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和教训（从清末知识分子之双重心态）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施变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试图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教育等进行全方位变革，以挽救大清统治。9月28日，慈禧太后下达谕旨，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6人，即所谓的“戊戌六君子”，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命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变法之核心领袖则出逃海外；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至此，宣告历时103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晚清知识分子第一次“救亡运动”流产，给后世留下了深刻之经验教训。“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之结果，其中晚清知识分子群体激进又保守之双重心态是重要原因。在此，笔者就来谈谈知识分子双重心态与清末“维新变法”失败之关系，欢迎行家点评。

01.甲午惨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危机加深，站在时代前沿，关注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不免走向极端

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下耻辱之一笔，即是《马关条约》，出卖大量权益之同时，承认朝鲜半岛独立，宣告历时数千年之华夏“宗藩体系”彻底瓦解，大清在远东之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谈判之前，日本态度蛮横，李鸿章试探性询问可否减少条款，可陆奥宗光却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如此盛气凌人之话语，实乃是对中华之藐视。曾几何时，处在东亚国际秩序去中心的华夏，一向以“天朝上国”之姿态面对“倭奴”日本，从未将其放在眼里。唐朝白村江之战、明朝抗倭之战、壬辰倭乱等等，中华无不是碾压着日本，让其一点脾气都没有。可如今一切都变了，日本崛起，中华却衰落。

惨败甲午，被日本痛打，还割让权益，可谓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成了西洋眼中的“东亚病夫”。为此，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之狂潮，德、英、俄、法等纷纷划分势力范围，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对此，深受传统儒家孔孟思想影响，标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站在时代最前沿，感受到了危机之来临，他们迫切希望能改变现实，挽救中华之危机。强烈的危机意识、救亡意识，使得知识分子的心态走向极端、偏激、盲目，他们希望迅速改变贫弱之现状，希望一夜之间就能变强图存，再次站在世界民族之巅峰。此种心态，不切实际且代价很大，却也可以理解，可以短期内被大众所接受。

甲午惨败后不久，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到：“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维新派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民族危机之严重，中华到了“亡国灭种”之边缘。接下来，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 政考序》中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体， 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养成之，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可以看出来，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背景下，晚清知识分子之心态是偏激的，也是冲动的。

02.全方位之大变革，排挤一切“保守”势力之做法，激化矛盾，孤立自我

当欧美列强两次用“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打开中华大门时，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彭玉麟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掀起了一场旨在挽救大清王朝统治，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洋务运动”。他们打着“自强”与“求富”之大旗，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办工厂，推动大清近代化。但是，实践证明，仅仅变革技术的“洋务运动”不足以拯救大清；甲午惨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自强”成了一句笑话。对此，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维新知识分子觉得有必要来此全方位改革，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进行大变革，给大清来次“大换血”。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说：“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此等改革之心，何其迫切。

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梁启超走向了极端，他们改革面过广，力度也深，可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这注定他们会遭受强烈反对，改革推进困难重重。就拿政治改革来说，维新派重点是裁汰冗员，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中央衙门裁撤；地方督抚也来次大变动，湖南、云南、广东巡抚被裁撤，巡抚事务由同城总督兼管；河东河道总督裁撤，由河南巡抚兼任，其余地方官员也做相应裁撤。裁汰冗员有错吗？答案是没错，可问题是力度大，没循序渐进，没配套措施，致使下岗官员失去生计来源。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如是说到：“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如此一来，怎能不出问题，怎能没阻力，又怎会成功。

激进改革政策，必然遭受强烈抵制，说明维新知识分子政治上不成熟，难以承担起救亡图存之重任。那么，他们可否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呢？答案是否定，维新知识分子将一切中立官员，包括洋务派官员等，都视为阻碍改革之势力，没对他们进行争取。例如，李鸿章打算加入梁启超组建的强学会，并赞助5000余两白银，可被无情拒绝。其实，李鸿章是赞同维新变法的，只是没康、梁等知识分子那么激进、偏激罢了。戊戌政变后，李鸿章对慈禧说：“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为康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失去李鸿章，无疑是康、梁维新变法失败之重要原因。李鸿章，何许人也？洋务派主要领袖，被誉为“东方俾斯麦”，虽说言过其实，却也证明其能力确实很强，否则也不可能在波涛汹涌的晚清政局站稳脚跟，还有所作为。

缺少成熟政治家之参与，康、梁等维新知识分子感觉改革困难重重，看不到实际效果。为此，他们又走向另一极端，即是邀请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主持维新变法，并让出部分主权，争取列强支持。这就不对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害苦了大清王朝，导致中华在远东之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此时，康、梁等居然想邀请伊藤博文来主持变法，拱手让出大权，这势必会遭受强烈抵制。御史杨崇伊直接上奏慈禧：“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而慈禧一旦表现出对变法之抵制，康、梁则又走向极端，即是想暗杀慈禧，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还政光绪。如杨崇伊所言：“康逆潜蓄异谋，托辞变法，乃弟便服私入椒途，剪发改装，见诸奏牍，同心谋逆，立有合同，无人不知，惮于发难。”可以说，康、梁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理性精神，连邀请外国人主持变法，暗杀慈禧之事都能想得出来，其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03.“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心态，却不得不屈服现实，走向相对“保守”

知识分子走在时代最前沿，深刻感受民族危机之严重，由此而焕发出强烈之民族救亡意识，以致走向极端、偏激。但是，觉醒的毕竟是少数人，而不是普通平民大众，更不是保守的封建官僚，“精英独自觉醒，大众在沉睡”是当时社会之真实写照，康、梁等不得不面对现实。如此，康、梁等维新知识分子一方面高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立宪等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向现实屈服，继续抬出数千年来备受封建士大夫、普通民众所认可的孔孟思想，走向了相对之“保守”，回归了传统。此外，康、梁等人本身就成长于传统社会，从小就受传统儒家思想之熏陶，这注定他们无法与传统彻底决裂。如此，维新知识分子在走极端路线之同时，也适当的“保守”，并借助传统来实现改革目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出炉便是证明，这两部著作是变法之理论依据。

《新学伪经学》言：“始伪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且为断烂朝报”。认为，历朝所信奉的古文经乃西汉刘歆伪造，是为王莽篡汉服务的政治工具，不足为信。

《孔子改制考》言：“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主，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春秋，诗皆言君主，惟尧典特发民主义，自钦若昊天后，即舍嗣而巽位，或四岳共和，或师锡在下，格文祖而集明堂，辟四门以开议院，……故尧典为孔子之微言，素王之臣制，莫过于此。”重新对孔子进行解读，并赋予其资产阶级之思想。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显然不是为了研究孔子和经学而撰写，其目的是为了借助孔子进行改革，玩“托古改制”，以减轻变法之阻力。在康有为看来，古文经是假的，大伙被欺骗了几千年，难道如今还要继续被欺骗吗？难道就不进行变革，还原经书本来之面目吗？接下来，康有为将孔子塑造成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孔夫子老早就有自由、民主、平等之思想，还主张开设议会，实行宪政。封建士大夫均为孔子信徒，熟读孔孟之书，康有为显然是想以此来堵住反对者之嘴巴，拿孔子做挡箭牌。当然，这并没啥效果，因为康有为给孔子附会太多神秘之东西，将孔子弄得面目全非，不但未能得到士大夫之支持，还遭受保守势力强烈抗议，原本中立的官员也走向维新派之对立面。

04.专制主义政治生态下，追求近代化变革之雄心壮志，结果是自我否定

传统政治力量之阻力过大，维新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将儒家思想资产阶级化，并将其作为变革之理论依据，这是知识分子相对“保守”之一面。此外，秦汉以来日益强化的君主专制政体，使得知识分子在追求政治变革时，不得不面对这严酷之现实，以致畏首畏尾，生怕得罪最高当权者，得罪皇权势力。如此，注定他们改革具有保守性，缺乏必要之魄力与创新。甲午惨败之后，康、梁等强烈呼吁进行变法，其重点领域是变革政体，开设议会，实行宪政，玩“君主立宪”制，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独具眼光的。但是，等到真正落实变法措施时，却再也不提议会、宪政，而是主张裁汰冗员、开设工厂、奖励实业、兴办教育、创办报刊杂志、翻译西方书籍，等等。可以说，维新变法在落实具体措施时，跟之前的洋务运动没啥两样，还是停留在“器物”层面，并没深入“制度”层面，这是维新派向旧势力妥协之表现。

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对维新变法如是说：“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依然是“洋务运动”之老调，没啥新意。

曾几何时，甲午惨败，列强乘机掀起瓜分中国之狂潮，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知识分子强烈呼吁变革，开设议会、实行宪政，以此来应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可落实变法时，议会、宪政，何在？这足以说明，维新知识分子已经向现实妥协，走向了“保守”之改革道路，对自我进行了否定；改革之雄心壮志，终究抵不过现实之残酷，他们只能回归传统，否定自我。

从上述可知，清朝在甲午战争中遭遇巨大惨败，传统“宗藩体系”彻底瓦解，中华在远东之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宣告了以“自强”与“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破产。此时，列强乘机掀起瓜分中国之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走在了时代前列，他们强烈要求进行一次彻底变革，扫清一切阻碍近代化之障碍，其思想不免走向极端、偏激，从而遭受保守势力之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两千余年之专制主义传统，构成了改革之巨大阻力。对此，维新知识分子又不得不向现实进行妥协，走向相对之“保守”，甚至是自我否定。此种极端、偏激，又相对保守之双重心态，是维新知识分子力量弱小且政治不成熟之表现，这注定他们无法实现救亡图存之目标；维新变法运动只能是“百日维新”，变法实施103天后，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发动“戊戌政变”，宣告维新变法失败。

参考文献：《明定国是诏》、《戊戌政变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梦蕉亭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