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中对庄子思想的看法（从逍遥游浅谈庄子的遁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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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中对庄子思想的看法

从《逍遥游》浅谈庄子的遁世思想

摘要：庄子在《逍遥游》这篇文章中抒发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即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和超脱世俗寻找心中的精神家园。本文通过描写庄子的生活背景对庄子人生观的影响结合庄子在《逍遥游》中所阐述的逍遥境界，再现庄子的人生态度和生命写照。

关键词：逍遥游；庄子；遁世

一、引言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字子休，一字子沐，战国时代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另一说是今安徽蒙城县）人，曾任蒙之漆园吏。贫而乐道，不慕富贵。他是庄子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坏乐崩、道德滑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社会价值观较之西周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于是,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改变,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潮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所谓“礼乐”文明。当然,引起当时这一系列思想转变的原因有很多,如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分裂,文化的多元化,等等。但这些最终大都导致了一个相同的结果,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竞争。

庄子之文“忽而例事，忽而例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非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蒙，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而《逍遥游》在《庄子》中位居首篇，可见逍遥游思想在庄子哲学中所占的地位和分量。庄子面对着人生困境，基于对个体生命的关照提出了逍遥游的思想。后世之人对此思想各有说辞，褒贬不一。本文旨在谈谈对逍遥游思想的理解，阐述一下他的思想。

二、生命之困

叔本华曾经说，这个世界的存在原是一个大悲剧，而世界的内容都是痛苦。在庄子的时代，就是那样一个充斥着苦难的时代。诸侯纷争，天下大乱。社会中一面是饱腹、淫乐，“朱门酒肉臭”，一面是饥饿、困苦，“路有冻死骨”。极少数人的腐化奢侈建立在对绝大多数人的压迫剥削之上。面对着人欲横流的悲惨世界，作为一个极具浪漫气质、向往逍遥无待的哲人，庄子比同期其他任何思想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所面临的诸种困境。概括来说，其对生命困境的描述主要包括来自于个体的困境和来自社会的困境。

首先，来自于个体的困境又包括个体的生死之困和个体的情欲之困。生与死是人生必然要面对的，最终无法跨越的界限。生命纵然美好，但有着历史性，其消亡是客观必然的，谁也无法改变。庄子对此也有深刻体会。他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如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庄子深刻认识到，个体的人作为自然万物的一分子，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

除了生死之困，个体生命还要面对自身的情欲之困。庄子认为：“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对名利有着极大的欲望，但是欲壑难填，欲望往往是造成人精神负累的重要因素，因为“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能也。”使人终生陷入各种各样的忧虑痛苦之中：更有甚者，人会为之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所以，在庄子看来，利害之欲和哀乐之情都是“生之害也”、“天下之至害也”，是必须予以超越的。

其次，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更为沉重且无法逃脱的痛苦还是来自于社会本身。社会生活之中的弱肉强食，纷争与倾轧，更成为人陷入苦痛境地的现实基础。庄子曾生动地揭示了人们陷入现实争斗而不能自拔的状况：“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人生劳苦焦虑，多是拜社会所赐，任何人都不能逃脱社会生活的苦难：“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社会的时势构成生命困境的外在力量。

在庄子看来，无论是来自于个体的困境还是来自于社会的困境，都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庄子称之为“命”。庄子认为，“命”这种必然性对个体生命影响巨大，不仅能够决定个人的生死大限，而且能够决定个人的贫富穷达，甚至能够决定个人的社会伦常关系。于是，自由受到实实在在的威胁。

然而，“要求自由是人的本质。”庄子对自由怀有着热切的渴望。他的哲学的根本宗旨就是实现对构成生命困境的必然性因素（“命”）的超越，达到个体生命心灵的绝对自由（“逍遥”）。

三、逍遥与哀愁

庄子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不对帝王说话而是对平常百姓说话的人，庄子用他特有的述说方式告诉着我们如何解脱，如何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在《逍遥游》中，他为我们展现出一个不同寻常的新世界，令人向往和沉醉，《逍遥游》有一个气势磅礴的开端，这就是鲲鹏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庄子在这里用“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来象征着一种逍遥，接着写到蜩与学鸠对大鹏的嘲笑，他们不理解大鹏为什么要“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认为自己“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就已经很满足和逍遥，因此又引出了小大之辩，小年不及大年，小智不及大智，依常理而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庄子却说“奚以知其然也？”在庄子看来所谓小年和大年，小智大智都是相对而言，没有绝对的分别，他认为人们过分在乎于世俗的得失与差别，实在是“不亦悲乎”，庄子认为人们应该以自我为中心，做为衡量万物的尺度，但是庄子不是企图消灭分别，他认为差别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存在好坏优劣高低之分，因此庄子强调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因为在庄子眼里人世间是一个“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的两难世界，也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逍遥”本身就是很难得事情，而且，人的逍遥又不能在人世间之外中给出，必须在这个两难的人世间中去建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视野也必定要限制在这样的人世间，人应该将自己的视野从这个世俗世界扩大到自然生物世界再到整个宇宙空间，随着这种扩大和变化恰恰是人审视自己的特有方式，因此人的心胸也随之变大，不再固执于人世间的得失，名利。

庄子对官场生活极其厌倦，官也只是做到漆园小吏，大概比现在的乡长还小，因此他穷得向河监侯借粮，其实庄子本可以像孔子那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⑼但是当楚王派人去请他，说愿意以天下相烦，客气的很，但是此时的庄子正专心致志地在濮睡钓鱼，眼神只盯着水面上闲逸的浮子，没有理会飞黄腾达的机遇，冷冷的把使者打发了。而他自己则像个自由奔跑于田野的兔子，其乐无穷。

庄子一生中，唯一的朋友是惠施，他们两人中间有不少争论，在《逍遥游》中庄子与惠施就有用与无用展开争论，但他们争论的不是什么样才是有用什么样才是无用，他们争论的是衡量有用与无用的标准，在惠施的眼里，所谓有用只是从功用上来判断，很现实，将实证，而在庄子看来无用也是一种用，庄子不屑于世俗的横来那个标准，认为人们过于功利，而忽视了心灵的享受，惠施粉刺庄子的言论大而无当，庄子反唇相讥，说惠施被茅塞堵心，不知天外有天，固执无知。但是惠施死后，庄子却十分悲伤，在惠施墓前以“郢人失质”为喻，痛吊老朋友，因为除了惠施之外，再无人与他辩论了。

四、逍遥游

知道了扑朔迷离只是庄子文章表面上所设之局,我们要认识的是这种使人眼花缭乱的外形下作者的思想内核。在《逍遥游》一文中,庄子着力描绘了自己的理想和观点:即“大”的境界,一开篇他就说鲲鹏之大:“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当鹏徙于南冥的时候“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大的境界是庄子歌颂的境界,配合这种境界活动的是所谓的“神人、至人、真人”,他们“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庄子相信能达到这种境界者则“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即使“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庄子认为一般人的问题在于不仅仅“形骸有聋盲”,“夫知亦有之”,也就是在知识与认识方面,世人也容易存在误区和盲点:并非“大”的境界不存在,只是一般人认识不到罢了,就像蜩与学鸠之流,他们满足于自己行径,不能也不愿去理解鲲鹏之南徙,并且嘲“笑”对方,正同老子所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见《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为一类。在庄子看来,在“大”的境界中,人为的活动显得微不足道。他明确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问题是什么才是“大”,“大”在庄子的笔下是一个需要讨论与界定的命题,普通人眼睛所见、认知所感的都不是真正的大。通常庄子具体的资以辩论时所举的物象都不是“大”,只有在判断的层面出现的命题才可以为“大”。因此上古的大椿、各以八千岁为春秋的彭祖都不是“大”,那么,作为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尧舜禹汤诸人的行为也就不值得夸耀了。这些话看似说得很大,但是庄子文章的特点就是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批判庄子是大言欺世,否则也会成为庄子批判的对象了。———我认为,庄子所说的“大”的境界就是他鼓吹的“道”的境界,指的是大境界、大智慧,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的范畴,是庄子浪漫主义理想的趋向和旨归。

接下来我们分析庄子笔下的“小大”之辩:在庄子看来,万物可齐一,即物性并无大小之分。因为现实中物的有用性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也就是物发挥作用只是相对于某一个方面而言———联系庄子著名的“齐物论”命题,即庄子认为从物性出发,万物没有差异,因此从人类自身所具有的物性方面(人具有物性)来说:生命长短、外在形象、衣食住行,贫富贵贱,乃至于一般世俗的社会心理,这些都是人类共有的物性,也是不具有差异的。《逍遥游》中庄子持论与《齐物论》正一致:无论是“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还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者,再是“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返”的列子之流,因其行为皆有“所待”、都要凭借具体的条件和手段才能够实现,因为是物性使然而衍生而来的结果,所表现出的只是时间、范围、程度等某个方面的差别罢了,而表象的物性都是形式化的东西而可以“齐一”。 庄子认为物性不具有大小之分,而“知”却有之,“知”为人类所独有,是异于物性的人性的范畴。庄子明确提出“小知不及大知”。“小知”之所以为庄子犀利言辞的矛头所指,因为在世俗的社会“小知”往往被利用来当做争名夺利的工具。庄子在文章中形象地描绘了现实生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钩心斗角:那些类“狸”者流,凭借一己的私智,做出种种假象欺骗和迷惑对手,“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使出种种手段,“东西跳梁,不避高下”,可是毕竟再狡猾的猎物也不是猎人的对手,最终这种人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只落得“中于机辟,死于罔罟”的下场———可知庄子最终讽刺和批判的矛头是利用“小知”去谋求名利的社会现象。“小知”是浅层次的、一般人容易达到的、不脱离物性的见识罢了,因此不同于庄子鼓吹的“大”知,即人类智慧的高度。

五、结语

对于庄子《逍遥游》思想的理解,我们还要结合庄子的时代与史料中对他的记载。处于战国中后期那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见《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巨大变革的时代,大小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攻城略地战事不断,庄子的时代对民生来说确实是个“福轻于羽”、“祸重于地”、“仅免于刑”(见《庄子·人间世》)的时代,《则阳》篇中的“蛮触之争”实则是庄子对统治阶级发动的不义战争的严厉控诉,而庄子避祸隐居的态度实在是他于乱世中清醒而无奈的自我保全之手段。不仅能清醒地认识社会,庄子对当时各家学说也有全面的认识,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庄子列传》记载:“(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东汉时期大史学家班固也认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结合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庄子对当时社会与各家学术流派的批判是经过深入广泛的学习和观察,建立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严肃认真地批判。在批判的同时,他构筑起自己精神理想中大“道”的境界,———而这种境界,跟现代社会所谓的“终极关怀”极其近切,试想:如果不考虑“大”的、长远的方面,仅仅从眼前的小利益出发,太过现实的话,将会严重我们人类自身今后的发展和命运,我想这也是我读庄子《逍遥游》的一方面较深的感受和体会———而通常我们所认识的离经叛道、愤世嫉俗只是庄子的表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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