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历史与文化问答（俄罗斯文化小记）

1874年夏天，成千上万的学生离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讲堂，来到乡村，隐姓埋名，和俄国农民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走到人民中去”，期待能在这里找到与自己有手足之情的新同胞。此前，这些年轻的先行者中很少有人到过农村，他们幻想这里是一片和谐之地，见证着俄国农民天然的社会主义属性。因此他们坚信能在农民中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以及民主事业的奋斗盟友。学生把自己称作“民粹主义者”“人民公仆”，他们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人民的事业”。其中一些人模仿农民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甚至对他们的“简朴生活”也身体力行。为了能对农民兄弟有所贡献，他们学起了手艺，并且拿起书本和小册子，教农民兄弟识字。通过融入农民的生活，分担他们的生活重担，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希望能赢得农民的信任，并唤醒他们对自己糟糕的社会地位的认识。

俄罗斯中部的一条典型的只有一条主干道的村庄（约1910年）

这并非一次普通的政治运动。“走到人民中去”是某种意义上的朝圣，加入其中的人无异于那些到修道院中寻求真理的修士。这些理想主义的美好希望源于农奴的解放。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年写道：“每个俄国人首先是一名俄国人，然后才属于某个阶级。”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是“俄罗斯人”，并把向农民靠拢作为一项文化使命，教育他们成为公民，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实现俄罗斯的统一。

就是在这一愿景下，学生走到人民中去。他们从小浸淫在欧式的贵族庄园和大学里，现在将来到一片陌生之地，体验一种基于“俄罗斯准则”、全新且有道德的生活。他们认为解放农奴是拯救俄国罪孽深重的过去，由此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将应运而生。

一些民粹主义者离开父母，住进了“劳动公社”，这里的一切都是公有的（有时甚至还包括情人），其理念来自激进评论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62年所写的一部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怎么办？》。这部小说向读者描述了新社会的宏伟蓝图。它成为年轻革命者的圣经，包括年轻的列宁，他说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一生。公社的精神、禁欲式的生活，以及学生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汲取的唯物主义信仰都留存了下来，成为他们对抗旧社会的精神力量。

摄于20世纪的位于莫斯科红场的俄国博物馆

学生与知识分子同样为“农民问题”感到纠结，这种情绪主宰了1861年后的俄罗斯文化。随着农奴获得解放，其他阶级不得不承认他们也是公民。一夜之间，关于俄国命运的老生常谈与农民的真实身份紧密联系起来。

农民问题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严肃学科，包括地理、哲学、神学、语言学、神话学和考古学。

作家也专注于刻画农民的生活，农民成为了十九世纪“时代的英雄”。1852年屠格涅夫的名作《猎人笔记》出版后，读者第一次在俄国文学作品中看到农民被刻画成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个体，而不是过去千篇一律充满感伤情绪的牺牲品。在屠格涅夫笔下，农民既有能力操作实务，也心怀高尚的梦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认为农民是有道德的人，代表了“俄罗斯的灵魂”，他坚称，农民“将会指引我们新的道路”，别说要去教育他们，“反而是我们要向人民的真理鞠躬请教”。

屠格涅夫

俄罗斯国内在农民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共识，过去西化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现在逐渐平息，双方都意识到俄国需要在全盘西化与吸收本地传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民粹主义是这种融合下的文化产物，并且成为一种全民信仰。19世纪对民俗文化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关注席卷欧洲，其中以俄国知识分子最甚。

给农民带来解放的自由主义改革精神，继续在1860年代到1870年代影响着政府对农民的措施。随着农民脱离贵族的管辖，人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就是现如今农民已经成为社会的责任：他们已成为公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