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利格曼两种微笑 一个急性子怎么变

第10章 声域：认识自己，接纳自己 （1973—1974）

“声域”¹是一个术语，指歌手能稳定发出的最低音至最高音的范围。声域是你真实的“嗓音”所在之处，你可以以此拥有一个长久而健康的职业生涯。在心理学中，探索我的“声域”是在三个维度上进行的：风格、节奏和内容。

风格

在我最喜欢的餐厅“勒贝克芬”（Le Bec Fin）里享用晚餐时，理查德·所罗门对梅尔和我说道：“每当我说话的时候，我总是先和坐在我右边的人交谈。”20世纪60年代末，乔治斯·佩里尔（Georges Perrier）开了这家经典法式餐厅，我是这里最贫穷但也最忠诚的顾客之一。在这家餐厅里，我感到舒适自在。我攒着钱，一旦遇到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我就会去这家餐厅。当时，所罗门、梅尔和我正在庆祝一篇论文将在著名的期刊上发表。

“我的脑海里有两位导师，一位是哈罗德·施洛斯贝格（Harold Schlosberg），他是我在布朗大学的导师，坐在我的右边。”所罗门继续说着，“我跟哈罗德说话时，都是字斟句酌，如果他点了头，我就转向左边，那里坐着沃尔特·S.亨特（Walter S. Hunter）。我对他说话同样字斟句酌，且语速极慢，如果他也点了头，我才继续往下说。如果他没点头，我就再重复一遍。”

所罗门动身前往哈佛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把自己在布朗大学的研究生导师也带了过去，接着又把他们带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不需要假想着把我的导师带走，因为他们和我都在费城。其中两个人，所罗门和欧文，他们都担任主要学术期刊的主编，会认真地指导我的论文。因为我会规规矩矩地给他们每人发一份我正在写的论文的初稿，所以我不需要去想象他们的指点和评语。

所罗门和欧文对即将发表的文章的要求都极为严格，他们都曾是《心理学评论》和《实验心理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的出色主编。他们通常会在文章中精雕细琢出大段的长句子，任何一个能从他们俩的长篇大论中抽离出来的句子，都极有可能是独特的观点。他们的论文风格是“对审稿人友好”，事实上所罗门和弗兰克也很少遇到被学术期刊退稿的情况，不过他们的论文并不“对读者友好”。

在写作上，我尽量不像他们两位那样长篇累牍。

我知道，大多数的读者都很忙碌，许多读者和我一样只是简单浏览。所以我通过使用短句和简单词语来帮助这一类型的读者，尽可能提高深奥的词语和冗长的句子的准确性，以此来减少在阅读方面的障碍。同时，我也不写太多的内容，会删除读者已经知道的多余信息，因为这些内容只会减慢读者的速度，而不会提高论文的准确性。

在写作风格上，虽然与APA最畅销的出版手册不同⁴，但我还是找到了适合我的声域。

节奏

我之前的节奏一直不对。在这一方面，我与父亲有相同之处，母亲说他可以在1个小时内完成其他律师需要用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但母亲也说，父亲接下来会把那多出来的7个小时用来检查和完善。我有着与父亲一样的速度，但我会用省下的时间继续做下一项工作，而不会检查和完善之前的工作。我的高效率并不局限于工作，这让我怀疑自己的工作节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他人认为我做事鲁莽，进而推断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有没有慢性子的心理学家呢？至少有一位，他叫威廉·K.埃斯蒂斯（William K. Estes），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学习理论家。可与他交流真是令人痛不欲生。

“埃斯蒂斯，”在一个派对上，我向作为贵宾出席的他发问，“你认为睡眠的进化功能是什么？”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等啊等，等他开口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开始暗暗计起数来，在数到45的时候，他眨了眨眼睛，嘴唇终于动了。

“马丁，你认为清醒的进化功能是什么？”我能否学会慢一点儿，虽不用像埃斯蒂斯那样慢慢悠悠，但又不至于慢到惹恼别人呢？

那时，心理学系正在招聘一位视觉领域的专家，视觉领域是心理学中最为复杂的一个科学分支。有位名叫爱德华·皮尤（Edward Pugh）的应聘候选人，他在面试中谈到了点燃一个单视网膜细胞需要多少光子，...

“你真是太慢了，皮尤，”我随之做出评论，并迅即以一种赞美的口气问道，“你一直都这么慢吗？”

“读高中的时候，我是路易斯安那州代表队的四分卫，那时的球队可不要慢吞吞的四分卫，”皮尤回答道，“但我不得不学会慢下来。大学毕业后，我想成为一名耶稣会士。耶稣会学生有两位导师，一个给你评分，另一个是你的同伴。我的同伴每天只会写下一句话，然后指示我用一下午的时间坐在修道院的树下思考这个句子。”

“你能教我怎么慢下来吗，皮尤？”我问他。在聘用了皮尤之后，他教会了我如何慢下来。有一年，我们俩每周在我的办公室见一次面，一起阅读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恐惧与战栗》（Fear and Trembling）。我们每周只阅读一篇，速度比以前慢了下来。

或许，这又太慢了些。

艾伦·科尔斯（Alan Kors）是新来的历史学助理教授，刚刚拿到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也是法国百科全书的编纂者。10年前，科尔斯和我就是挚交。当时他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同学，是我们文学杂志的编辑，也是威尔逊馆里最能令人开怀大笑的文艺男生。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讲故事高手，在聚会上用吉他即兴创作了许多朗朗上口的打油诗，但这一切并没有阻碍他成为一位严肃认真的诗人。他还是一个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作为在我与克丽婚礼上的伴郎，他和我并肩作战，共同“对付”我的岳母，因为我拒绝在婚礼上说出“上帝”一词，我的岳母甚为不满。总之，对我来说，科尔斯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系真是喜从天降。

“我们一起讲一堂课吧，马丁。”科尔斯提议道。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爱给人讲课、喜爱诗歌，热衷科学史。我马上就同意了。科尔斯不仅健谈，而且极富魅力，在我认识的所有宾大教授中，科尔斯是唯一一位在一堂大课上获得满分的老师，每个学生都给他评了5.0分。

我尝试着一种新的慢节奏，在科尔斯讲课的过程中，我坐在教室的后排，不去打断他。科尔斯先开始讲课。当时教室里大约有100名本科学生，主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在几个知识点上，他提出了一些我略知一二的问题，我很想打断他，但我不能，因为我在等科尔斯介绍我。这堂课讲得让人如痴如醉、妙趣横生，完全是他的风格。但直到下课，他也没有介绍我，而我也始终沉默不语。科尔斯和我走回学生中心，一起喝了咖啡。

“怎么回事啊？”我有点生气地问道，“你应该介绍一下我啊。”

“怎么了？”科尔斯回复道，他也有些生气了，“你应该像往常那样打断别人啊！”

虽然我的节奏远非完美，但它正在慢下来。

内容

内容是我声域中的最后一个要素。行为主义的核心是试图从科学中剔除两种东西：一个是精神生活，另一个当然是面向未来的目的论，即对行动的前瞻性进行解释。在我所在的院系中，这些问题经常出现在氛围紧张的谈话中。其中的一次发生在1972年的“偶遇室”，那是一间没有窗户、脏兮兮的地下室。心理学系一共有三栋教学楼，每栋大楼都人满为患，这间地下室位于其中一栋教学楼里，“偶遇室”被可怜地安排到了这里。为了让一些心理学家可以偶尔碰面，我们中有一小部分人养成了在那里闲逛或喝喝速溶咖啡的习惯。戴夫·威廉斯经常出现在那里，我们总是无休止地争论人类和动物是否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戴夫说它们没有，而我则说它们有，但是我能感觉到戴夫在逐渐让步，并开始放弃斯金纳那些贫瘠的心理学理论。戴夫那时开始了一项崭新而毫无章法的研究工作，他想找寻一片更为苍翠繁茂的天地。

尽管不允许吸烟，欧文仍在“偶遇室”里消遣了大把的时间。那时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年，在思想最僵化的心理学系，他仍是最坚实、正直的支柱。他在那里度过的所有时光，都象征着他是一名刚正不阿的心理学系“公民”。

我告诉欧文，吉姆·约翰斯顿和我正在努力研究一种全面的认知，即“欧文式”认知，这是一个关于回避学习的理论。我们的理论，与尼尔·米勒和理查德·所罗门二人在过去20年里所取得的成果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真是“打脸”。即便我们的理论正确无误，我也不会在我的学习理论同行中广受欢迎，由于习得性无助的认知倾向，他们已经对我起了疑心。

学习如何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已经成为所有行为主义项目的试验田。米勒和所罗门想要证明，回避行为完全可以阐释，而无须涉及未来或认知。他们推论，未来不能作用于现在，所以任何目的论的解释都有因果关系，这是十足的哲学错误。

在回避学习中，动物们首先接受了逃避训练，在这种训练中，一个声音会先于电击5秒出现。动物们可以跳过障碍物逃到安全的一边，以此躲避电击。越过障碍物时，传达信号的声音也同步关闭。动物们很快就学会了声音一响就马上跳起来躲避，但这些动作都发生在电击之前。这种情况被称为回避学习，即动物们一听到声响就跳起来，进而躲避了更多的电击。对外行人而言，回避看似是面向未来认知的一个主要案例，外行的解释是：如果我跳起来，我就会躲开未来的电击。因此，如何在不考虑未来的情况下完全解释跳跃现象，就成为行为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一个相当巧妙的花招，对回避的解释只涉及现在和过去，这样的解释曾被视为学习理论的绝技⁵。

以下是双过程理论的原理。它否认了动物们会对某件事报以期望，声称一个没有发生的事件，如躲避掉的电击，在条件反射中并不会产生作用。相反，当下即将出现的声响演变成了恐惧，这是由经典条件反射引起的，而在此之前它是与电击配对的。因此，通过让恐惧的声响停止，跳跃实际上是一种有助益的强化行为，而不完全是为了躲避从未发生的电击。

与之相比，约翰斯顿和我则认为，这些动物首先学会了通过声响来预测电击，其次是在声响出现时开始跳跃，但这一切都在电击之前，没有电击它们也会开始跳跃。因此，它们学会了抱有期待：如果在声响发出时跳跃，我就不会被电击⁶。这种期望，即对未来某种结果不会发生的假设，解释了回避行为。

这是两种理论正面交锋的罕见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关键的预测可以解决关于电击消失期间发生了什么的争论。一旦这些动物稳定地跳跃下去，它们就再也不会受到电击，因此这种声响不再与电击匹配。这种“巴甫洛夫的消失”理应不再令动物恐惧声响。一方面，如果动物跳跃仅仅是为了关掉恐惧的声音，就像双过程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它们应该在足够的实验后停止跳跃，以此消除对声响的恐惧。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跳跃是为了躲避预期的电击，就如约翰斯顿和我所主张的那样，跳跃的动作理应持续下去，因为每一次的跳跃都将证实它们的假设期望，即跳跃可以阻止电击，而电击的消失则打破了声响和电击之间的联系，但它并不能驳斥一个条件：如果我跳跃，就不会被电击。事实上，每一次的“消失”实验都在持续证实着有条件的期望。所以，如果这种期望是这些动物跳跃的动因，那么它们将持续跳跃下去。

果不其然，数百次实验之后，动物们仍在跳跃。它们看上去若无其事，不像是在逃避恐惧⁷。约翰斯顿是个偏执狂，于是我们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一一论证，才把每一处细节都弄清楚。我们详尽地查阅了所有的证据，发现这与回避的认知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在关键点上，与主导的双过程理论相悖。当我们确定无误之后，我马上给欧文发了一份草稿，这使得我们在“偶遇室”的交流得以落地，并在心理学系做了一场学术讨论会。那时，欧文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发表学术研究成果了，这是他的学术理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重用。他亲笔致信给我，告诉我，看见自己的学术研究可以开花结果，他是多么开心。而我这一次也很开心能收到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感谢信，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收到的信上面有一大堆用红墨水做的批改。

这篇论文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确信我们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双因素理论家也会承认我们是对的。

但我对科学上的对峙有一种误解。我认为科学应该通过寻找理论之间的关键差异，对相反的预测进行测试。这就是卡尔·萨根所说的“实践检验真理”：月球上要么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埃，要么没有。当人类登上月球时，有关太阳系起源的尘埃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并随之被摒弃。到了1973年，我总共参加了三场重量级的对抗赛，对手是那些地位较高的刺激-反应-强化理论学家。

第一场对抗是关于习得性无助的。我们的论点是，习得性无助导致了一种认知，即我所做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在回应我们的这个论点时，学习理论家认为，一些随机的电击抵消，只是谜一般地强化了静止的运动反应。史蒂夫·梅尔否定了学习理论家的一个观点，这些专家认为，一群狗中有一只狗明显被强化了静止，这能够证明这些狗并非是无助的。我曾希望斯金纳学派的人能挺身而出，承认他们错了，而我们是对的。但他们并没有。这些学习理论家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之后也没有对习得性无助发表自己的观点。后来，他们干脆将其排除在学习理论的文集之外。

接下来是与约翰·加西亚和蛋黄酱的对抗。巴甫洛夫学派的人认为任何条件刺激和任何无条件刺激相结合都会导致条件反射，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放弃这样的想法，并承认自己错了。但是他们也几乎都保持着沉默。他们不情愿地让加西亚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对他的态度也令人不太舒服。

最后是关于回避的认知理论的对抗。我对我们学习理论的同事的反应感到惊讶，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反馈。所罗门是一位追求完美的绅士，但对于这篇论文，他只字未提。米勒、雷斯科拉以及其他成员始终都保持沉默。

我的对手们根本没有缴械投降，只是逐渐让步。我早该知道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最终放弃了解释“所有行为”的野心⁸，摒弃了全盘的反唯心主义，巧妙地允许在“期望”中解释条件行为。条件作用经过逐步修正，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生物体被更好地看作一个信息探索者，利用刺激之间的逻辑和知觉关系，连同它自己的先入之见，来形成一个复杂的对世界的表征。”因此，学习理论的伟大计划慢慢走向了失败，即试图解释行为而禁止假定未来可能性的心理表征，慢慢衰败了。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建立一门认真思考未来科学的可能性。

但为什么对未来的思考一开始就被禁止了呢？行为主义中有一个巨大的概念错误，其中一些真正值得怀疑的东西（比如时间上的因果关系，未来决定现在）与一些丝毫不神秘的东西（比如由此时此地所引导的认知包含着关于未来可能性的信息）混在了一起。当前的行动被当前对未来的设想引导，这并不神秘，因果关系也没有颠倒。

因为我指出了我的那些斯金纳学派和巴甫洛夫学派同事的错误，他们对我没有什么好印象，这一点也不奇怪。坦白地说，我在他们那儿的口碑并不好。

那我收获了什么呢？我对自己的评价其实也不怎么好，但我开始了解自己的“声域”，寻找自己思想的舒适区。我找到了主流理论的最基本前提，并自问如果该前提完全是错误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我逐渐学会不要期盼自己受大家的欢迎，但在内心深处，我深知真相终将大白。

“什么是‘普及版’图书？”我问道。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玩意儿。

“就像你平时写的那样，它介于学术专著和机场书店里的大众书籍之间。”巴克·H.罗杰斯（Buck H. Rogers）回答道。罗杰斯是出版社的代表，他邀请我共进晚餐。“你一直在写关于无助的文章。对于专业人士而言，这个话题并不枯燥。对于受过教育的大众而言，他们对这个话题也有极大的兴趣。你自己曾写过，无助与抑郁、死亡和抚养孩子有关。关于心理学，只有一本这样的‘普及版’图书，即《群居动物》（The Social Animal）。而你的书，将会是第二本。”

我认真地考虑并接受了这个提议。这需要我归纳自己对外在效度的思考，不管无助是否真的重要，这个项目同时也给了我向公众证明和解释实验心理学的机会。这似乎是通往未知之路的第一步。约翰斯顿以他一贯的怀疑语气问我，这个世界是否需要一本讲述无助的书。

到了1974年，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域”。

在写作风格上，我喜欢平铺直叙：甚少夸夸其谈，章节简短，直入主题。

在节奏上，我变得越发缓慢。我在说话和思考时都更加深思熟虑。我的速度已有所改善。尽管还不完美，但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正确。

内容才是重中之重。物理学和化学在成为基础科学之前，就已经有了各自的工程学。物理学预测了日食、潮汐和炮弹的发展轨迹。炼金术发明了药物和颜料，即使它不能用铅来制造金子。因此，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知道什么值得进一步研究。相比之下，心理学从未有过工程学，它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的发现和发明，因此，心理学的“基础”是不扎实的。这就是学习理论让我深感困扰的地方，因为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训练不是任何事物的基础。

由于我找到了自己的“声域”，我会选择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心理学主题，然后深入挖掘，找到它们的元素。

这个世界的确需要一本讲述无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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