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的古文意思及例句(今古文的解释张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原标题:今古文的解释张力:《论语》“道千乘之国”发微,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治的古文意思及例句?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治的古文意思及例句(今古文的解释张力)

治的古文意思及例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原标题:今古文的解释张力:《论语》“道千乘之国”发微

《论语·学而》第五章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本章言辞简洁,但“道千乘之国”背后却指涉封国与九州等重要问题,后世学者各本所学,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方式。古文经学认为九州方万里、王畿方千里、公侯之国方三百余里;今文经学认为九州方三千里、王畿方千里、公侯之国方百里。由此推之,我们可以一窥今古文的解释张力及其背后各自的理论特质:古文重历史细节的补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历史化的经学语境;今文重义理的裁断,并由此导向圣人的创制立法。

“道”或本作“导”,皇侃作后者,邢昺、朱熹、刘宝楠等作前者。《康熙字典》释“道”云:“治也。與導同。”故二字互训,可不作区别对待。对于“千乘之国”,马融注曰:“千乘之赋,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虽大国之赋,亦不是过焉。”包咸则注曰:“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古者井田,方里为井,井十为乘,百里之国者,适千乘也。”对于“千乘之国”之面积,马融认为方三百一十六里有余,而包咸认为方百里。马、包立论之不同,其背后有各自所本的经典作支撑,如何晏所言:“马融依《周礼》,包氏依《孟子》《王制》,义疑,故两存焉。”

马融所依《周礼·大司徒》云:“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马融以伯、子、男封疆皆不及千乘,所以千乘之国只能是公侯之国。又《周礼·职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故九服方万里。包咸所依为《孟子》《王制》,《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按照这种说法,千乘之国也是公侯之国。又《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也。”故四海之内方三千里。因此,马、包之异为千乘之国(公侯之国)之面积为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或方百里,前者的九州方万里、王畿方千里,后者的九州方三千里、王畿方千里。通过计算可知,在《周礼》体系下,诸侯疆域远大于王畿;在《王制》体系下,王畿为九州之一,诸侯皆难抗衡。

可以看到,《周礼》与《王制》对于封国制度与九州大小设想完全不同。《周礼》作为古文经典,《王制》作为今文经典,其折射的正是汉代以来的今古文之争,而其经义分歧又可以归结到孔子的政治归旨到底为何。

那么,孔子在什么背景下提出千乘之国的问题,其背后的关切与所指是什么?孔子之世周文疲敝,礼坏乐崩,诸侯各自为政,天子无权号令天下,此为基本背景。依古文经学观点,《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故孔子举《周礼》意图恢复周道,回到诸侯各守其封疆、以藩屏周的政治格局中。依今文经学的说法,《王制》为素王改制之书,圣人忧王道不行、天下分裂,故作《王制》以尊天子,抑诸侯。王畿千里,诸侯百里,天子力量远远大于诸侯。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推测,即孔子之意在于构建一个王权至盛的天下结构,天子在此结构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央集权的秦汉之制,来自圣人之意。程大璋云:“凡政治之进,始于诸侯封建而进于中央集权。《王制》书中多尊天子而抑诸侯,说者以为孔子开后世君主专制之风,不知政治阶级固必经此而后能入于共和时代也。《王制》之旨,即今政治家所言中央集权之义也。”又云:“汉之封建与郡县并行,景帝后诸王不能自行置相,其法实本于《王制》也。”这虽然带有明显的现代人视角,但其揭示的政治制度之演化未必不是孔子所考虑的,而据此树立的孔子形象是创制立新的,而非因循保守的。

回到“道千乘之国”本身,郑玄认为《王制》所载为殷制,皇侃沿袭郑玄的解经思路,把包咸“千乘之国为百里之国”的说法理解为殷制。这样孔子的话语背景就是在周制的时代谈论殷制,那么今文家所言孔子改制,即是孔子以殷制建立自己的新法度。还有一种可能,千乘之国为百里之国,却不是殷制,而是孔子通过损益三代而制定的新法度。如果孔子言及“道千乘之国”的预设背景是《周礼》所言的周制,则孔子是从周之文;而如果预设背景是《王制》,则又分出两个可能:如果《王制》所言服制为殷制,则孔子是借殷制来攻击凋敝的周制;如果《王制》为孔子立制改革之大法,则孔子是自己叙说一套新法度。第一种情况下,孔子想借助恢复周公之制来廓清乱世;第二种情况下,孔子以一种叛悖的方式,变周之文而从殷之质;第三种情况下,孔子为万世立法,为改制素王。由此,紧随“道千乘之国”之后的“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五事)也具有了不同的含义:或言及古制以范围今人,或自为新法以颠覆时政。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孔子“从周”或“改制”的问题,前者以孔子之旨为复兴,后者以孔子之旨为革命。

由此可知,今古文之间的解释张力导向不同的理论终点:古文重历史细节的补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历史化的经学语境;今文重义理的裁断,并由此导向圣人的创制立法。廖平《今古学考》云:“《论语》因革损益,惟在制度……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故孔子言及“道千乘之国”的根本归旨在今古文的阐释语脉下有了不同的解释方式。我们要在梳理这种张力的过程中深化对经典的认知,以融通经典背后的义理,体悟圣贤的思想力度,在新的时代下重构传统文化之厦,建筑“文化自信”的堡垒。

(胡兆东,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王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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