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历史上的记忆（那一场关于内蒙古大兴安岭声名的文化盛宴）

兴安往事之 致敬几位大儒

在歌声与激情同步燃烧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获得了空前高速的发展。至少有25座代表着当时工业化水平的城镇出现在昔日苍茫寥阔的大兴安岭深处。一个森工局就是一个新兴城镇、一个城镇就是一个森工局。在共和国当时十分薄弱的工业体系中，以木材生产为主的森工局正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空前辉煌。

1960年的牙克石铁西林业工业区 图片来自《跃进中的大兴安岭》

从1953年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开始，到1961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至少向外输送了2000万立方米木材。这个数据来自于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叶圣陶的日记里怎么会出现林区的生产数据呢？原来1961年的夏天，叶圣陶曾同其它十几位作家、学者曾分批深入到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进行访问。

这一行人的具体名单现在已无法找到，但从后续的一些著述中，还是可以清晰寻到这些名子：老舍、曹禺、费孝通、冯友兰、章伯钊、翦伯赞、梁思成、韩儒林、吴组缃、范文澜、吕振羽、端木蕻良、李斛、王冶秋、翁文灏……这些闪亮在中国二十世纪星空之上的名子，个个光彩夺目。他们组团出现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深处，怎能说不是一件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文化史上的盛事，而后来，关于大兴安岭的声名的传播，这里面的很多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时间回溯到1961年。这一年，经过14年建设的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已完全脱胎换骨，“东林西铁、南牧北煤”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乌兰夫同志邀请，中央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文联先后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内蒙古参观团分批到内蒙古进行了访问。

叶圣陶、老舍、梁思成等人于8月7日由海拉尔来到牙克石。8月8日早由牙克石出发乘火车赴甘河，当时牙林线铁路尚未修通，甘河是铁路的终点，火车到达甘河已是午夜。当日早晨出发前，叶圣陶曾与梁思成一同参观尚未竣工的牙克石宾馆，从叶圣陶后来的日记中看，梁思成这位大建筑家貌似对牙克石宾馆这一欧式建筑的设计评价并感冒，日记原文写到“思成谓设计颇有缺漏，不讲经济，不多为使用之人着想”。牙克石宾馆建成后至今仍在使用之中，不知梁思成所指的设计缺漏在后续的使用中是否产生过影响。此事算做一条花边记录于此。火车在图里河的岭顶站小停，这里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王冶秋、端木蕻良等人的文章中多次做了描述。也许该在岭顶设一处观景台，将来林区的旅游线路上就多了一处有文化底蕴的卖点。

图里河岭顶一带风光 赵传河 摄

8月9日一行人乘森铁小火车抵达甘河林业局库中林场，在原始林中观看了伐木演示并简单野餐。叶圣陶对此写下了一段相当优美的文字，他写到：挑定一处地方，在地上铺了几方毡毯，大家坐下来。我学几位同志的样，索性躺下来，伸展四肢、仰面朝天，看明蓝的高天和悠闲的白云。落叶松的树冠并不相互邻接，因而不至于翳天蔽日，阳光漏下来，照得身上微微发汗。望着那些树干，挺极了，好像不是静止的，棵棵都在向上伸……后来老舍在归途中用一句话幽默了这次行程——“野餐八百里矣”，用东北方言翻译过来就是“八百里赶张嘴”，哈哈。

老舍等人在甘河原始林中采风 夏兆瑞 摄

翦伯赞、韩儒林等人则是于8月29日到达的牙克石，同样于次日去了甘河，但随后的行程中增加了到阿里河的参观内容。他们访问了鄂伦春人的新居，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鄂伦春的变化进行了记述。遗憾的是，没有他们参观嘎仙洞的记录。而在整整20年后，几乎同样的季节，当年曾陪同翦伯赞一起到阿里河参观考察的一个叫米文平的年青人，在嘎仙洞的石壁上发现了北魏拓跋鲜卑祭天的祝文，用实物印证了大兴安岭就是当年拓跋鲜卑出发的地方。

阿里河嘎仙洞 李明 摄

在这些大学问家为内蒙古大兴安岭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中，有两件需重点讲一讲。讲之前先强调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这些人参观访问的和后来在作品中提及的大兴安岭，虽然没有加“内蒙古”来定位，但所指皆为内蒙古大兴安岭，因为当时处于黑龙江境内的大兴安岭北坡还没有开发，那部分大兴安岭的正式开发要迟至1964年，所以这些作品中的大兴安岭确指的是内蒙古大兴安岭，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先来讲老舍。在内蒙古参观访问之后，老舍写下了《内蒙风光》一文，记述了内蒙古之行的感同身受，其中第一篇章即为后来入选小学教材的《林海》。也正因为这篇《林海》使后来凡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国人都知道了大兴安岭。这对传播大兴安岭的声名，起到的作用是无以伦比的，仅此老舍先生应该得到大兴安岭人民的致敬。不仅如此，最苦逼的是这篇课文的课后要求背诵第3至6自然段，“目之所及，哪里都是绿的……”我凶悍的班主任老师因我背诵不够流利罚写我数十遍，因此关于大兴安岭“多少种绿颜色呀：深的，浅的，明的，暗的，绿得难以形容，绿得无以名之”深深刻在脑海。许多年以后，每当我乘车去林区各地出差的途中，望着满眼的绿，脑子里浮现的都是老舍的句子。

林海风光 李明 摄

老舍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著作等身。1968年，老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且获投票第一。然而老舍已于此两年前的盛夏，饱含屈辱地投入太平湖，那会儿太平湖的荷花开得正艳，宋时的周敦颐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遗憾地颁予了川端康成。一直到差不多35年后，莫言才成为大陆第一位获得此奖的作家。得知莫言获得诺奖的消息时，我恰在北京，就住在老舍故居的附近，怀抱着一种崇敬、一种缅怀前往瞻仰，遗憾的是，那天竟逢老舍故居闭馆。推开那座小四合院挂着锁的门，仿佛看见先生搬着他心爱的花出出进进，他的脚下跟着一只可爱的猫。

第二个要讲一下的是翦伯赞。翦伯赞在此行后撰写了一篇《内蒙访古》，原文于1961年12月13日刊发于《人民日报》，后来文章的前半部分古长城和昭君墓的内容节选入高中语文教材，关于大兴安岭的章节《历史的后院》没有选录。但这没有减弱翦伯赞对大兴安岭的影响，因为在《后史的后院》一节中，翦伯赞开篇就说了一句极其极其经典的话，他说：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

从此大兴安岭是“中国历史上的幽静后院”一说广为人们所引用。也可以说“幽静的历史后院”一说的出处就是翦伯赞那次大兴安岭之行后撰写的《内蒙访古》一文。

可以说，1961年的那个夏季，大兴安岭的声名因为这些大家的手笔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并且在这些人的文章中还有很多处十分详尽的描摹了大兴安岭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比如端木蕻良在《在内兴安岭原始森林里》一文中，细致入微的描述了弯把锯和油锯伐木的工作流程，并且记录了一种叫做“51型鱼钩”弯把锯。文中说：这种工具由一个人操作，在每五个锯齿之后便排列着一个缺口，叫作“刨仓”，从这里可以带出锯末来，加速锯的运行。这些难得的历史资料对于了解大兴安岭历史文化弥足珍贵，况又皆出于大家之手，实在是大兴安岭的一件幸事。

第二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将这些作家、学者著述的文字编辑成书，出版了散文集《远域新天》、诗集《碧野春风》，并有画集。

几经周折，终于淘到了一本泛黄的《远域新天》，心怀崇敬缓缓翻开，半个多世前的那个夏天在铅印有文字中舒展而来，记下这篇文字致敬这些传播内蒙古大兴安岭声名的巨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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