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的位置重要意义（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导读：位于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在中国诸多名山中并不出众，但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座海拔不过1000多米的山脉为古今军事家所瞩目。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对于交战双方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01“万里长江此封喉”

在中国，大别山的名气不大也不小。说它有名，主要是因为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率大军由鲁西南地区出发，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根据地，打开了解放战争的新局面。然而，除了这一历史事件，大别山在大多数时候都籍籍无名。

大别山体量不大，东西主脉长度仅270公里左右，不过，就是这短短的270公里，却分隔了安徽、河南、湖北三省，成为了三省的界山。更为重要的是，大别山余脉向西北推进延伸，和伏牛山、秦岭交接；向东南则与皖南山脉（黄山即位于此处）隔长江对峙。大别山肩扛东西，同上述山脉一起，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分为二，形成截然不同的地理区域，在军事战略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大别山，其实就是长江流经的最后一座大山，而大别山东麓，恰如一道咽喉，约束着躁动不安的长江水。这种特殊的江和山的关系，给了大别山东麓“万里长江此封喉”的地理特色。

这张图片完整地体现了大别山东麓的山、江、湖特征，低山、湖泊、平原在这个地区渐次分布，地理特征非常明显。

相较于大别山其他地区，大别山东麓的发展要大大超前。早在西周时期，古皖国便在此立国。西周初年，大夫皖伯被分封到了大别山，所获得封地大概占了现今大别山东麓安庆市的一半左右。皖伯选潜山为都，在此立国。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苦心经营，皖国一度繁盛，延续影响至今。安徽省的简称“皖”也就是来源于此。

那么，“皖”是怎么成为安徽省代称的呢？早在皖伯时代，皖国境内就已经农桑发达，到了后世，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水路交通，皖国所在的大别山东麓很快就成为了“翘楚之地”，在下游的芜湖、合肥发展起来之前，这里早已独领风骚几千年。南宋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大别山东麓首设安庆军，治所就在今天的安庆市内，因为此地曾是皖国故地，安庆便简称为“皖”；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安徽正式建省，省名取安庆和徽州的首字合成；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安徽定安庆为省会，由于当时安徽还没有简称，经乾隆皇帝御批，便将安庆的称呼“皖”顺手拿来，放在了安徽省的头上。

大别山出了很多影响中国的人物，翻开历史往下数，张廷玉、徐锡麟、陈独秀、赵朴初、邓稼先，等等。有英雄，有豪杰，自然就有美人。自古以来，大别山东麓就多美女，最著名的两个就是乔玮、乔莹——也就是三国时代名动天下的“二乔”。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二乔的出生地在今安徽省潜山县梅城镇王湾村，村子三面被大别山包围，溪、石、林、竹俱全，到现在看来仍有些世外桃源的意境。村中至今仍有二乔姊妹的故事流传。据说当年二乔下嫁孙策、周瑜，其实是被抢去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记述这件事时很不客气：“（周）瑜攻皖，拔之。获乔公二女，皆国色也。（孙）策自纳大乔，（周）瑜纳小乔”，抢得美人归的周瑜、孙策二人乐不可支，大言不惭地四处吹嘘：“乔公二女虽流离（光彩焕发），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

02大别山脉上的“关中之关”

从中国地形图上看，在我国东部一片绿色的平原中，只有大别山耸立在淮河与长江之间，是一个理想的战略制高点。占据大别山，淮河水系贯穿山区各县，向北可以俯瞰黄淮海平原，向南可跨越长江，冲击长江中下游平原，向东可以直扑长江下游南岸的重镇南京，向西可威胁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武汉，战略地位十分可观。

山高林密的大别山区在早期军事活动中的意义非凡，不过，这也只是现代人从“图上作业”得出的看法。

实际上，大别山区的大多数地方开发较晚，直到五六百年前的明代，史书上还有“自六安以西皆深山大林”的记载。这样一来，山高林密的大别山区在早期军事活动中的意义，就体现在便于部队隐蔽集结和实施迁回包围。公元前506年，我国的军事家鼻祖孙武率领吴国(都今江苏省苏州市)远征军由淮河西进，出征楚国。这支军队就是利用大别山区作为隐蔽，秘密向楚国的心脏地带行军的。因此，在很长时期内，大别山是如同太行山一样以关隘闻名的——这就是坐落在河南省与湖北省交界大别山余脉鸡公山下的武胜关。它与附近的平靖关、九里关一起合称“义阳(注：信阳古称义阳)三关”。自古南北争夺，北上中原，南下湖广，这三关都是必争之关隘。三关之中，武胜关居中，左右相顾，地理位置尤为重要，所以又有“关中之关”的称呼。春秋时期，武胜关(时称直辕)就有着“全楚之襟”的称谓。那支由孙武率领的吴军，走出大别山区腹地后，就是首先占据上述三关，随后攻占了楚国的国都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北)。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双方对以武胜关为代表的三关的争夺，更是达到顶点，几乎是今年为南梁所占，明年又为北魏所夺。武胜关在整个大别山区中首屈一指的战略地位，直至近代，也没有什么改变。明清时代，存在一条从河南郑州向南经许州(今河南许昌)、信阳，经平靖关进入湖北的驿路。清末西风东渐，京汉铁路建成。这条铁路在信阳以南至武胜关入湖北，武胜关遂成为南北通衢上的一个险要的隘口。1929年，桂系巨头李宗仁在武汉酝酿反蒋，派人到河南与冯玉祥联系，冯玉祥答应在反蒋战争爆发两个星期后率兵响应。不料，当“蒋桂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先是桂系大将李明瑞叛变倒戈，接着是“坐山观虎斗”的冯玉祥落井下石。其“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韩复榘，在从河南直趋武汉途中，抢先控制了武胜关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隘，随即挥师南下，兵锋直抵湖北孝感，致使桂军一败涂地。

03依大别山拒日寇

数年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与形势的变化，相比武胜关显得有些沉寂的大别山腹地，战略位置凸显。这里“南扼长江，北制陇海，西进可以切断(北)平汉(口)路，东下可破袭(天)津浦(口)线，并可威胁南京、武汉、徐州、郑州、开封等大城市和战略重镇”。

徐州会战后，大别山更是成为华中地区的核心战略要地，对拱卫当时处于抗战中枢地位却无险可守的武汉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大别山区海拔超过1000米，山岭连绵，山高谷深，森林茂密，荆棘丛生，不易攀登。另一方面，大别山区海拔超过1000米，山岭连绵，山高谷深，森林茂密，荆棘丛生，不易攀登。这对大兵团行军、作战有严重影响，尤其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影响较大。在这里，部队运动非常困难，炮兵不易选择良好阵地。到了夜间、雾天，更容易迷失方向。战斗中进行通信联络、指挥协同大有不便，弹药、器材补给困难。

囿于这一地理条件，侵华日军不得不分散有限的兵力，分别从大别山南北两侧发动对武汉的攻势。大别山以北一路沿合(肥)信(阳)公路自六安西趋信阳，切断平汉路，攻武汉之北；大别山南麓一路从宿松、黄梅出动，经广济、武穴，攻武汉之东。

反观中国军队，为保卫大武汉，决心“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利用大别山区居高临下的地势，纵横起伏的有利地形，中国军队据险而守，给予侵华日军沉重打击。

在大别山北线，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利用富金山(注：大别山余脉中一个海拔800余米的高地)的扇形地势及凸出的棱形线，构筑地道、战壕，形成迂回曲折的防御工事，并以该部第36师、第88师分置富金山阵地形成左右掎角之势，面对日军进攻坚守8天之久(1938年9月3日至11日）。而在大璧山南麓，国民党军也布置重兵构筑坚固的工事，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参战日军中一个姓山本的大尉说：“在黄(梅)广(济)交界处八里长一段路上，有50多座海拔600到900米的陡峭峻岭。这里的大别山脉的所有峰岭全都设有坚固阵地，还有山谷河川掩盖的碉堡和炮台，这使我军十分苦恼。”

这条战线上错综复杂的地形，使得日军倚仗的主力兵力——骑兵与坦克，大大受限。中国军队在大别山南北战场上的阻击战，最终实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意图，为保卫武汉赢得了时间，并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军注意到大别山脉优越的地理优势，在武汉会战结束后，负责第五战区的李宗仁当即委派廖磊为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兼安徽省府主席，率桂系战斗力最强的第21集团军留驻大别山区，迁安徽省府于立煌县(今金寨)，建立起了国民党军大别山根据地。这座根据地包括鄂豫皖三省20余县，驻有4个正规军及众多地方武装，历经日军多次扫荡屹立不倒，一直坚持至抗战结束。

04中共将目光投向大别山

早在土地革命、苏维埃时期，大别山地区就诞生过著名的“豫鄂皖根据地”。1947年秋，刘邓大军抵达大别山后，根据地迅速恢复发展。山脉北麓的金寨、霍山；西麓的新县、固始、汉川、光山、罗山；南麓的英山、罗田、红安、麻城等县在后世都成为著名的红色根据地。

不过，看到此处，人们也许会奇怪——大别山南、北、西三个方向根据地星罗棋布，唯独东面的大别山东麓，革命战争的烽火似乎从未在此一烧冲天。原因很简单。革命战争年代的根据地发展都有一个特点——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属于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薄弱环节，大别山的南北西三面正是如此。

大别山东麓地形过渡很快，某些地方的海拔能在几公里内猛降数百米。在高山与平原交接地带，梯田就成了一大景观。

实际上，大别山峰峦叠嶂，沟梁幽深，易守难攻这个优势，也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帮助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横跨鄂豫皖三省边境的革命根据地。大别山区南控大江可威逼宁汉，北向豫皖而俯瞰中原，革命形势极易震动远近视听。虽然因临近交通线和中心城市，敌军可以朝发夕至，但革命者可以凭借山水阻隔，以逸待劳。

多年之后，毛泽东的目光再次投向大别山区。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向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电报说：“刘邓……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其实，早在1947年2月至3月，蒋介石已被迫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将进攻重点置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山东和陕北。在国民党军从陕北及山东的漫长战线上，中原地带恰是最薄弱的环节。毛泽东生动地比喻：“蒋介石把他的主要兵力集中于陕北、山东，搞重点进攻，好比两个拳头一张,胸膛就露出了。”

邓小平在《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中则指出，“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如果国民党方面继续控制大别山地区，则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去路；东西可策应和支援山东、陕北顾祝同和胡宗南等部的重点进攻。

反过来，人民解放军要是进入大别山，则东南可震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等地，西南可威胁华中军事重镇武汉，北可鸟瞰郑州、洛阳等军事要地，南可截断长江、觑视国民党政权在江南基本统治区，甚至完全有可能迫使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回援来争夺这一战略要地。这样一来，千里挺进大别山就像一把尖刀直插蒋军心脏，可以四面出击，取得战略主动权。

于是，1947年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12万余人兵分三路南下。他们利用夜幕的掩护，跨越了陇海铁路，然后，不顾道路泥泞，天气恶劣，向南疾进，走过“黄泛区”。经过20天艰苦行军，刘邓大军甩开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于8月27日至28日渡过淮河，胜利进入大别山区。

当刘邓大军最后一批人马渡过淮河后，淮河水陡涨，把刚刚赶到淮河北岸的国民党军张淦部整编第85师隔阻在大河彼岸。师长吴绍周无可奈何地向张淦报告：“事之成败，实关天意。”他在18年后回忆说：“直到现在，我总还在想事情也未免太凑巧了。”

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把解放战争的战线由黄河流域推移到了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成为嵌进敌人心脏的一颗钉子。它直接威胁着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的魏德迈感慨：“国民党军队兵力上虽占优势，但战略上的主动，则操在共产党之手。”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大部华北地区,全为匪军糜烂，我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为了防备刘邓大军进一步“逃窜”去南京，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从解放区战场抽调33个整编旅回防华中，开辟一条新战线。

正如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人民解放军从此进一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