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发掘人才（为什么说人才是第一资源）

引言：

公元前106年，求才心切的汉武帝颁发了《求茂才异等诏》，号召天下英才都来为国效力。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汉武帝《求茂才异等诏》

汉武帝为什么要颁发这道求才诏呢？这道诏书对西汉王朝乃至后世的用人制度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为你一一解析。

一、汉武帝之前的官员选拔制度

汉武帝之前的官员选拔制度，主要是“世官制”。“世官制”，顾名思义，即贵族世代为官的制度，它是先秦时期在选官用人方面所实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由于官职被限定在贵族范围内，天潢贵胄生而得权，寒贫士人只能望而兴叹。

世官制不仅不利于选贤用能，它最为突出的弊端就是豪门世族容易做大，对一国政权构成威胁。

比如，春秋时各国的统治集团由国君的宗亲或少数异姓贵族所组成。从天子到卿大夫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次子则分封，子子孙孙世袭罔替，贵族身份世代相传，又称之为世族。

实力强大的世族又称强家，各国都有若干在侯国统治集团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强家。如此一来，政权就并非掌握在国君手里，而是掌握在各级贵族的手里。

特别到春秋晚期，一些世族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如晋国的郤氏“其富半公室，家半三军”，鲁国的季氏“富于周公”，君主已有名无实。这种“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形成权去公室、政在家门的局面，最终导致三家分晋和田氏伐齐之祸。

从秦到汉，皇权的中央集权逐渐形成，世官制越来越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

二、《求茂才异等诏》

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这是一道非常特殊的求才诏书，是用人制度的重大改革。

在《求茂才异等诏》之前，汉武帝已经于元光元年推行了察举制。

察举制区别于世官制，由地方官员在当地进行考察，选拔出人才推荐给中央，这本身已经是种巨大进步。

对汉武帝来说，这并不够。《求茂才异等诏》正是在察举制之上的进一步改革。

察举制虽然已经是一种进步，但它在本质上来说，还是由官员主导，并且缺少监督。对官员来说，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自然会优先举荐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才，这些人，要么是地方豪族，要么是官僚世家，或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平民百姓想要被察举，还是非常困难。

其实，察举制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了门阀政治，虽然官职不再是世袭，但察举出的官员们继续察举，逐渐发展成门阀，在门阀们的操纵下，察举制后来已有名无实，汉末各大门阀已经把持着所有重要职务。

比如王莽，出身西汉外戚王氏家族，38岁就官至大司马。西汉末年，汉哀帝早亡、皇权旁落，王莽乘机代汉建新。

王莽

再比如袁绍，其家族“汝南袁氏”有“四世三公”之称。汉末群雄割据，袁绍先占冀州，又连夺青、并二州，建安四年易京之战中击败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统一河北，势力达到顶点。

汉末魏晋的门阀世家，动辄出将入相，既垄断了朝堂高位，又掌握着经济命脉，并且拥有私兵，影响地区稳定。门阀世家相互之间还以联姻实现“强强联合”，直到隋唐开创科举制度才逐渐衰落。

影视剧中的袁绍

我们再来看看《求茂才异等诏》的内容：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诏书中的“非常之人”，意思很明确，就是非同寻常的人。“士或有负俗之累”，更进一步说明“非常之人”是什么人：

“非常之人”首先才华异于常人，其次性格、出身、地位也可能异于常人。

汉高祖刘邦是典型代表，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更非常人，可见其心理素质强大到什么程度。

所以，“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强调的是选拔的范围。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吏”字，吏在汉朝并不等同于官，他只是体制内最底层的人员，在汉朝一般指的是没有品级的吏卒，也就是所谓的吏员、胥吏。这部分人，虽然地位在平民之上，但在察举制里也并不是被优先举荐的对象。

卑微的小吏

封建政府官僚体系的“官”，是手握政权的领导阶层；而“吏”是基层办事员阶层，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

简言之，官是上等人，吏是下等人，下等人是为上等人跑腿服务的，甚至吏在衙门里见到官，同老百姓一样是要下跪的。所以，在察举时，“吏”这样的下等人，通常是不可能出现在举荐名单上的。

“民”就更不用说了。由于察举制的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员之手，人为因素对选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时被举者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的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

三、《求茂才异等诏》的成效

汉武帝之所以成为千古一帝，不拘一格用人才是他成功的关键。

纵观武帝一朝，他在位54年间，共涌现出89位名臣，对比文、景、昭、宣四朝77年，名臣共107人，也毫不逊色。

这些人里的出类拔萃者，从出身来看，本来都不可能受到重用。

我们来看看武帝一朝的名臣良将：

军事上：卫青

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军卫青原是私生子，因不堪忍受生父郑季的虐待，回到母亲身边，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后来在建章宫当差。

汉武帝看重卫青的才干，一路破格提拔，并带在身边参政议政。

对匈奴作战中，卫青奇袭龙城，七战七胜收复河塑、河套，击败单于，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封长平侯。后来还迎娶了平阳公主，成为当朝附马。

影视剧中的卫青

政治上：金日磾

少数民族政治家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部太子，兵败为霍去病所降。进入长安后，只是一名养马奴。

在一次宫宴阅马助兴时，当金日磾牵着骏马昂然走过大殿，汉武帝一眼就相中了这个体貌威严的青年，看出他是个可造之才，随即封为御马监。

金日磾至纯至孝，赤手空拳勇斗刺客马何罗，有救驾之功，深得汉武帝信任。先后获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汉武帝临终之时，明确指定金日磾为托孤重臣之一。

影视剧中的金日磾

经济上：桑弘羊

“财政部长”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13岁时以精于心算入侍宫中。汉武帝看中他的天赋异禀，留在身边伴读。

多次对匈奴作战，过度的财力损耗让汉武帝很是头疼。

善于理财的桑弘羊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大幅增加财政收入，为武帝一朝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桑弘羊

司法上：张汤

“司法部长”张汤，本是长安小吏，也就是县一级的小官。后来被武安侯田蚡推荐给汉武帝，提拔为御史。

张汤在断案时擅长借用儒家观点作为依据，法理明析、用法严酷，深受汉武帝赏识。

他公正断案，谏言救国，对汉武帝忠心耿耿。虽是历史上有名的酷吏，但他知法守法，为官清廉俭朴，不失为古代廉吏。

张汤

外交上：张骞

伟大的外交家张骞，本是汉武帝的一名侍从，但他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受到武帝重用，奉命出使西域。

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使者，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伟大的“丝绸之路”由此开端。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国交往的大门，促进了中西方文明交流，被后世誉为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

张骞出使西域

班固在《汉书》中还把武帝时期的名臣加以分类：“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皃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遣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武帝朝挑大梁的都是不拘一格破格提拔的人才，这正是《求茂才异等诏》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是汉武帝用人政策所取得的实效。汉武帝时期之所以一度强盛，除了文景之治给他留下了个好摊子，他不拘一格的用人正是成功的关键。

汉武帝之前，鲜见用人不论贵贱、不受框束的先例，在武帝朝大放光芒的卫青、霍去病、主父偃、公孙弘这些人，如果生活在先朝，很难想象会受到重用。

正如《汉书》所言，“公孙弘、卜式、皃宽、皆以鸿渐之意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

武帝即位之初，汉朝已经是“壮士悲歌出塞频，中原萧瑟半无人。” 假设一下，如果汉武帝没有雄心壮志，只是个守成之君，不敢做出变革，多半只能吃吃文景的老本，外无卫青、霍去病，内无主父偃、桑弘羊的话，北逐匈奴多半也将成为空谈，汉武帝也将不成为汉武帝，历史上可能会失去他这浓墨重彩的一笔，匈奴不灭，更可能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四、汉武帝的实力

从察举制到《求茂才异等诏》，表现出的其实是汉武帝对自身实力的绝对自信。

世人对汉武帝的评价不外乎“雄才大略”、“威强睿德”之类，而鉴古君认为，汉武帝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他的驭人之术和曾祖刘邦一样出色。

汉武帝识人眼光独到，用人不拘一格，驭人驾轻就熟。他恩威并施，善于制衡，既做到了人尽其才，又实现了长治久安。在其治下，国家机器实现了高效运转，开创了汉朝国土面积的最大版图。

在诏书里，有句话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意思是，这些不受驾驭的马和放纵不羁的人，也在于如何驾驭他们罢了。

潜台词则是，这些人放纵不羁，但到了我刘彻手里，也只能乖乖地为我效力。

霸气和自信，表露无遗。

影视剧中的汉武帝

五、《求茂才异等诏》的先进性

从汉武帝当时所处的时代来看，《求茂才异等诏》是非常先进的人事政策，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唯才是举、不拘小节的用人方式也同样值得借鉴。

有汉一朝，《求茂才异等诏》最终还是被察举制衍生出来的门阀们所取代。门阀们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寒门更加难以出人头地。

其实在科举制确立之前，门阀政治占了统治时间的大部分，缺乏相对公平、广泛的人才选拔制度，必然会形成利益集团的垄断格局，引发阶层固化、社会割裂，对社会发展与稳定产生危害。

三国时期，曹操正是看到了这点，在建安15年、19年、22年连下三道“求才令”，同样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人才观。

曹操的《求才三令》

第一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表示迫切希望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第二令特别说明，不怕用有缺点的人才，尤其不必处处都以德行来限人；第三令网开更大，提出用人甚至不在乎有没有“污辱之名”。

此三令一出，各类人才、人物，河满江泻。正是通过这样的求才用人方略，魏王曹操招揽了一大批深谙“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为其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基础。

影视剧中的曹操

到了曹丕时期，却否定了曹操的做法，重新重用门阀，并确立了九品中正制，门阀的地位被制度化。最终，来自河内的门阀司马氏取代了曹魏，门阀政治从此又延续了很长时间。

直到唐朝科举制度完善，才彻底打破了门阀垄断。

结语：

在电影《天下无贼》里，葛优说过一句经典台词：“二十一世纪什么最珍贵，人才呀”。

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从古到今历来是重中之重。其实不光是汉武帝，历朝历代明君们大多对人才有种近似偏执的渴望，商汤三聘伊尹，周文王渭滨访贤，燕昭王千金买骨，刘备三顾茅庐……一个个至诚的求才之举，打开了人才的闸门，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成就了名垂千古的功业。

以诏书的形式把非同寻常的用人政策昭告天下，汉武帝是帝王中第一位，《求茂才异等诏》也成就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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