,边塞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是远赴边陲的卫国将士,是铮铮铁骨的血性男儿,他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人生态度,使对家乡和亲人的眷恋绝无“杨柳依依”和“春日凝妆”的脉脉含情,更多的是“铁马秋风”和“关山月笛”的一往情深。

“西向轮台万里余,也知乡信日应疏。陇山鹦鹉能言语,为报家人数寄书。”(岑参《赴北庭度陇思家》)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逢入京使》)

“以行云流水之笔,写缠绵悱恻之情,而出语淡然,又不流于哀怨,故千古传诵。”

“闻说轮台路,年年见雪飞。春风曾不到,汉使亦应稀。白草通疏勒,青山过武威。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岑参《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

诗歌极尽严寒之能事,描写传闻中的轮台路,是春风也到达不了的、年年大雪纷飞的地方。故而,将士盼望的是从故乡远来的“汉使”,足见他们思乡的深切。但国事为重,勤王道远,尽管离乡日久,面对白草、青山,经过疏勒、武威,他们还是将亲人的重逢寄予甜蜜的梦中。

王昌龄的《从军行》,以乐府古题抒写战士爱国立功和思念家乡的心情。其中有的诗歌面对长期戍边的将士,直接描写他们的“边愁”,既以理性阐释建功立业的行为,也以感性认同他们无尽的乡思。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两首诗歌都写听曲而引起的愁思,以景物为中介,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前诗由高楼黄昏的海风,烘托出乐曲引发的万里相思的情感;后诗借长城月夜的苍凉景色来衬托乐曲的离别之情。这些诗歌虽以“边愁”入诗,但思乡的情感尽脱寻常温柔的儿女之情和缠绵的悱恻伤怀,显示出意境的雄浑开阔,故而情调激越悲亢。

六、结语

应该说明，盛唐边塞诗的内在蕴含相当丰富，它不仅在内容上丰富多彩，在艺术上也创造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美学境界，各种诗体竟相生辉，值得我们去认真品味。

参考文献

[1]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2]周谷城.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3]陈铁民.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J].文学遗产, 2008, (3).

[4]吕慧鹃,等.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