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阳天堂(赵牧阳赶路的人慢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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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王韧 图/受访者提供

摇滚在中国像一场浪潮,潮水上涌,他是一代鼓王;潮水退去,他背上三弦流浪。“此刻我们就在天堂,我们也在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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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图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发自西安、中卫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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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 西安

攒了三四十幅画稿后,2022年5月28日,赵牧阳在西安一处僻静的美术馆里办了个画展。这些画作在近二十年里陆续产生,多数是铅笔涂鸦,还有几幅形迹像书法的水墨画。

2002年,离开北京摇滚圈,背着三弦流浪到大理后,赵牧阳动了拿起画笔的念头,他想画出大理瞬息万变的云。“但是当你拿着画笔的时候,它已经在变了。它不断地在变,我想抓住它,想把它画下来。”变化不定的云让赵牧阳的笔触变得抽象,画纸上的形体似是而非。比如说,太阳像一个混沌的光团,又像一只睁开的眼睛;山像层叠的风棱石,又像扭曲的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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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牧阳画展上展出的几幅体现“书画同源”的水墨作品

画面里还频繁地出现一些纤细弯折的短线条,像一只只飞翔的鸟。“我喜欢画鸟。”过了一会儿,赵牧阳又说,“其实没有很喜欢,那一刻就这么画出来了。”为展览写题词的艺术评论家于光从画中看出远古神话的元素,他觉得赵牧阳的画像他的歌一样,带有生命中原始的冲动和自由的精神。而赵牧阳对观众说,有时候他也不确定画的是什么,也不知道灵感的来源,“可能画本身就在画纸上,你就是帮它呈现出来。”

与其说来西安办展,赵牧阳更像是来见老朋友。一顶红色的鸭舌帽给他添了几许年轻的气息,但当他咧开嘴笑,皱纹在黑瘦的脸上堆叠,他又像一个常年行走在戈壁滩上的农民。在美术馆后院的草地上,他和朋友贺小强用鼓、吉他、贝斯即兴演奏,鼓声激烈时,贺小强放开贝斯,跳起80年代的霹雳舞。他们都已年过半百,在摇滚乐里回到了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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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牧阳和贺小强即兴合作后,相视一笑

1985年,18岁的赵牧阳从宁夏中卫来到西安,想要学武术,哥哥赵已然说给他找到了一位老师。去了以后赵牧阳发现,没有武术老师,只有等着教他吉他的哥哥,“他就觉得我在音乐这条路上可能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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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展开幕式上,赵牧阳用吉他弹唱,王栈在一旁为他拍摄

很多年以后赵牧阳想,“可能一个人一生要干什么事,会有无数个信息引导你往这条路上走。”赵牧阳的父母都在秦腔剧团里工作,父亲作曲,母亲是演员。也许是音乐天赋传递了下来,父亲虽从没有教他和哥哥乐理,但音乐上的问题从来都难不倒他们,剧团的音乐老师有时候故意考校赵牧阳,他都能答对。

赵已然比赵牧阳先学乐器,拉二胡。1978年,赵已然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家里供哥哥上学已经很艰难,赵牧阳不得不辍学,进剧团学武生。赵已然在大学校园接触到很多新歌,赵牧阳所在的剧团有电影院,每天放国内外的电影,他喜欢听电影配乐。赵已然回家时,他们会互相推荐歌曲,那是港台音乐开始传进来的年代,正流行邓丽君、凤飞飞、李亚明的歌。

在西安,教了赵牧阳基本的吉他和架子鼓弹奏方式后,赵已然就去访学了,赵牧阳被保卫科赶出陕师大宿舍。在赵已然朋友庞义宝的帮助下,赵牧阳住进陕师大文艺部,那里除了一套架子鼓,什么乐器都没有。三个月后,赵已然回来,赵牧阳已经学会打鼓了。

“当时陕西省歌舞团,还有一些民办团体,有会打鼓的老师,我经常偷看他们排练,记下鼓点,回来自己练。”为了记住鼓点,赵牧阳在骑自行车回学校的路上就开始练,拿着鼓槌敲车把上的小螺丝,无数次从车上栽进草丛。

为了留在西安,赵牧阳四处找工作,在私人乐团当过学员,在舞厅演出过。西安音乐圈很小,赵牧阳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跳霹雳舞和迪斯科很厉害的年轻人贺小强和王栈。贺小强在部队文工团时练低音贝斯,王栈原本是歌舞剧院的芭蕾舞演员。

之后,赵牧阳进了陕西省歌舞剧院。北京、上海、广东的歌手来西安演出,都找赵牧阳所在的乐队伴奏,他在西北音乐圈出了名。1988年,常宽从北京到陕西演出,田震跟他说,西安有个人鼓打得特别好,“你不用带鼓手去。”常宽在西安排练的那个下午,王栈陪着赵牧阳去试奏,“一试就没问题,马上演了两场,跟着常宽上北京去了。”

几年后,许巍在西安写歌、组乐队,王栈建议他们直接去北京。但许巍的乐手们没一个愿意去,许巍也有些忐忑,王栈突然意识到,孤身一人去北京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没有任何收入,要搞音乐,使了很大劲,但一直磕磕绊绊的,有时候就会特别绝望,或者说挺无助的,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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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 北京

北京的摇滚氛围跟西安不一样,崔健的《一无所有》点燃了众多青年的热情,新生乐队不断出现,每周能举办一次演出party,还有很多国外的乐手来中国交流。赵牧阳的音乐视野被打开了,他练习很多国外乐队的歌,警察乐队(The Police)、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等等,虽然听不懂歌词在唱什么,但他会记住里面的鼓点。

有六年的时间,赵牧阳每天练鼓八小时。他拿着鼓槌,上臂肌肉像拳头一样鼓起,力量稳定地落在每一次敲击上。他的鼓点不拘泥于固定曲谱,心情和天气都可能是音符的变量,贺小强说:“别人的鼓点和节奏,我一听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赵牧阳的我永远都猜不到,听他的鼓,我才知道什么是自由。”

灵活考验的是乐队成员之间的默契,比如对音乐的理解和技术,赵牧阳为此感到幸运,“好多乐手,你想都想不到他会到乐队里来。那些最优秀的乐手,在北京都尝试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在一个乐队里表达出来,”

最多的时候,赵牧阳同时担任六七支乐队的鼓手,“宝贝兄弟”、“呼吸”、“超载”,还有腾格尔、张楚、何勇、窦唯等人的乐队。不同乐队的风格有时相差很大,赵牧阳不拒绝任何风格,“只要是我喜欢的歌手的原创歌曲,我都可以。”通常赵牧阳要知道完整的歌词,会唱了以后,再编鼓谱,搭建编曲的框架。

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摇滚在地下汲取养分,莽撞、艰难而又生机勃勃,不自觉地吸引着热爱音乐的青年。王栈记得,1991年,呼吸乐队到西安演出,找他帮忙借音箱和乐器。在此之前,西安没有摇滚party,也没有正式演出的地方,场地最后定在西安老机场旁边的协和酒店。那是王栈第一次见到高旗、蔚华和曹钧,演出过程中,张楚也来了,带来了他的新歌《姐姐》。王栈被这些歌震撼了,那年冬天还没过完,他去北京找赵牧阳,一起住在高旗位于和平里的苏联式楼房里。

高旗有两个大大的抽屉,一拉开全是CD和磁带,有上千张美国的重金属乐队的专辑。他还有很多美国电影的录像带,王栈在他家看1991年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刺杀肯尼迪》,他在旁边一句一句地翻译。

晚上,王栈跟着高旗看外国文学和电影,白天,王栈就看高旗写歌。那时高旗刚刚离开呼吸乐队,成立了超载,因为觉得呼吸的歌不够“metal”。

一天下午,丁武和张炬录完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的原声,敲开高旗家的门放给他们听,王栈特别喜欢,问张炬能不能转录一盘磁带给他。张炬同意了,只是在每一首歌的开始几秒钟,“咔”地按一下录音键,断一下再开始,让这盘磁带没法用于商业贩卖。王栈回想时说:“人家刚录专辑你就问人要,放现在没人会这样说话,那时候的氛围就这么好。”

那时候北京的摇滚圈也很苦,演出的机会不多,每周末的party票价很低。赵牧阳有时候演出完,分到的钱还不够自己打车回家,“就百十块钱。而且每周只有一次,没那么多演出机会,摇滚乐不太受支持。”赵牧阳和其他乐手合租,住地下两三层的地下室,经常搬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没钱租房,住在丁武或高旗的家里。吃得也不好,“没有钱去吃想吃的东西,只是维持生存。”

在北京的困顿、委屈和迷茫被写入1991年的专辑《流浪》中,有时抒情,“盼望着今夜能进入梦乡/回到我的村庄/快快见到我的爹和娘”(《流浪》),有时愤怒,“现实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天天都在作对/来看看我究竟是人还是鬼/再看看你自己是否有点虚伪”(《真诚的心》),有时无奈,“想要上学可学费太贵/想要工作我又嫌累/吃的贵喝的贵自行车要上税/这一天那一夜空度这年岁”(《累》)。

录制这张专辑时,赵牧阳的唱腔还不成熟。韩磊去录音棚听完,劝他过两年再录,但他太着急了,想用这张专辑筹钱去国外进修音乐。专辑在市场上没产生多少水花,制作人王晓京发行专辑后,没钱做宣传。“最后专辑没发好,我也没去成国外。”

接下来几年,海外资本涌向国内音乐市场,“只签主唱,不养乐队”,于是,乐队一个接一个地解散。1992年,窦唯解散了“做梦”,赵牧阳非常伤心,他不想再参加任何乐队,只想做一个职业鼓手。

1993年,汪峰又找上他,几次劝说后,他们达成共识,乐队要“奔着十年以上,奔着老了干”,但在2000年,华纳签走了汪峰,不想签约乐队,赵牧阳在纪录片《风行水上》里接受采访时说:“吉他手龙隆一听这个话直接就走了,贝斯也走了,就我跟键盘杜咏一直在忍耐,他不舍得这个乐队,后来杜咏走了,就我一个人,我还是跟汪峰争取,把乐手叫回来,大家一起干。”

但很快,鲍家街43号解散了,赵牧阳乘上回宁夏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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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著名的“66号公路”,公路旁是宁夏典型的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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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后 流浪

这不是赵牧阳去北京后第一次回家,“每一次在北京受伤害,乐队解散也好,别的事情也好,或者是生活不下去。就回到家,在爸爸妈妈家里你能吃饱肚子。”另一个原因是家乡的山水,宁夏的山,一层一层褶皱在沙漠上,浑浊的黄河水在山中闯出一条弯路。沉默裸露的山,风轻云淡的天,容得下失意的游子。

赵牧阳出门四处转,找寻几十年前的老朋友,一边行路,一边表演来赚路费,背着超载乐队贝斯手王学科给他的三弦,“他说这是我爸爸的琴,背上去吧。”这样,乐队里的“西北鼓王”,就成了独自流浪的游吟歌手。

有时候赵牧阳坐在茶楼和小酒吧表演,在街头总是被人轰走。他唱秦腔,也唱自己用三弦写的歌,钱挣得总是不多,听众很少会有付钱的意识。有一次在重庆,他唱了三天,赚了29元,他感到绝望,“是不是该换一种生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客栈的小花园,一个歌手在里面卖唱,一段漫长的吉他solo后,歌手开口,唱了赵牧阳写的第一首歌《流浪》。“那一刻我眼泪都下来了,等了他半天,他要唱不唱,我回头走吧,他唱了《流浪》。”

他仿佛得到冥冥中的指示,在音乐上吃尽苦头后,他认识到清贫是他的命,音乐也是他的命,他这辈子只能做音乐。“有时候觉得折腾有什么意思?不折腾呢又没有快乐,唯一的快乐就是音乐给的。”

在流浪时,赵牧阳从来不做计划,在哪里停留多久、下一站去哪儿都是临时决定,“今天开开心心的。明天是未知的。”2002年他短暂地在大理落定,开了一间名为“候鸟”的小酒吧,2003年“非典”期间倒闭,他继续四处游荡。他不用手机,很少有人能联系上他,但联系他的人也不多,“乐队该散的也都散完了,好多朋友都改行了。”

2006年,赵牧阳回北京录制第二张专辑《侠客行》,里面的歌都写于孤独的这几年。专辑同名曲《侠客行》是在宁夏的黄河滩上写的,眼前是山,身后是黄河,歌词里的“前头是高山后头是黄河,冷冷的北风迎面吹过来”就是这一幕的写照,“目空心空端起一碗酒,飘飘悠悠一去不回头”则是流浪的心境。所以他觉得这些歌是他写的,也不算他写的,“可能在那个时间那个位置,我拿到了这个信息,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后来很多人翻唱他的歌。

《侠客行》是赵牧阳在非常困顿的时候录制的。他租不起房,把行李堆在录音棚里,人也整天泡在里面,很多开销都由朋友们垫付,最后录完,他还欠录音棚五千块钱,以及王学科弹三弦和贝斯的录音费。这次,他没指望靠专辑赚钱,“我做到最好,只是想把这些东西留下来,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我只能做音乐,我动不过商人的脑子。”

等到十年后,《侠客行》这首歌才通过中央电视台《中国好歌曲》节目而广为人知,赵牧阳已48岁,他的嗓音真正成熟,年轻时的绵软尾音被岁月吹成砂砾,秦腔的变调融进来,像荒野上升起的荒腔走板的嘶吼。

这十年间赵牧阳几乎销声匿迹,其中有三年,他栖身在大理巍宝山的一座道观。原本他和周云蓬一起上山游玩,当场却决定留下来住,把周云蓬惊讶得不行,怎么说不走就不走了?结果一住就是三年,小道长下山做生意去了,他则每天打扫院子,打扫香堂,上三炷香。他认同道教顺应自然的智慧。

赵牧阳家里信佛教,小时候他总是跟着父母去庙会唱戏,但他对宗教没有过多研究。在他看来,佛教、道教,包括基督教,都给人预设了一个极乐世界,但他认为那是不存在的,“我活了五十多年,我明白了,此刻我们就在天堂,我们也在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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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半百 回乡

之所以参加《中国好歌曲》,是因为赵牧阳当父亲了,他开始想以后要怎么生活,“如果做一个乐手,养家很难。”现在赵牧阳有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两岁,小名叫咚咚和当当。成为父亲对他的改变是巨大的。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孩子们占据,他要陪咚咚抓蟋蟀、养鱼,要给当当喂饭、换纸尿裤。每天都被孩子围绕,忙到没什么时间写歌和画画,也没有孤独的心境,他很久没创作了。但在所有的人生历程里,他最喜欢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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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牧阳和儿子当当。当当非常依赖赵牧阳,做什么事情都要和他在一起

赵牧阳变得更加平和,他形容自己以前脾气爆,有很多不能忍受的事情,不能忍受“规矩”,譬如酒桌文化,不能忍受世俗,尤其是对金钱的狂热,碰到不喜欢的人,他会离开那个场合。现在,他会说:“没关系,就包容吧。”但他性格里的直接还在,画展上有记者一直问他,画的是什么,灵感来源于哪里,为什么音乐人可以跨界作画,他一一回答后,起身说:“我觉得你没听懂我的意思,采访就到这里吧。”

他在宁夏银川扎下根,不再漂泊无定,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家乡才能让人踏实安定。年轻的时候,他去西安,去北京,就是不想回家,觉得家乡什么都没有给他,随着阅历增长,他逐渐发现家乡给他的已经太多了。负气的孩子回到家,宁夏川和黄河都在他的歌里了。

只有一点让人不太满意,银川没有赵牧阳想要的乐手,他找了几个年轻乐手组建乐队,但他们为了生活,需要日复一日去夜场演奏同样的曲子,排练时已经很疲惫了,很难再要求他们有所创造,乐队靠音乐节赚取的收入也不足以让他们改变。

在美术馆的后院,赵牧阳看到草地上或坐或站、举着手机拍他的人群,唱了一首他在青海流浪时写的歌,他一边弹着吉他,一边扯着嗓子唱道:

赶路的人你慢些子走,

哥哥我说的话要记牢。

大路上走的人慢些走,

喝一口杯中酒润润喉。

其实他也不那么喜欢这首歌,但是,“我想让别人也不要太匆忙,不用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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