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一般去哪里找化石（捡寻烈火中凝固的文明碎片）

在文字产生之前, 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片混沌，“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之类的历史记载，夹杂着大量虚妄无稽的神话传说，使我们无法窥见到先民们那遥远神秘而又真实的生活情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迄今，随伴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春雷，中国考古学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一大批史前时期的陶器重见天日，成为打开史前文化神秘之门的钥匙。

这里，我们从“文化” 的角度，撷取几例与人们生活、习俗、传统相关的“陶的碎片”。 以期与读者朋友共同探讨。

陶与“原始历法”

远古时代，在还沒有发明星象历法之前，古代先民们靠什么纪历？对此问题，外行人不容置喙，而业内的推求也几成绝学。山东莒县陵阳河及大朱村的大汶口文化遗扯发掘中，岀土了两个陶尊符号， 经过专家多方考证，这是中国古代先民最原始的历法—山头纪历。在原始农业阶段，人们“日岀而作，日落而息” 纪历只能根据太阳的升起与降落。当时的东部沿海地苈，是连绵起伏旳丘陵。在人们的视野里，太阳好像是从东边旳山头后面升起的，到西边山头的后面落下。以太阳、月亮的一升一落为“一天”。 由于日月的岀入，在一年四季中，并非固定在一个山头，而是有规律地逐渐南移和北移，从地面上看，日、月所岀入的地点（山头）也就不尽相同，经过长期地观察太阳、月亮终于发明了用山头纪历的原始方法。有关专家曾到陶尊符号岀土地进行实地考察，在莒县陵阳河遗址观察周围的地理环境，在遗址东西五华里处，有一座山，五峰并联，中间旳一个山峰突起、高大。春秋两季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从正东升起，恰好高悬于主峰之上。陶尊符号中五个象形的山头，同《山海经》日月岀入之山的记载基本相同，表明在一年中，太阳、月亮在不同山头升起和降落。陶尊中两个象形（符号）字的发现说明，早在六、七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远古先民们就掌握了“山头纪历” 的原始历法。

陶与酿酒

酒，究竞岀现何时？经验上的推断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农业未兴起之前。最原始的“酒” 应是来自于野果和野蜜旳天然“酒” 野果和蜂蜜之类熟透之后, 接触空气中的酵母和霉菌, 发酵变质, 产生岀清冷可爱, 湛然甘美的天然酒浆. 也许原始人类还在以采集为生的时代, 就己经能够利用天然原料和简单的方法造岀酒来. 然而, 真正用谷物酿酒, 而且把“酿酒” 作为一个行业, 而不是指简单、零星的造酒行为究竞起手何时，在没有陶器岀土之前，可追溯的历史并不长，从上个世亿廾年代开始，龙山文化遗址中岀土了大量精美的黑陶。其中有不少是高柄杯。由此人们断定，中国制造酒旳历史至今可追溯至四千五、六百年之前。但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大汶口遗址被陆续发现。从距今七千至六千五百年前的大汶口岀土文物看，在岀一土的1015件陶器中，有171件杯：筒形杯38件，单把杯37件，高柄杯39件。高柄杯在陶杯类所占比例高达55%。筒形杯、单把杯容量较大，这些应该是饮水用器。唯高柄杯不同，大多数高柄杯进行了缕空装饰，比筒形杯、单把杯精致贵重的多，容量很少，又是高柄。凡此种种，这些高柄杯“可能是一种酒器”。 如果这个看法不误，那么，我国的酿酒业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即7000年左右就己开始了。还有学者根据北辛文化中也发现高柄陶杯推断，酿酒业可能在七千五百多年前就已产生。当然，也有人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人工酿酒业的兴起，须以原始农耕经济与手工技术发达为基础的，特别是粮食的相对剩余为基础条件。从大汶口文化发达时期的经济状况看，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可以说已经具备。当然，所谓“粮食剩余” 仍只能是指伴随私有制的产生而使粮食向少数人手中的相对集中，并不能仅就全体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而言之。现代民族志的一些材料也表明，酒的岀现不一定意味着粮食有很多剩余。因此可以完全地合理想象，人工酿酒业的兴起一方面需要有客观技术条件，叧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中上层社会的“行为需要”。 换句话说，最初耗费粮食而酿造的酒，还只是中上层人士的享用品（包括用为“神” 的歆享之物），普通社会成员是没有权利享用的。从大汉口出土陶酒杯分布情况看，亦可看出在全部133座墓葬中，有高柄杯的仅23座。尚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由此看来，我国酿酒业正真兴盛起来不会早于大汶口文化中期，也即距今约5000——5500年左右。

陶与纺织

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时代之后，用于御寒和遮盖的大概是树叶、树皮之类。但人类从什么时期穿上真正意义上的衣裳，亦即从什么时候开始了纺织？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仍需依赖出土的那些陶片。中国最早的纺织物出土在距今7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草鞋山遗址中。那是3块已经碳化了的野生葛纤维纺织品。而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人己能普遍从事纺织和缝纫。大汶口遗址笫一次发掘中，有纺轮31件（石质26件，陶5件）骨针20件，另外还在不少遗址中岀现了织布用的陶梭，这些是直接的证据。间接的证据，则有印在陶器底部的布纹。曲阜南兴埠大汶口遗址岀土陶器底部都印有细布纹，其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各在7-8根左右。胶东长岛县大钦岛大汶囗遗址岀土陶器底部的布约是每平方厘米为8×11格，经稀纬密。据此可以初步断定，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居民己经在纺布、穿衣了。至少从这个时期起，东夷人的纺织业正式产生了。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纺织业水平又前进了一大步，据维纺市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岀土的布纹，较大汶口文化晩期布纹紧密而纤细，每平方厘米的纬经线达到10~11根，纺织工具也比大汶口时期有很大进步和提高。龙山文化细布纹的密度与现代农村家庭自织的粗布纹的密度基本相同。换句话说，现代农家自织的粗布纹的密度水平早在距今四千五、六百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的纺织手工业者就已经达到了。

墓葬农具减少之谜

在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中，早期墓葬中岀土的以生产工具为最多。主要是石制品，如石镰、石刀、石铲、石斧等。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甚至发掘了摆放整齐的组合农具。每组农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铲、陶盂、支架等，每组都分开排列，次序明显。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中生产工具所占的比例仍然比较高。在远古时期，人们制造一件石制的生产农具是要费很大力气的。把如此贵重的东西随葬，说明那时候的人们非常看重生产劳动，不惜把家中最贵重的生产工具让“逝去”的亲人带走，大概是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努力劳动，丰衣足食吧。但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绝大多数墓葬中偶尔见到一、两件简陋的生产工具，而且也往往只存在于穷人墓和小墓中。如临沂大范庄发掘的26座龙山文化墓葬中，共出土随葬品760件，其中95%以上是陶器，石铲和石链等生产工具仅有十几件，只占随葬品总数的2%。难道是那时候人们制造生产工具的能力下降，导致生产工具减少了吗？不是，因为在离墓葬不远处人们的居住遗址中，收集到石器有107件，而且品种齐全，制作工艺非常精湛。这说明人们制造工具的效率比以往更高。对这一奇怪的现象，考古学者有一种看法，认为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上层显贵已脱离生产劳动，成为高居于氏族成员至上的统治阶层，而视劳动为卑贱的思想已渗透到社会的中下层，所以一般的小墓、穷人墓也很少再以劳动生产工具作为随葬品了，他们大概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仍然终日劳作，却饥寒交迫。如果真是像考古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那社会的发展真是让人吃惊，人类刚刚踏入文明的门槛，轻视劳动的思想意识就这样广泛的波及社会各界层。当然，也有的学者对龙山文化时期墓葬生产工具减少现象做出了不同的估计：在原始部落大动荡的时期，因为社会生产处于无序状态，社会需求反而日益增长，故而生产工具——特别是农具——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同时，随着动乱的加剧，“薄葬之风”渐起，作为主要生产资料且艺术品位较低的生产工具，自然要首先退出新兴礼制的领域和随葬品的行列。与此相反的是，因这时陶器生产的规模扩大，富余较多，且制陶礼器（包括冥器）的生产日益专门化，所以，随葬品亦多；而上层社会所拥有的精美陶器、玉器大增，也应是促使石器劳动工具随葬品急剧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口含陶球的习俗之谜

在古代东夷的一些部落的上层社会中，有在口中含陶球的古怪习俗。这一习俗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较为常见。从死者因长期含球而导致齿列变形或颊齿（主要是臼齿）异常磨蚀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是东夷人日常生活的习俗之一，而不是人死后才将陶球或石球放入口中的。典型的材料见于王因遗址的人骨鉴定报告。报告中列有《含球墓葬观察记录》一表，共收23例，绝大多数为女性，所含陶球直径在1.5——2.0厘米之间。鉴定者谈到“实际拥有此类风俗的人数可能多于表中所列数字。”又说“我们曾经设想，也许口颊中含陶球与治疗牙病有关系，但实际观察结果正好相反，陶球在口颊里长时间的摩擦会损害牙齿，特别是第一、二臼齿的健康，磨损严重者会引起牙齿的炎症，直到牙齿过早脱落。也有人提出在口颊中含陶球会使双颊丰美。但笔者认为，球的直径不大，含在双颊内，外表并不显得丰满。总之，我们虽把含球当作一种特殊的风俗，但仍不能明白这种原始风俗的实际意义。”结合其他遗址的同类发现也是女性为主这一现象，有专家指出，这一奇异风俗正好印证了东夷人的一个神话传说：东夷中有一些部落认为，他们的始祖是大鸟，其后代是卵生的，所以他们以大鸟作为自己的图腾。商族始祖之母简狄为有嫆氏女，相传她吞鸟卵“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商族又源于山东。东夷部落中女人口中含陶球是以陶球类比鸟卵，期望多多生育。由此看来，“东凤西龙”中的凤鸟图腾，确实是由东夷人的大鸟图腾演化而来，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东夷女人口中含陶球的习俗也提供了一个佐证。

陶瓮上的小孔之迷

抗日战争吋候，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组织一批专家从大西南辗转去大西北进行考古发掘，傅斯年一行在甘肃敦煌发掘中，发现远古先民们对未成年儿童夭亡的处理方式很特别：把夭亡儿童置于与其身高大致相等的陶瓮中。令人不解的是，在陶瓮的顶端都有一个圆形小孔。这些小孔是干什么的？换言之，在死去的儿童翁棺上钻一个小孔的含义是什么？专家们推测，远古的时候人们就有了灵魂的概念。他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依然以某种形式存在。古代先民们在陶瓮上钻一个小孔的目的，大概是希望孩子的灵魂可通过这个小孔自由出入。无独有偶，在西安半坡遗址，儿童的丧葬比成年人讲究。氏族儿童死亡不会被埋葬在公共墓地里，而是埋葬在氏族成员居住的房子旁。可能怕野兽将孩子吃掉，半坡人专门制造一种陶罐，将夭亡儿童装进陶罐中，然后族人在上面盖一个用细泥做的陶钵或陶盆。这种儿童瓮葬大多是几十个聚集在一起。在半坡遗址中，考古学者共发现50多个瓮棺，里面大多数没有随葬品，不过，半坡人对死去的女童有更多的葬制。女童的棺葬内往往有丰富而精致的随葬品，表现了半坡人对女童的宠爱，因为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比男性高，女童就代表着一个氏族的未来。

陶与女性崇拜

在远古时期，生产工具原始，生产能力低下，生产力的核心因素就是人类自身。这个时期，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氏族居民群体中的规模，特别是群体中具有生产、狩猎、征战能力的成年人的数量，只有达到相当数量组成的群体，才有可能完成围猎，才可以在因种种意想不到的矛盾而与异己群体力量发生冲突时，求得自身生存，也才可能保证农业、畜牧业生产的维持、进行。总之，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发展必然成为整个氏族部落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一客观的、物质的存在，决定着人们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就是寻求一切的可能和办法，增强自身的生殖繁衍能力，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上就是女性崇拜（也可理解为生殖崇拜）。在各个早期文化遗址发掘中，反映女性崇拜的陶器非常多。如陶祖形象、陶器上的女性形象，还有陶器上反映的画面，是人们在丰收或狩猎后男女相对而舞的场景等等。最能反映女性崇拜的当属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文化遗址。红山文化距今6000年——5000年，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在这些众多的遗址中，发现了陶制女神像，如赤峰市西水泉遗址，敖汉旗西台遗址等。而牛梁河遗址出土的女神庙更为我们揭开了红山先民女性崇拜的神秘面纱。女神庙共出土了7具女神像，大的是真人的三倍，小的与真人相仿，其中最大的一具女神像位于神庙主室中央，据推测，这应该是主神，其他女神如众星捧月般分列四周。这些女神像有一个共同特点：身体健壮，丰乳肥臀，线条轮廓鲜明且夸张。红山先民还对女神头像进行了基本装饰，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有朱红的染料痕迹，眼珠则用青色圆柱状的玉石器代替，女神头像具有蒙古人面貌特征。女性崇拜在北方游牧部落中反映如此鲜明，由此充分证明，远古先民们对增强生殖，以期人口众多和强壮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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