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什么比较轻武（宋代为何国力不武）

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六月，南宋孝宗赵昚在绵绵细雨中即皇帝位。冒着冰凉的雨丝，他手扶龙辇，步行将太上皇（宋高宗赵构）送至德寿宫，也完成了新老官家的最后交接。赵昚是宋太祖的七世嫡孙，他的即位，意味着赵宋的皇位又回到了太祖一脉。两宋共十八位皇帝，南北各九。北宋的九位，除了开国的宋太祖之外，其余的八位俱属太宗一系；南宋的九位，除了起首的宋高宗之外，其余的八位则都是太祖血脉。这也是一个可以给人很多联想的巧合。

宋孝宗是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官家，这是古今史家的定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代卷》：〈宋孝宗〉，曾概括了他在位二十八年的志业：

即位之初，起用张浚，追复岳飞，锐志恢复。隆兴元年（一一六三），北伐之师溃于符离，遂与金人重订隆兴和议。其后，虽倚虞允文、王淮等以谋恢复，然终无成效。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传位于儿子赵惇（光宗）。在位二十八年。

这里所说的“恢复”，就是收复为金兵所侵占的北方领土，光复祖宗基业。然而从“锐志恢复”到“终无成效”，其一生的悲凉也尽在其中。正是有了屡战屡败以及屡败屡战的经历，使他对本朝的武力问题有了很深的感触和思考。干道七年（一一七一）之后的几年中，他多次向大臣提出同一个问题：

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惟用兵一事未及。 本朝文物家法，远过汉唐，独用兵差为不及。

大臣对此的应答是：

我宋立国大体，兵力虽不及于汉唐，而家法实无愧于三代。国家自艺祖开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圣相承，深仁厚泽，有以固结天下之心。盖治体似成周，虽似失之弱，然国祚绵远，亦由于此。汉、唐之乱，或以母后专制，或以权臣擅命，或以诸侯强大、藩镇跋扈，本朝皆无此等，可以见祖宗家法，足以维持万世。

君臣的问答虽然各有重心，但在本朝的“武力”问题上，却都透着窘迫与无奈。这正是两宋三百年朝野上下的一个最大“痛点”，也是自“艺祖开基”以来，始终未能突破的一大困局。

应该说，除了“国力不武”之外，宋代在其他方面都还是成功的。第一，三百年间，基本没有发生过宫廷内乱；第二，三百年间，君臣之间的秩序始终是稳定的；第三，三百年间，朝廷与地方的秩序始终是稳定的。确如孝宗君臣所讨论的，诸如“母后之乱”、“权臣擅权”、“诸侯强大，藩镇跋扈”，所有这些汉唐王朝的痼疾，“本朝皆无”。

甚至还可以列出其他几点，如经济文化的长期繁荣，如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三百年中未曾发生过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诸如等等。另外，在宋初的统一战争中，宋军的表现也差强人意。凡此种种，都是其“内治”成功的表现。宋朝的“国力不武”，主要表现在开疆拓土和抵御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如辽、西夏、金、蒙的军事挑战与武力冲击方面。

一是始终无法重建汉唐时期以中原王朝统御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秩序。两宋三百年间，无论是北境的契丹、女真、蒙古，还是西北的党项，西边的吐蕃，抑或西南的大理，几乎都是以“邻国”而不是“属国”的方式与宋并立，这些“邻国”自身的民族意识、自立意识，以及与中原王朝抗衡、争锋的意识显着增强，汉唐时期那种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统御周边各民族政权的政治格局不复存在。

虽然在文化心理上，两宋朝野不乏“中国是尊的我族中心主义”，而“以与外族建立平等关系为耻辱”，但在国家外交政策上，宋朝的确没有汉唐帝国的那种“君临天下”的雄心。从宋太祖开始，宋朝就十分谨慎、十分务实地将治辖权限定在汉民族的主要积聚区内，成为“中国历代疆域最小的统一王朝”，同时也成为一个“严阵以待的国家”，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始终面临着来自“邻国”的军事压力。

二是在应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冲击时软弱无力，国防危机日甚一日。宋太祖时期，宋辽之间大致维持了和平共处的局面。宋太宗之后，宋辽关系急剧紧张，爆发过多次规模不等的战争。北宋中期，据宋方统计，宋辽之间先后“大小八十一战”，宋军“才一胜耳”。其中，雍熙（九七九）北伐，北宋总兵力三十余万的三路主力大军竟全部惨败，不但牺牲了号称“杨无敌”的名将杨业等一批将领，宋太宗本人也中箭负伤，一度下落不明，太祖的长子在混乱中曾被提议为帝，成为他后来自杀身亡的导火索。

在宋辽大规模的主力决战中，双方唯一打成平手的是澶渊之战（一○○四）。这次战役，先是辽朝军队一路打到离北宋首都不到二百里的澶渊，后有寇准力促宋真宗“御驾亲征”。在澶渊对峙十余天之后，宋朝被迫签订了带有“弃地”、“赔款”性质的“澶渊之盟”，辽军全线撤兵。据记载，宋朝君臣在讨论是否“御驾亲征”时，争论激烈，老臣毕士安虽然最后同意了寇准的方案，但要求这位新宰相必须确保官家的安全，交回一个“鹘仑官家”。“鹘仑”即“囫囵”，意为完整无损：

寇准初相，仓猝奉上（真宗）以行，当时相传，毕士安有“相公交取鹘仑官家”之语。

“澶渊之盟”后，虽然宋辽双方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局面，但“城下之盟”的屈辱，对北宋朝野的刺激很大。在后来双方的各种军事交锋中，辽朝也始终占据着上风。

与辽朝不同，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曾为北宋的藩属。宋太宗时，双方关系开始破裂，至北宋中期，党项领袖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北宋君臣对这种政治“叛逆”极其愤怒，“群臣争言小丑可即诛灭”。但在宋夏战争中，北宋竭尽全力，调动了“最强”的军队，选用了范仲淹、韩琦等当时公认的一流人才，却仍然无法取胜。

《长编》记载宋、夏之战的基本情形是：北宋一方“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北宋“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宋神宗则说：“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盗边也。”

边防危机快速拉升了宋代军队的数量。宋太祖时，北宋军队总数为二十万人左右，太宗时上升到六十万人，宋真宗末年已经接近百万，至宋仁宗宋夏战争之际激增至一百二十五万，此时军费开支要占政府收入的六分之五。掌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报告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冗兵”带来的“冗费”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宋王朝开始因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而深陷困局，同时也在“积贫积弱”中一路下滑，先遭“靖康之难”（一一二七），终为“崖山之亡”（一二七九），在女真和蒙元强大的军事冲击下，北宋与南宋先后亡国。宋王朝因此曾被史学家定位为“历史上怯懦可耻的一个朝代”，宋代军队则被定位为历史上“最弱”的军队：“在历代王朝中，宋朝的禁军是最弱的。无论是开封还是临安，在少数民族军团面前，都脆若琉璃，一碰即碎。”

一个内政稳定、经济文化长期繁荣的王朝，为什幺会在军事上如此不堪？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预知矣。”前文中我们曾两次引用过这句话，用以说明宋初政治对两宋王朝的积极影响；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宋初的军政体制、宋初的政治传统对宋代国力、国运的另外一些复杂影响。

可以肯定的说，宋朝“国力不武”的根源之一，恰恰就是为“本朝太平”奠定基础“祖宗家法”。例如，为了防止地方拥兵自重，宋初通过各种措施取消地方战斗部队，使所有的战斗部队，即“禁军”完全归中央调动和统属。在禁军的布防上，将一半以上的兵力集中在首都开封，其余一半根据需要分散调配至各地及边防。这样，可以保证首都与地方在兵力布防上内外相制。这种“内外相制”造成的结果，一是边防兵力不足，二是首都兵力闲置，三是边防紧急，必须增兵时，首都的兵力也必须随之增加，从而导致军队数量的迅速攀升。

为防止禁军将领的拥兵作乱而实行的“更戍法”则规定：禁军各部每三年更换一次戍守的防区，更换时将领不动，这样就可以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领和士兵之间形不成固定的关系和密切的感情。这种兵将互不相知，显然是以弱化军队的战斗力为代价的。例如宋太宗“雍熙北伐”时，三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战后，大臣张洎沉痛地指出，“兵将互不相知”是导致此次惨败的重要原因。

就宋初形成的整个军政体制而言，是以增设机构和分化职权，使官员（包括武将）彼此制约为原则的。中央禁军有三个系统，合称“三衙”，“三衙”互不统属，彼此制衡，各自分别对皇帝负责；但“三衙”只是“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发兵之权，即对禁军的调动布防权则归枢密院；枢密院又不是单纯的军事机构，枢密院的首长枢密使与宰相一样，是朝廷最高行政长官之一。宋代宰相所在的中书门下省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对掌文武二柄”。这种互相牵制的局面，不但造成了叠床架屋式的军政官僚体制，也使其军事决策的迅速性和准确性大为减弱。

上述军政体制的基本精神十分明晰，就是防范武将的权力过大。宋太祖因“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又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清除潜在的军事政变。二者场景不同，但都强化了宋代高层对武将的防范，也形成了猜忌武将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不但对宋代军事力量的发挥一直产生着消极影响，甚至还会在某些关键节点上导致“自毁长城”的灾难性后果，如岳飞被害就是一桩显例。

但应该指出的是，宋代的“积贫积弱”、国防危机，远在宋太祖之后多年。宋初的军政体制主要是针对五代时期的“藩镇跋扈”、“骄兵悍将”等军事势力的失控而制定的。就当时所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而言，宋太祖无疑是成功的。至于后来出现的诸多危机，其子孙后代显然应负更大的责任。他们只会感叹“祖宗家法最善”，而全不思“祖宗”当年定立“家法”时的创造精神。

结果宋太祖所手创的那一套曾经给宋朝带来兴盛和稳固的军政体制，反倒走向了反面，使这一王朝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局。至于南宋高宗“自毁长城”的残忍作为，虽然与宋初所形成的防范武将的政治传统有关，但这更是一桩“天水朝绝无仅有”的恶行，也是对宋初“不杀大臣”这一“祖宗家法”的公然践踏。

任何制度都不会十全十美，更无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宋初的军政体制是这样，宋初以来所形成的一些相对理性的政治传统也是这样。

如“不杀言官”，“不以文字罪人”等，也会演化为“秀才好立虚论”、“异论相搅”、“国是难定”等政治惰性。宋神宗曾与王安石讨论“先朝何以有澶渊之事？”王安石回答说：“臣读史书，见当时论说终无坚决，上下极为灭裂，如此何由胜敌？”

宋代决策的散漫是有名的：“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既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越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现代社会中“言论民主”与“决策效率”之间的矛盾，在宋代也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王夫之批评说，宋代军事决策的常态是“空谈无实，坐废迁延”，“争论不决，于其争论而知宋之必亡也”，就是指此立论的。

又如，宋初政治总体较为宽松，“不杀大臣”、“不杀士大夫”。虽然在宽松中也强调“惟贪赃不赦”、“治赃吏最严”、“治军最严”，但循着“不杀大臣”的逻辑不断延展，其惩治力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宋太宗时，“治军最严”即成空文，临阵败逃者多得宽免，“未闻戮一叛命”。

南宋吕中说：“国初赃吏有置极刑者，今以赃败者惟罢而已。国初赃吏有不复齿仕籍者，今则有赦原之而已。民之疮疾未瘳，而吏之罪恶已涤。”最后他感慨道，“吏何惮而不贪耶？”可见，文武官吏腐败已无所忌惮，这与“不杀大臣”的政治原则不能说没有关系。而吏治的这种松弛和腐败，也必然全面腐蚀军队，影响到整个军队的战斗力。

宋孝宗时，就讨论过“宰相误国”、“大将败军”是否应处以极刑的问题。有感于吏治的松懈和军事上的失利，宋孝宗曾在一份文件中批示说：

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尝诛戮。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当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诛戮设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

这份批示一出，舆论哗然，“中外大耸”，引起大臣一连串的批评：

唐虞之世，四凶极恶，止于流窜，三考之法，不过黜陟，未尝有诛戮之科。诛戮大臣，秦汉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礼，列圣传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此祖宗家法也。圣训则曰“过于忠厚”，夫为国而底于忠厚，岂有所谓过哉？臣恐议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归过祖宗，不可不审也。

在这次君臣博弈的风波中，皇帝认为“国朝以来，过于忠厚”，而大臣认为“为国而底于忠厚，岂有所谓过哉？”若就事论事，孝宗所言极有道理；若就基本原则而言，大臣的坚持似乎也应肯定。“完美”的状况是，既应坚持“忠厚”的原则，不错杀一名好人，也应就事论事，不放过一名坏人。但这种“完美”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秦汉以来，专制君权（或“挟君权”）的最大弊端就是“草菅人命”、肆意诛戮，而宋太祖确立的“不杀大臣”，作为“祖宗家法”为两宋社会所遵奉，则是“官家时代”君权理性收敛的结果，是一种政治进步。因而，坚持和维护这一“家法”的各种努力显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例如南宋初年君臣上下若能坚守“不杀大臣”的祖训，岳飞被害这样惨烈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由此，正可以看出宋初政治传统与两宋国势、国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